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江晚報·小時新聞記者 潘璐 文/攝

四月初，順豐快遞的派送小車重新出現在街頭巷尾。結束隔離後重返工作崗位的快遞小哥們，面對的是積壓已久的快件、接連不斷的詢問，以及更加嚴格的防疫消殺工作。

我們跟着一位小哥體驗了他一天的辛勞：每天的核酸、反複的消殺、緊迫的時效、公司的考核、嚴格的管控、激增的投訴……

是的，很難，但站在物流安全最後一道防線上的他們，仍需要用雙手為自己和家人掙未來。

嚴格的防控，一身消毒水味

順豐派送車靈活地穿梭在早高峰的車流裡，蔣彬坐在沒有雨棚的駕駛室裡，戴着消毒手套的右手緊握着方向盤，左手支着被風吹歪的雨傘。雨水把工作服背部已經被磨得黯淡的反光條浸得亮亮的。

這天早上的快件比平時更多，一百多個。爬滿鐵鏽的車廂裹着一身消毒水味穩步前進。這氣味來自于快遞行業持續升級的疫情防控措施：貨車進出網點時大型消毒噴槍從内到外的噴淋；分揀帶上配備的自動消毒機；快件被歸入不同片區的快件筐後，值班人員按動的消毒噴瓶。蔣斌已經習慣在消殺流程中被這種氣味浸泡兩個多小時，它意味着安全。

派送車停在街道免費核酸采樣點，這是近來蔣斌每天的必經之地。黃色的外賣車和白色的派送車三三兩兩地停靠在路邊，趕早來做核酸的他們需要這份“工作憑證”。幾分鐘後，蔣斌小跑着從采樣點出來，一骨碌鑽上了派送車，來不及拍拍座椅上的雨水——大雨拖長了網點卸貨裝車和多輪消殺的時間，不變的是兩小時内派件的硬性規定，他經不起任何耽擱。

派送車的終點是這片大型住宅小區大門附近一個不起眼的拐角。影響效率的雨傘被擱置在了坐墊上，蔣彬在漫天雨幕裡快速移動着，把快件一摞摞地擺在小推車上，直到沒過他的頭頂，然後迅速地把車拉到幹燥的拐口處——人可以淋着，快件不行。一車快件需要五趟搬運才能卸完。

大多數時候，蔣彬都彎腰蹲在快遞圍城下的一小塊地面上打電話，濕透的薄外套緊貼着瘦削的脊背。屏幕已經被刮花的備用機是妻子的老手機，偶爾會突然卡頓一下。雨水滴在手機屏幕上，他就在已經被泅染成深色褲腿上擦一擦，接着掃描下一張面單。

“您好，我是順豐，您有一個快遞到了，方便來超市對面拿一下嗎？”為了提高滿意度，70%以上電聯率的考核标準要求順豐小哥在派件前給每個客戶打電話。而無法上門投遞的小區管控，以及各種各樣的取件需求，讓限額報銷的1500分鐘話費往往在月中就告罄。

蔣斌必須提高自己在其他環節的效率來彌補前期花費的時間：先把生鮮挑揀出來馬上聯系；東區和西區的豐巢點需要分開投放；有的客戶要求放到驿站，有的則要求放到門衛處；中午在西區門口取的，晚上八點來豐巢拿的……他用記号筆一一備注，字迹很工整。客戶隻要報出名字，轉頭幾秒他就能準确地找到對方的快件。

在進商鋪取件之前，蔣彬會在門口的地毯上把鞋子踩幹淨再進去；每派完一車快件，他都會将快遞垃圾收好，安置在一邊的廢棄快遞箱裡。餘杭中轉場多人确診後，不少順豐小哥在派件時“走到哪裡都被嫌棄”。恢複工作後的他們，小心翼翼地維護着一份幹淨和體面。

激增的投訴，他不停解釋道歉

往往蔣彬剛送了一圈快遞回來，新電話就接踵而至，随後他就消失在雨幕裡。坐墊上鋪着的快遞袋在十幾次的往返裡被雨水泡爛了，他沒有時間換新的。

一位老奶奶撐着傘蹒跚地走到快件攤前，拿着兩張在拼多多上購買的音頻版蘇州評話。“哔剝哔剝的，不好聽。本來疫情不敢出門還打算在家聽呢，怎麼退貨啊？”蔣彬從黑色快遞袋裡直起身，按了按口罩的封條，一個一個步驟地教老人，“您交給我就行，下次可以選運費險，您就不用自己付錢了。”老人家遲疑地盯着手機上的大字，“原來這麼方便，謝謝你啊小夥子”。

附近商鋪的職員帶着怒氣，把文件袋擲在快遞箱上。“九點就給你打電話了，預約九點到十一點上門，怎麼還不來，到時候發不了了怎麼辦？”蔣彬認真檢查了一遍收件預約單，語氣是一慣的溫和，“不好意思，我們系統是提前一小時才會派單的，現在十點還不到，一般中午肯定會盡快去拿的”，他連着說了好幾聲對不起，直到對方臉色稍霁。

通話則是由疑問和解釋組成的：“雨下得那麼大你讓我自己下來拿，之前都能送到門口，為什麼現在不行？”“這個快遞安全嗎，消毒了嗎？”“現在能不能寄安徽啊，我看有的順豐卡在中轉站了”……

在疫情“黑天鵝”的籠罩下，代表着便利和日常的快遞能否按時送達，成了人們心心念念的問題。無法預計的疫情形勢、各地每天更新的物流防控措施、再次升級的消殺工作、每個小區甚至是每個保安不同的要求和限制，讓快遞行業面臨着更多的不确定性。而客戶所有的疑問和不滿，最終都會指向快遞盡頭的派送員。

蔣彬記得，3月10号晚上，他的電話都被打爆了。客戶們問他，中轉站有沒有問題，他也不清楚，“但客戶會說，我是從你手上拿的快遞啊。”即使是居家隔離的兩周裡，手機鈴聲幾乎也從未間斷，一聲聲都是緊張的質問和焦灼的催促。

蔣彬覺得自己是幸運的。五年前，他開始負責這個片區，很多客戶都是熟面孔，大多能理解他在特殊時期無法上門送貨的困難。但他仍不敢有絲毫的懈怠，因為一次投訴扣掉的工資和工分，就意味着一天白幹了。

懷着這份擔憂的不隻是蔣斌。從3月初開始，多地快遞物流出現了階段性延緩甚至中斷，投訴單量迅速攀升。申訴渠道或是很難起效，或是根本沒有。而大多數加盟型快遞公司采取“以罰代管”的管理方式和“處罰一刀切”的政策，很多快遞小哥，因而成了客戶損失的直接承擔者。

複工後快件堆積，妻子趕來幫忙

有出來買菜的老人帶着家裡的小孩一起取快遞，蔣彬就會對着小朋友招招手，笑得眼睛彎彎。到杭州打工的十幾年裡，他基本隻在過年的時候回家，因為疫情，去年還沒回成。兩個孩子由老家務農的祖父母照顧，小區裡的小朋友比自己的孩子更熟悉他。

把這一班的件派完、等待下一班接駁車到達的間隙是他唯一的休息時間，蔣彬談起自己的孩子。“我女兒背很直，現在在學拉丁舞，她自己喜歡”，他用腫腫的手指在空中比了一個舒展的舞蹈姿勢。

這一雙手并不像是90後的，上面爬滿了凍瘡留下的紫紅色疤痕和撕扯膠帶留下的勒痕，“這個位置是風口，冬天特别冷，”他說。

到了傍晚，大風裹挾着雨水刮得愈發劇烈，氣溫降到了十度左右，住宅區的窗戶紛紛亮起了燈光，拎着菜的行人們匆匆從昏暗泥濘的拐角處經過。片區裡其他幾位同行都下班了，而順豐最多的業務和最嚴格的制度，讓蔣斌成了來得最早、走得最晚的。他冷得腰都彎不下，隻能靠在快遞櫃上揉一揉，緩解僵痛。

然而工作遠沒有結束，晚上最後一班車還有四十多個快件。複工後，蔣彬所在片區的快件量比去年同期要更多一些：半個多月的停工期産生的積壓件、順豐較其他快遞承擔更多的生鮮及鮮花類快件、居民們采購的各類生活物資……“什麼快遞啊？”電話那頭的客戶問蔣斌，他辨認不出英文字母，隻能描述快件的大小和形狀，才知道這是居家運動器材。

有人希望着能早點拿到裝着生活必需品的快遞，有人希望家人能早點歸家。來往的人群裡，有個圓臉姑娘在兩摞快遞盒中間蹲下，從包裡摸出一顆糖和保溫杯遞給蔣彬。“這麼大雨，這幾天又忙，他回來得太晚了，我下班過來看看有沒有要幫忙的”，她沖記者笑了笑，她就是蔣彬手機殼上的大頭貼中的人——李玉婷。

兩年前，為了分擔丈夫的壓力，李玉婷也來到杭州，夫妻倆和其他兩戶人家合租在小區附近，房間十平米不到，一個月租金1600元。

這個嬌小的姑娘顯然對派送業務很娴熟。蔣彬卸車的時候，她就踮着腳在旁邊給他打傘；需要送到驿站的快件，她小跑過去寄存。夜晚的擺攤點隻有豐巢櫃的頂燈照明，李玉婷打着手電辨别面單上的信息。她掂了掂手裡薄薄的快遞，小聲嘀咕：“又是驿站費又是話費，這單不劃算。”蔣彬估計，這單是刷單的。

盡管有妻子幫襯，蔣斌也忙碌到了晚上八點半左右，才有機會喘口氣。約定了八點來取件的客戶姗姗來遲，取走了今天的最後一件。蔣彬把滞留件和代發件搬上派件車。有一位客戶需要寄電腦主機，回到網點後，他還要打包半小時。“冷不？把雨衣帶上”，他把雨衣外套放到正準備回家做飯的妻子手上，她一直裹着衣服冷得哆嗦。李玉婷沒好氣地把衣服推了推，順便把蔣彬的帽子給拉上：“戴個帽子那麼難嗎，以為自己還年輕呢？”

同事陸續辭職，人手不夠他更忙了

李玉婷眼裡的丈夫“起得比雞還早，回來得比狗還晚”。幫不上忙的時候，她就站在一邊憂愁地看着丈夫頭頂冒出的白發，“他是不是看上去很老啊？”

今年三月份，幾位同事陸續辭職，“有的是不想幹了，有的被隔離怕了”，網點人手不足和快件堆積的壓力讓蔣彬沒法喘息。3月24日複工後，他還沒有一天休息。屬于個人的生活空間被不斷壓縮，他隻能把自己的發條擰得越來越緊。

早上六點不到起床，六點半到網點裡卸車分揀，了解各地新的快遞收發政策。一天收發近兩百個快件，打幾百通電話。午飯是在下午兩點多幾分鐘吃見底的蘭州拉面，晚餐是晚上八點多打電話的間隙幾秒裡囫囵塞的一個面包。十四五個小時的工作裡，蔣彬習慣忽視自己的需求，不喝水，不上廁所，“有吃的吃點，沒吃的就算了。”

疫情讓快遞小哥們本就超額的工作時長再次拉長。近期，共青團浙江省委針對全省的快遞小哥，做了一份詳盡的調查，調查顯示，有超過9成的小哥平均每周休息時間不足1天，60.41%的小哥每天工作時長8-12小時，19.37%的小哥每天工作12小時以上。

“老家收入太低，杭州發達，潛力大”；“聽說幹快遞工資高，我就轉行了”；“廠裡太安逸，不自由，快遞幹得多掙得也多”；“杭州是電商之城嘛，機會也多”……他們在異鄉漂泊，大多是想讓家人站穩腳跟。咬牙買了老家的學區房、背着每個月6000元房貸的蔣斌分不清文科和理科是什麼，但他知道，孩子要讀書才有未來，“還是得有知識”。

他們因此無法離開這條在疫情下充滿着更多艱辛和壓力的道路。快遞小哥張晨的家人和李玉婷有着同樣的擔憂，“讓我别幹了，說每天接觸幾百個快件，風險太大，作息也不規律，傷身體。”但張晨想得很簡單，隻要能賺錢，他就會繼續幹下去，“我得把這個家撐起來”。

就在蔣彬的“據點”，來自不同快遞公司卻背景相似的快遞小哥們擠在時髦住宅區外的狹小空間裡。“給我留兩個大号豐巢櫃啊”；“給你帶了個醬香餅”，為數不多的交流讓他們在異鄉結成了一種奇妙的情誼，分享着同樣的委屈和艱辛。“我們這老蔣最辛苦了，順豐嘛，找他寄件的也最多”，一位小哥望着不停打電話的蔣彬說。他隻需要把快件投遞到豐巢櫃裡就可以完成工作了。

工作五年多的蔣彬，已經是網點裡的“老年人”了。他越來越覺得自己“有時候無法滿足客戶的要求”，體力也在漸漸下降。激烈的行業競争下，近幾年收派件成本一縮再縮，提成減少、要求提升、工作量增大，工資卻和兩年前基本沒有區别，“以前跑兩單的錢，現在需要跑三單才能賺回來”。順豐的口碑和聲譽背後，是在收入和付出不對等的困境下如履薄冰的快遞小哥們。

負責收派商圈的尤俊也目睹着其他行業的變化，不少公司的發件量隻有之前的一半，“生意好不好都看得出來”。作為頂梁柱的快遞小哥們，隻能在疫情的風暴裡緊緊抓住這份尚且還有收入的工作，“隔離了21天，我上個月的房租都欠着，隻想着趕緊賺錢”，張晨告訴小時新聞記者。

蔣彬打算再幹個兩三年就回老家，但他也不知道文化程度不高，又失去了年齡資本的自己能做什麼。辭職回鄉的兄弟們，有的去了汽配廠，有的轉行做銷售，有的已經找工作幾個月了。“可能和妻子做做烘焙，不會再幹快遞了”。蔣彬覺得缺席孩子的成長太久，“彌補不了了”，他搖搖頭，眼睛盯着抖音上的一條短視頻：一起去遊樂園玩的父子倆，爸爸是個外賣員。

剛換的口罩遮不住蔣彬臉上的曬斑和皺紋。“他說五一想回去了，我看這疫情，難啊”，李玉婷悄悄說道。蔣彬盯着屏幕，将那條視頻又看了一遍。舒緩的音樂從揚聲器裡傳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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