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熬波”一詞，見于南齊張融《海賦》：“若乃漉沙構白，熬波出素，積雪中春，飛霜暑路。” 所指皆為熬煮海水為鹽。構白、出素、積雪、飛霜，形容的都是海鹽熬制既成時的形态。一鍊構白，淩波素潔，如積雪堆砌于豔春之時、飛霜瀑灑于溽暑之途，俱美極。

鹽在今天實在太平凡、太不起眼了，甚至因為有可能危及我們的健康而受到排斥，鹽似乎成了一個負面的東西。實際上，鹽與我們的生活何嘗有過須臾分離？曾有美食家斷言，世界上最難吃的菜就是沒放鹽的菜。缺少了氯化鈉的生活不光滋味寡淡，還會造成人體電解質平衡紊亂，給生命帶來種種危害。鹽不僅是人類生存的必需品，在國計民生中亦占有相當重要的地位，其消耗量還是衡量一個國家工業化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

今天的中國，幾乎已經不再有人關心鹽的那些事，諸如人類從什麼時候、通過什麼方式來獲取鹽，古代鹽的生産、流通、消費，以及鹽對人類社會發展所起的作用等。然而在歐洲，自從20世紀初法國發掘了一批古代制鹽遺存後，鹽業考古就開始進入學界、乃至社會的視野，并逐漸發展成自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以來的考古熱點，且延續至今。

從中國的情況看，鹽業遺存幾乎都集中在文明的初興之地、人文的茂發之域，可見人與鹽的關系非同小可，甚至可以決定一地之昌盛與否。例如，集中在三峽一帶的先秦井礦鹽遺址、散落在山西的湖鹽遺址，以及《華陽國志·巴志》中記載的蜀郡守李冰主持建設的蜀中鹽井和明人宋應星在《天工開物》中描述的江蘇淮揚一帶的“大曬鹽”等。古代中國的海岸線和今天固然不是一回事兒，但海鹽大多産于齊魯（山東）、吳越（江浙）等東部沿海地帶，這些地區的發展無一不領先于當地，首重經濟。

二

公元前222年，秦将王翦、王贲父子橫渡長江，一舉滅楚，平定江南。嬴政歸并天下後，随即以始皇之名啟動一項影響巨大的國體改革，即廢封建、立郡縣，把周王朝按照血緣分封出去的土地，借設立郡縣的名義又收了回來。秦王朝以獨裁為綱，實行中央集權，建立郡、縣兩級行政機構，形成中央→郡→縣的集權體制。在吳越故地新設會稽郡，置郡府于吳（今蘇州），下轄二十四縣，其管轄的地盤大緻為今江蘇省的長江以南，以及上海、浙江、安徽與之相鄰的一部分。

會稽郡所轄之東南沿海一帶，與其他地區有所不同，除了産鹽，别無更多優勢可言，重鹽多堿的土地上長不出莊稼，農耕技術遠比中原落後，唯以白花花的鹽粒子傲視群雄。司馬遷在《史記》中描述，吳楚“地方數千裡”“東海煮水為鹽”（見《史記·淮南王列傳》），主要指的就是會稽郡轄境内的杭州灣北岸地區，含今天的上海奉賢、金山和浙江的海鹽等區縣。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是大自然賦予人類先民最重要的生存智慧。此地“海濱廣斥，鹽田相望”，民衆“煮海水為鹽，以故無賦，國用富澆”（見班固《漢書·地理志》）。

帶凸木頭柱子的鹽湖

因為制鹽而得到免征賦役的權利，吳郡富甲一方。可見制鹽業之于當地的國計民生是多麼的重要。然而，吳王濞（劉邦的哥哥劉仲的兒子）因此而嘚瑟得很。為防止自己的封國被削奪，策謀造反，裹挾楚、齊、趙等封國的大王，聚衆起事，發起反叛中央政府的“七國之亂”。結果“正月起兵，三月皆破”，最後“卒亡其本”（見司馬遷《史記·吳王濞列傳》）。

秦漢遙遠，那個年代識文斷字的人本來就少，能夠苦熬成儒的更少，結果還都被嬴政坑殺了，書也被他燒毀了，文明于是被腰斬。隻有手持刀戟斧钺的陳（勝）吳（廣）劉（邦）項（羽），以及“七國之亂”這樣的大事，才能在曆史的回音壁上撞出一點點聲響，蹭出一溜火星，散落在歲月的故道上，其餘的，随古迹的湮滅而湮滅，庶幾無存。

三

自古以來，以鹽業生産的原料來源計，可分海鹽、湖鹽、井鹽和礦鹽四大類，不僅中國，全世界皆然。

先秦和西漢時期，今上海地界已成陸的部分地塊均治于會稽郡下轄的海鹽縣。古時候的海鹽縣，轄境遠比今天浙江省境内的同名縣域寬廣得多，并非同一概念。今日之海鹽縣，僅是古海鹽南面的一小部分屬境而己。古海鹽縣大緻呈從東北向西南方向展開的格局，現在上海的金山是它的核心地區。漢武帝時，為反擊匈奴等少數民族對邊疆各地的殺掠騷擾，朝廷不斷擴軍，導緻軍費劇增，财政吃緊。為确保進項，掌管财稅的大臣、搜粟都尉桑弘羊建議，對鹽、鐵之類關乎國計民生的資源性經濟實行官營，以确保财源。武帝聞言大喜，随即下令，将鹽業收攏，歸官方壟斷，集權掌控。其具體的體制性建構，據《漢書·地理志》記載，便是在全國範圍内設置了35個“鹽官”，作為制鹽業的官方管理機構。

值得注意的是，在大江以南的廣大沿海地區，設置鹽官的隻有會稽郡的古海鹽一個縣。按照《後漢書·百官志》的說法，這叫“郡縣出鹽多者置鹽官，主鹽稅”。也就是說，隻有産量特别高、稅銀特别豐厚的郡縣才會設置鹽官，其他則不然。朝廷也是需要計較行政成本的，賠本的買賣不幹。到了元代，由于“國之所資，其利最廣者莫如鹽”（見《元史》卷94《食貨志》），政府對鹽業的依賴更是達到了須臾不可或缺的程度，對海鹽生産實行更為嚴格的管理，實施所謂的“團煎法”，在主要海鹽産區，“并運場，毀運竈，立團煎煮，外立團軍巡緝”，實行高度集中管理，嚴密鹽場組織，使竈戶産鹽盡歸官收，防止私鹽走漏。由此可見，不但杭州灣北岸的廣大地區在古代時即因特産而置海鹽為縣名，而且其發達的制鹽業還為壯大曆代國力做出過突出貢獻。

不獨金山，杭州灣北岸的上海南彙（今屬浦東）、奉賢等地，也曾是古代中國重要的海鹽産地，其清晰的曆史符号留存至今。例如，南彙境内的大團、奉賢境内的四團、川沙境内的六團，以及鹽倉鎮、三竈港、四竈港等，這些乍一聽來仿佛軍事單位的地名，實際上跟舞刀弄槍不搭界，而是古代人對下沙鹽場下設的團、竈等生産單位的稱謂，因襲延用，一直持續至今。

說制鹽和軍事完全沒關系倒也未必，隐隐綽綽間，我們總能察見兩者的某些黏連。元末著名的起義軍将領張士誠就是鹽民出身，因為忍受不了鹽霸、鹽警的欺淩，與同為鹽民的弟弟張士義、張士德、張士信及李伯升等18人率鹽丁起兵反元，史稱“十八條扁擔起義”。還有，明代初葉崛起的全國四大衛之一——金山衛，就是在原華亭縣小官鹽場（又名“橫浦鹽場”）基礎上建立起來的軍事堡壘，統領7個千戶所，勢勁力強。斯時鹽業乃朝廷重要的财賦來源，因而戒備森嚴，實行準軍事化管理。

鹽民張士誠墓

說來有趣，史上縱橫元末明初的著名詩人楊維桢，就曾當過會稽郡錢清鹽場的“司令”，雖然彼司令非此司令，不是什麼軍職，然而發号施令的權威性倒也大抵不差。

鹽民張士誠為什麼要造反，無非一個“窮”、一個“苦”，官逼民反，不得不反。欲窺其斑，且讓我們讀一讀前鹽場司令楊維桢的一首名世之作《賣鹽婦》：“賣鹽婦，百結青裙走風雨。雨花灑鹽鹽作鹵，背負空筐淚如縷。三日破铛無粟煮，老姑饑寒更愁苦……”

四

下沙，方位名詞，多用于水流波浪沖刷堆積而成的沙土質地塊，全國叫“下沙”的不止一處。隻要有被稱為“下沙”的地界，必然還會有上沙。那麼，上海地區的上沙在哪兒？不遠，指的就是崇明島，典型的沖積型沙洲。與之對應，廣義上的下沙指的便是浦東原南彙地區。建立在下沙地上的下沙鹽場一度曾南鄰奉賢、北迄寶山，占據浙西百裡海岸的廣袤地域，先後曾隸屬海鹽、華亭、上海、南彙諸縣。元代下沙鹽場的場使陳椿，在其編著的《熬波圖》序言中，對下沙曾作如下描述：浙之西、華亭東百裡實為下沙。濱大海，枕黃浦，距大塘，襟帶吳淞，揚子二江，直走東南皆斥鹵之地，煮海作鹽，其來尚矣。

古代采鹽場景

上海東南沿海地區從唐末錢镠建吳越國開始，即有煮海制鹽之業，錢镠曾征發民工開挖西起黃浦江、東至下沙的鹽鐵塘，以運鹽鐵。唐代詩人呂渭曾雲：“江南仲冬天，紫蔗節如鞭。海将鹽作雪，出用火耕田。”将當時的煮海熬波，比作了以火耕田。視大海為東南沿海的漠漠田畝。

南宋建炎年間（1127-1130年），官府設立下沙鹽監，下沙地一帶被辟為鹽場。以後，随着成陸面積的逐漸擴大，鹽區一步步東移擴大，至元代及明初而臻鼎盛，集華亭五場之勝，除下沙鹽場外，還有青村、袁埠、浦東、橫浦( 原南跄)四大鹽場，分布于南彙濱海。其中，下沙的規模、産量、質量、稅額均居華亭五場之首。元代時年産量達5680噸，執浙西所屬27鹽場之牛耳，兩浙鹽運使司因此将松江分司的官衙設置于此。

鹽場的生産單位分場、團、竈三級。“團”是鹽場的主要産鹽單位，大緻相當于今天的生産車間吧，每團占地十幾或幾十畝，面積不等。海灘上經曝曬濃縮的海水結晶為鹽鹵，以車船分裝，由水路、陸路運送到各團，上竈燒煮，所謂“煮海熬波”。因為利厚，當時海鹽走私猖獗，所以鹽場在各團壘築土牆，派官兵把守，鹽工們輕易不得逾牆而出，既防堵了外盜，也嚴控了内賊，一舉兩得。每團均有大尺度的鐵鍋，鍋壁厚達6.7~10厘米，口徑大小不一，大至20多平方米，小至幾平方米。竈頭一旦點火，必須日夜不息，連續熬煮。熬煮一鍋鹽稱為“一盤”，晝夜不懈，24小時可煮6盤。大鍋出鹽一盤約300千克，小盤100~150千克不等。“竈”是團下面的“竈座”，他們沒有大盤，隻有小盤，産量低，分散在一條條竈港邊上，定量派給他們鹽鹵，定量上交所煮之鹽，嚴防私鹽販賣。

當時下沙鹽場共有新舊8個分場、27個團，每團下置2~3個竈座，每竈下轄竈戶四五抑或10多家；一個竈的人數不多，竈戶類似小包工頭，手下有幾個或十幾個竈丁；鹽場依竈座位置開鑿運鹽河，作為鹽船進出通道。距今大約900年前，浦東今日的新場鎮是當時南彙下沙鹽場的頭場，時名“石筍裡”。石筍裡毗鄰大海，遍地蘆蕩，當地俗稱“蕩田”。蕩田地勢低窪，重度鹽堿化，無法耕作，卻宜制鹽，于是斫蘆為柴，煮海熬波，是上海地區最早的産鹽地。元代以後，原設下沙鎮的鹽場場部搬遷到新場，石筍裡就此易名“新場”。近年來，新場鎮為招徕旅遊，又重新祭起了制鹽的大旗，一進入該鎮停車場便可見一面石壁高聳，上镌四個隸體大字：煮海熬波。

浦東新區新場鎮

1386年（明洪武十九年），為抵禦倭寇，在裡護塘海堤一側，原下沙鹽場三團所在地，修築起南彙城，設立守禦南彙嘴中後千戶所，屬金山衛管轄。

延至明末清初，由于海灘繼續向東延展，昔日的近海已變身為長江口的灘塗，東奔而來的滔滔淡水一天天喧賓奪主，不斷稀釋着海水中鹽的含量，于稀釋到難以制鹽，海上鹽業遂步入末路，無以為繼。

煮海熬波，手段原始，但氣勢逼人。不能不說，正是緣于這樣一股由大海賦予的氣勢，上海地區的經濟發展自古以來便呈現出一個重要特征，即對當時的國家經濟命脈舉足輕重，有突出的支撐作用，這一特征保持并且一直延續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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