“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說，出自《論語·顔淵》。齊景公問政于孔子，孔子這麼回答的。身為君王，齊景公當然知道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的後果，所以他點頭稱是。

語法上，這話組詞裡的前一字是名詞意動用法，表示“把……當作” 。就是說，把皇上當作皇上，對皇上要行君臣之禮；做皇上的要有皇上的樣子，做臣子要有臣子的樣子……以此類推。

這是孔子所有言論裡最受诟病的一句話。孔丘說“女人和老虎難養”的那個段子，都沒有像這一句成為衆矢之的。如果說彼一句隻是體現生活小節的話，那麼這一句關聯的事體就大了。因為，這句話是在帝王面前受到首肯的，不得了，被說成了“封建專制的靈魂”、“統治階級的符咒”，是中國封建制度的總綱領，孔丘也成了古代封建思想的總代表。尤其是漢代被引申為"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即所謂"三綱五常"；宋代之後更被歪曲成“君叫臣死，臣不死不忠；父叫子亡，子不亡不孝”，演變成害死人的教條。

如今，帝制被推翻已久，在一些“解古達人”眼裡，孔丘成為時代罪人似乎也就有了證據。從革封建制度的“命”的角度看，批判者指這種倫理被專制政治體制塑造成“維護和強化封建等級”的工具。從這種當時的政治需要來看，孔丘的命運就這樣被“注定”了。

這些解古達人比孔丘高明。他能欺負你是死人一個，再不能為自己辯解。他們推翻了曆史，讓那些創造了以往時代的人屍骨無存、聲名狼藉。趕走了前賢，解古達人似乎就如願以償地獲得了曆史的“聖杯”，并順理成章地成為時代的“弄潮兒”。所以，這些解古達人都是“濕身”派的，身上全是時代潮流的泡沫。

按照他們的邏輯，寫下《君主論》的馬基雅維利就更要被挫骨揚灰，永遠釘上曆史的恥辱柱了。為什麼西方人卻并沒有對為人類文明做出曆史性貢獻的前人這樣去發難呢？因為，尊重曆史的人才懂得尊重時代。推翻曆史和創造時代是兩碼事，而承襲曆史則利于創造時代。曾經創造曆史的力量，在今天同樣可能創造時代。我們隻有弄明白孔子這句話是怎麼引領過去時代的，才能夠以同樣的方法和機緣去發掘當下的機會，以引領新的時代。

為了說明問題，我推介一下埃爾曼•塞維斯的《文化進化論》。根據該書的闡述，“親屬稱謂”是關系“文化進化”的重大課題。親屬稱謂與社會生活相聯系，故而具有重要性。而對親屬稱謂的研究，從摩爾根就開始了。摩爾根認為，這些稱謂與标識親屬系譜、描繪親屬關系的等級制度有關。對“親屬稱謂”問題的無知，才導緻對孔丘此語肆無忌憚的批判。

按照塞維斯的觀點，人類曆史上的親屬稱謂分四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自我中心式—家族式的稱謂。這是一種以自我為中心的“小的、孤立的”親屬關系。第二階段是社會中心式的—家族式的稱謂。它包含了原始部落、氏族、世系群等大家族的各組成部分，體現不同家族和社會群體之間的關系。第三個階段是自我中心式—非家族式稱謂。例如，我的老爺、廚師等等。這包括了封建社會等非工業化文明的類型。這個階段的稱謂包含以往社會的全部因素，範圍更大、更複雜，并且有了一些諸如階級、官位、貧富差距和社會頭銜等新的因素。第四階段是社會中心式—非家族式的稱謂。即在現代工業社會裡，社會的規模、密度和複雜性迅速擴大，人們在經濟、社會、政治領域的職務以及社團的稱謂極大地增加了。醫生、先生、教授這些頭銜指稱的是非私人關系，它們都不是家族式的，而明顯是社會中心式的。

據此，結合國學的曆史分期理論進行分析。1952年初，郭沫若在《奴隸制時代》一文中，把春秋戰國之交（公元前475年）定為奴隸制的下限。孔丘主導的這次倫理變革，即是在春秋戰國奴隸制解體、封建社會逐步形成的過程中，社會關系面臨禮崩樂壞的劇烈變化。随着孔丘這次面君所産生的關于親屬稱謂的說法，就對應于塞維斯所說的從第一、第二階段到第三階段，也就是跨越自我中心式—家族式、社會中心式—家族式，發展到自我中心式—非家族式的親屬稱謂關系的變化。

孔丘确定的這個稱謂，因它是在封建社會的早期，受曆史條件的限制，所以形成了它的特征。那就是沒有明确區分這第二、第三兩個階段，卻為第二階段式和第三階段式這兩種稱謂的相互變換留下了空間。從而，促成了社會群體與君王之家之間展開曆史和倫理的較量，在這兩種稱謂關系之間進行合乎情理的轉換。當時來說，在民與君這兩種身份之間有所作為的人，必須十分小心如何稱呼他人，或者被他人所稱呼，否則，小則是僭越、忤逆，大則是謀逆、謀反。

總體來說，孔丘這個稱謂無疑叫響了中國特有的王朝更替、家天下的格局。長期以來，孔丘在自我中心式-社會中心式、家族式-非家族式之間架起的這個親屬稱謂和社會倫理兼具的橋梁，極大地方便了讀書人從自我與社會兩個不同的角度，靈活地去界定個人的社會地位。

要說明孔丘這個親屬稱謂的曆史貢獻，不妨對比一下其他人的做法。現在我們不時能聽到的一個了不得的稱謂是“老子、我”。這個第一人稱的“老子”，其實和傳聞中孔丘的老師、《道德經》的作者李聃之間不存在什麼真實關系。而“老子”這個詞極大地标榜了個人的權能，和佛教“唯我獨尊”的自我稱謂是一脈相承的。它的弱點在于對親屬稱謂關系很含混，體現了社會中心式—自我中心式、家族式—非家族式的高度混合。這和孔丘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稱謂詞還不能同日而語。

孔丘解決了封建秩序的語言與溝通的問題，将親屬關系置于廣泛的社會範圍，置于居于封建社會權力金字塔頂端的統治者面前。孔子借此語梳理了複合在天下君王身上的多重倫理身份。封建君王是社會矛盾最集中的角色，不失時機地參與塑造這個公共角色，而不是消極退避，這體現了孔子的可貴和高明之處。而且，他一次疏通了自我和社會、家族和非家族之間的親屬稱謂的等級問題，使以帝王為核心的官民王朝戰争體系，演變為家族—社會的文化體系。這對于中國封建政治秩序下社會和文化生态的形成具有正面的指導意義。

本來，君王這個角色就是天下标榜的，帝王之家是天下貪求富貴之人膜拜和仿效的第一個對象。按照分形規則來說，天下人都在以迷你版本複制這個家庭，抓住它就等于抓住了封建制度的總命脈。對于沒有官職的一般家庭來說，聖上之家及君臣關系與他無關。但是，由于在帝國日益盛行的科舉制和文官制度的關聯，普通讀書人家或與官府打交道的人家，又必須熟知這君臣規則和無處不在的帝國家庭倫理。隻有理順這個稱謂詞所指明的關系，一代明君才能掌握上崗的密碼。因為它奠定了帝王更替的倫理基礎，所以就促成了家天下格局的形成。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這個稱謂句一語中的，成為中國封建倫理秩序的核心。而這實則是一種社會責任體系，孔子借此強調每個人要盡力做好自己，“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正其名、順其言，如此，齊景公才表示信服。對這個倫理的完善解說，諸如“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十義，成為人們處理傳統社會關系的基本準則。而這個倫理的意義還在于，雖然，帝王的身份通常都是來自于戰争和世襲，如今卻須以天子之家的家庭隐情來換取不可測度的所謂“天威”。

孔丘并沒有權能去制約帝王和皇族，所以這個倫理無論利與弊，都歸于民心的制約。儒學的禮法思想，尤其是孟轲闡發的樸素的民本思想，發揮了積極的作用，制約了封建帝王的不良行為。所以，對這句話的倫理含義以及它在儒學體系裡的意義，還不能加以片面地理解。

社會的親屬稱謂總是随着社會整體的變化而産生一定變化的，試想，誰能夠把自己囿于封建帝王般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倫常裡，兩千多年一成不變呢？那豈不成了困在籠子裡的猴子？今天，掌握了文化進化論的人們，應當和孔丘一樣，認識到這種曆史性的變革需求了吧？

在文化進化的社會裡，親屬稱謂本身也是進化的。不同階段的社會秩序和本土文化産生對應的親屬稱謂。封建社會解體，舊時代的親屬稱謂也必定被摒棄；新社會裡已經不存在君臣關系了，封建倫常裡的父皇與兒臣之間的那些，隻存在于影視作品裡。适應家天下格局的親屬稱謂，把我們帶入了親屬關系的單一實體化、固化和僵化的困境。在劇烈的社會變革、性别交往年輕化和自由化、嚴重的人口老齡化等問題面前，社會正在做出必需的調整。取而代之的社會親屬稱謂，是以“你”、“我”、“他”這三種人稱來分别引領的。這說明社會不再是以某人的親屬關系為中心的，而是分散而獨立的親屬社群關系。

如何完善新的社會階段，也就是塞維斯所說的第四階段——工業發達和市場開放社會裡的親屬稱謂文化，這是我們社會主義倫理道德建設的重要内容。孔丘設置的既簡單又完整的親屬倫理關系，滿足了封建社會的需求，在當下則難以重複。那種以自我和自家為中心的、大一統的親屬稱謂關系，不僅因為涉及個人隐私可能增加年輕人的心靈負擔，而且會造成社會融合的文化壁壘，其适應性得不到保障。接受多元性和交互融合，是我們适用親屬稱謂時所考量的新因素。

百年來，最令人印象深刻、熱淚盈眶的親屬稱謂，大約要算具有比喻意義的“祖國母親”這個詞了。雖然，這不是直接的親屬稱謂，卻反映了國家兒女們對融入親屬稱謂的滿腔熱望。過去在封建的“差序格局”裡大行其道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已經叫不響了，叫不應了，走不出國門了。作為文化實力的一部分，如果我們沒有适應于全球的新的親屬稱謂文化，則不足以彰顯中華文明特有的親和力與“天下大同”的理想。

孔丘建構的親屬稱謂倫理，是以天下“第一家庭”——帝王之家開始，并以其為中心得來的。因而，我們稱之為“第一家庭”式的親屬稱謂，并将它命名為“上喻”倫理，也就是便于普通百姓自下而上往上看的意思。相對來說，現在從普通家庭建構的親屬稱謂與倫理關系，則是“下喻”倫理，它是紮根于普羅大衆中間的。這是方便“第一家庭”自上而下向下看的意思。當然，這個隻是文化視角問題；而關鍵是，你必須完善今人的親屬稱謂和相應的倫理關系，使其具備完整的社會功能，促進社會主義小家庭和大家庭的相互融合與健康發育，這對社會的精神文明建設是不可缺少的。

在新近的一些社會調查中表明，當代中國處在倫理關系中心的，依序分别是父母子女、兄弟姐妹、同事同學和朋友、國家和社會，稱為“新五倫”。與昔日國家“第一家庭”及其倫理相關的因素，現在被抽象為國家與社會，這是個人必須協調的第五倫。所不同的是，在當下，所謂的天下“第一家庭”，其内部無疑也同樣适用這“新五倫”。而且，今天對“第一家庭”的理解，各人在不同的領域裡會有不同的定位，已經不限于特定某人。兩者一緻的地方在于，無論是上喻倫理還是下喻倫理，無論何種“親屬稱謂”關系，都必須解決社會網絡中同質同構的親屬稱謂及其倫理關系的問題。這是社會文化在功能上的需求，與具體的文化類型的差異沒有關系。

綜上，我們要做的是，按照應有的生活态度，去建構今天新的社會關系所适應的親屬稱謂關系。在這條道路上，孔夫子應該是我們的榜樣，而不是絆腳石。

圖片/來源網絡 文字原創/頭條号漢文悍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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