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文明内涵豐富，多元一體，多彩的區域文明推動了中華文明的形成。各個區域的文明彼此保持着密切的聯系，相互交流，相互影響，形成了中華文明核心基因的共性因素。作為中華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區域文明探源是中華文明探源工程中重要的關鍵環節。

8月18日，“區域文明探源的考古學解讀”研究生學術創新論壇在南京開幕，論壇旨在從考古學的角度，探讨長江下遊地區區域文明的起源與發展過程，揭示其在多元一體的中華文明形成過程中的重要作用及影響。多位考古專家、研究生在論壇上闡述了自己的最新學術成果，涉及甯鎮文化、太湖文化、六朝文化等方面。活動由江蘇省哲法史學類研究生教育指導委員會指導，南京師範大學主辦。

太湖流域的發展軌迹，反映我國文明起源多種模式

南京博物院考古研究所張敏研究員認為，“太湖流域是‘中華文明探源工程’最重要的區域之一”，他帶來的學術報告是《鳥瞰太湖——太湖流域文明化進程的宏觀研究》，從太湖流域與太湖流域古文化、馬家浜時期（距今約7000—6000年）的太湖東西、崧澤時期（距今約6000—5300 年）的太湖流域、良渚時期（距今5300—4300年）的太湖南北、文明化進程中的太湖流域等五個方面闡述了太湖流域文明的發展曆程。

張敏認為，馬家浜文化為東方文明的搖籃，出現了原始的宗教禮儀和最初的軍事權力，誕生了文明的基因，初現了文明社會的曙光；距今6000—5700年前後的崧澤早期，太湖流域開啟了社會複雜化進程，太湖北部率先進入了古國階段，“崧澤古國”的出現，将我國的古國時代提前至距今5800年，“崧澤古國”處于部落社會向部族社會的轉型時期；距今5000年前後，太湖南部的“良渚遺址群”與太湖北部的“寺墩遺址群”，構成了兩個政治中心。根據禮儀用器出現的差異性推測，“良渚遺址群”與“寺墩遺址群”可能分屬同一民族共同體中的不同族群。

在張敏看來，太湖流域的地域文明兼具多樣性和統一性，太湖流域的文明化進程有着特殊性和唯一性。中華民族的文明化進程是一幅豐富多彩的曆史長卷，“崧澤古國”與“良渚古國”映襯着中華文明發生曆史性變革的偉大時代，太湖流域的文明化進程為豐富多彩的曆史長卷增添了濃墨重彩的一筆。太湖流域社會複雜化的發展軌迹和社會文明化的演進模式，反映了我國文明起源存在着多種模式。

甯鎮地區早就受到中原文化影響

在一般人的印象中，中華文明最早的誕生地在黃河流域，在六朝之前，江南地區幾乎處于蠻荒之地，與中原文化交流少。其實，甯鎮地區至少從距今約7500年的仰韶文化早中期就開始受到中原文化影響，甯鎮地區始終是中華文明起源和形成過程中不可缺少的一環，一直發揮着重要作用并具有獨特地位。

首都師範大學文博專業的李超告訴記者，從甯鎮地區考古發現的陶器來看，有中原文化因素，如罐、鼎、缽、盆、甗（yan）、鬹（gui）等器型與中原的同類器物存在相似性；仰韶時期彩陶紋飾如圓點弧線勾連紋、寬帶紋等，受到中原地區廟底溝彩陶風格的影響。而且這種相似的程度從仰韶時期到龍山時期逐漸增多，表明了中原文化對該地區的影響逐步增強；中原文化的太陽紋、之字紋、十字紋在江淮地區和甯鎮地區都有所發現。

南朝的玻璃器皿，為何出土得非常少

玻璃器皿，許多人認為是近現代文明的産物，其實早在西漢，玻璃器皿便已漂洋過海來到中國了。魏晉南北朝時期，玻璃器皿成為上層貴族的日常用具，深受時人喜愛。近年來，考古工作者在南京地區六朝高等級墓葬中陸續發現了為數不少來自域外的玻璃器皿。在對這些玻璃器皿年代分布進行梳理的同時，發現了一個奇怪的現象，出土玻璃容器的墓葬年代絕大多數屬于東晉時期，南京及附近地區的南朝（即宋齊梁陳）墓葬無玻璃容器出土。這是為什麼呢？

論壇期間，中國海洋大學文新與傳播學院曲海剛認為，戰争是造成這個現象的重要原因之一。南朝佛教極盛，玻璃器皿是佛教儀式中重要的器皿。而到蕭梁時期，藏于木質佛刹中的玻璃器皿在戰争中損壞殆盡。尤其是549年東魏叛将侯景發動叛亂攻占建康，整個建康在戰亂下幾乎焚燒殆盡。到了588年，隋平南陳，隋文帝出于政治的考慮，“平蕩耕墾”，宮殿、佛寺等建築全毀了，原本存于建康城内的玻璃器皿也随城市毀滅而消失于曆史長河當中。

六朝美男子為什麼大多沒有胡須

魏晉時期是男性審美觀念轉變的重要階段，魏晉男性一改秦漢剛健之風，開始追求女性化的美。很多人想到魏晉南北朝的男性，往往腦補出一位身量高挑、行步顧影、傅粉熏香的美男子。在不少與魏晉南北朝時期相關的影視劇與美術作品中，男性也往往被塑造成沒有胡子的“白面書生”形象，比如《琅琊榜》裡面的梅長蘇。沈從文先生也曾指出魏晉至唐的很長一段時間髭（指上唇處的胡須）須（指下颌處的胡須）均不受重視，“美須髯”和“美男子”無關，然而事實真的如此嗎？

南京大學曆史學院歐萌認為，膚白貌美與蓄髭須并不矛盾，如《洛神賦圖》中的曹植形象即蓄有髭須。考古材料和文獻向我們展示出六朝髭須形象可大緻分為三個階段：漢末孫吳至西晉，髭須被認為是氣血的象征，時人仍重視髭須；東晉至南朝早期（劉宋），貴族門閥掌握審美話語權，而具有文人氣質的貴族與寒門武官集團的沖突使得南朝更加擯棄髭須；南朝中晚期（蕭齊至陳），主動“剃面”（即剃胡子）的行為出現，标志着在南朝貴族階層中女性化的髭須觀念已基本定型。在這一時期，髭須觀念才與女性化的審美觀念完成了真正的統一。

新華日報·交彙點記者 于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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