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4月19日，随着親友們的啼哭，年僅34歲的複旦女教師，于娟，在與乳腺癌抗争500天後，不甘地閉上了雙眼。

于娟，出生于1978年，從小到大都是班級的前三名，後來畢業于上海交通大學，碩博畢業于複旦大學。

那時的她怎麼也想不到，自己正要綻放的人生，會在這黃金時代戛然而止。

09年10月的一天晚上，于娟像往常一樣騎車去給兒子買牛奶，誰知卻不小心扭傷了腰，疼得厲害，第二天基本上已經不能行動。

起初，于娟并沒把問題想得很嚴重，去醫院檢查說是勞損。後來，這痛卻越來越重，仿佛要穿透她的身體，于娟疼得昏厥過去，被救護車拉走。

幾經波折，終于确診，于娟得了乳腺癌。

當時于娟的丈夫趙斌元，愛稱“光頭”，在醫生那裡得知于娟已經到了晚期，最多隻剩兩年可活。這位一向冷靜的丈夫，在那一刻，丢了靈魂。

面對醫生的問話：“病人現在用什麼止痛？”趙斌元一時間竟沒有反應過來，過了幾秒無力地說：沒有止痛。

醫生倒吸一口涼氣，鄭重地看着趙斌元，眼神中充滿同情地說：“正常情況下，一個人到這個地步，差不多是能疼死的。”

當醫生進行這場談話的時候，于娟正躺在床上，她咬着牙，沒有哭，狠心忍着。

此時的于娟異乎尋常的冷靜，她趁着身體有些好轉的時候，斷斷續續用自己殘存的一點力氣，錄下數封遺書，這是安慰家人用的，她的媽媽、丈夫和剛咿呀學語的兒子，名叫“土豆”。

與其他病人不同，于娟看着面如死灰的丈夫，并沒說什麼安慰的話，反而發自内心的哈哈大笑起來，說這是她預想情況中最好的一種。

有那麼一瞬間，丈夫光頭産生了一種錯覺，自己的妻子沒有得病。可在接連的精神恍惚中，又瀕臨崩潰的邊緣。

那段時間，于娟每次經過治療，都全身痛的麻痹。

于娟在遺書中說，這種痛讓身體容不得一點觸碰，就像一塊在烤爐上的冰淇淋，很快就冰雪消融。

此外，每經過治療，于娟都要吐上幾十次，枕邊、被子、衣裳都是嘔吐物，吐完後身體的疼痛便會達到頂峰，幾次都直接昏厥過去。

而丈夫光頭，每天都為全身壞死，生活不能自理的妻子解決日常問題，說得最多的一句話就是：我現在就求老天讓你活着，為你擦五十年我也願意。

然而，即使遭受了如此厄運，于娟還是堅強，她在醒着的時候跟丈夫和媽媽有說有笑，盡力彌補家人心靈上的創傷。

這時她的兒子土豆已經十九個月大了，會開心的在她身邊轉來轉去。

在土豆眼裡，他隻知道媽媽病了，卻不知那代表這什麼。奶奶坐在一邊說：“土豆唱首歌給媽媽聽吧。”

土豆高興地趴在媽媽的膝蓋上，張開嘴奶聲奶氣地唱道：“世上隻有媽媽好。”

兒子還沒唱完，于娟終于忍不住，淚如泉湧，一瞬間所有的不舍湧上心頭。對于剛成為母親不久的于娟來講，兒子是她最舍不得的。

于娟跟母親說，以後每年土豆過生日的時候，都要帶他來看自己。另外，于娟囑咐母親和丈夫，一定要照顧好自己，如此才能照顧好土豆。

于娟在遺書中說：哪怕就讓我那般痛，痛得不能動，每日像個癱瘓的病人，污衣垢面趴在國泰路、政立路的十字路口上，任千人唾罵萬人踐踏，隻要能看着我爸媽牽着土豆的手蹦蹦跳跳地去幼兒園上學，我也是願意的。

在長達500天的抗癌鬥争中，于娟開始了自己人生的回顧，她寫了大大小小很多的事情，包括自己的讀書時代、戀愛、結婚。每一件事都如走馬燈一樣，一幕幕湧上心頭，好像就在昨天。

接着，于娟又想到自己如果沒有生病，那自己又有哪些事要做？答案隻有兩個：盡孝和養育。

于娟常常會想到那句“父母在，不遠遊”，這句話是後半生的人生真谛。

學生時期，于娟的導師曾告訴她，父母盼望孩子有出息，但是往往享受不到和所謂有出息的孩子一樣享受天倫的快樂。即便知道如此，父母仍然甯願自己孤苦勞累，還是希望子女有能力遠走高飛。

每當想到這裡，于娟的心裡就傳來陣陣絞痛。她想到，以前口口聲聲說要孝順父母，可還沒做些什麼，就已經到了無能為力的境地。哪怕母親口渴，自己都不能下地給她倒一杯水。

夜深人靜時，于娟忍受住想要放肆哀嚎的欲望，眼淚在黑夜中止不住地流。

有太多的計劃要完成，有太多的事情要應付。于娟說，以前總是覺得把手頭的事都做好了，再回來陪父母也是來得及的。反正人生很長，時間很多。

現在躺在病床上，回頭再看，發現半輩子已經過去，自己曾經的成敗已經沒有了任何意義，隻可惜父母為此付出了一切。

在疼痛的日子裡，于娟把自己的所思所想都寫了下來，她認為這是自己最後能做的事，哪怕能用來警惕後輩也好。

于娟轉身，發現自己陪伴父母親人的時間已然不多，竟發覺那些最幸福的時光已經來不及享用。人生最大的悲哀莫過于此。

于娟說，自己二十歲那年，無數次幻想着自己三十歲的樣子。這個年紀的女人，或許是人生中最好的時光，初識世間人性，生命猶如郁金香。就算不是大富大貴，至少也應該雍容知性。

誰承想，不等有機會買到那圓潤光滑的珍珠耳釘，自己的三十歲就如夜間地鐵，閃着斑駁光影飛馳呼嘯而來。

三十歲，應該成熟穩重，應該斯文端莊，應該容裝精緻，應該生活優雅。可是于娟已經承擔不了了，人的夢想與現實差距如此之大，人就這樣倒了。

于娟說，在得病之後她才知道，人應該把快樂建立在長久的人生目标上，而不是去看短期的名利愛情。名利愛情，沒有一樣是不辛苦的，卻沒有一樣可以帶走。

2011年4月二日，于娟過了自己33歲的生日，親人們壓抑着悲痛的心情，充滿歡笑。

土豆望着媽媽，高興地唱了一首《生日快樂》，一遍中文，一遍英文。

這是于娟人生中最後的快樂時光，沒有病痛，沒有不幸。17天後，她與世長辭。

臨走前，于娟眼裡飽含淚水，有氣無力地說，想最後再看一眼土豆。

于娟曾經在挪威學習環境經濟，尤其對挪威森林十分鐘愛，幾次想讓母親也來歐洲看看，面對這郁郁蔥蔥的樹林，女兒說：“我們把挪威森林搬回去吧！”母親說：“真好！”

于娟去世後，母親舒平每天以淚洗面，餘生沒有了任何期望。母親把自己的名字“蘇萍”改成“舒平”，她說蘇萍已經跟着女兒去了。

現在她活着的唯一期望，就是快點到女兒那裡去。但是一想到女兒托付給自己照顧土豆的任務，有一瞬間化為淚水。

母親一有空就抱着于娟的照片，她說不能讓女兒受熱，也不能受冷。

在女婿趙斌元和于娟導師的勸說下，母親決定自己去九仙山為女兒種一片“挪威森林”，而土豆就交給老伴和女婿照顧。

10年間，種樹就是母親舒平唯一的慰藉，每一次面對鏡頭，都淚如泉湧。有的痛永遠無法消除。

土豆小的時候，不明白姥姥為何去種樹，現在長大才知道，是為了媽媽才去種樹。

在2008年的母親節，土豆寫給媽媽于娟一段話：媽媽，我保證每天整理我的書桌；我保證每天用心寫作業；我保證每天專心聽講，積極發言；媽媽，你給我加油吧！

在2020年的清明節，土豆又寫到：親愛的媽媽，我想您了。

與此同時，母親舒平首次種下的樹存活率不到三成，這讓悲痛的母親更加崩潰。她大哭喊着：“我沒用，我沒照顧好女兒，我連樹也種不活。”

對母親來講，這些樹承載着女兒的影子。為此，母親走訪了很多專家，又重新來過，分批播散種子，漸漸開始有了成效。

每當看着這些樹，母親都認為是女兒在看着自己，每日天剛剛微亮，她就扛着鋤頭上山，無論天氣如何惡劣，她都細心栽種。

就這樣，日子還是如往常一點點地過下去，唯一不同的是九仙山上逐漸綠了起來，2萬畝山林，正在被“挪威森林”灌溉。

看着這親手種植的山林，母親舒平悲喜交加，對着前方說：“原來你老說我笨，我現在不笨了。”

于娟在生病的日子裡，除了家人，也受到了來自其他好友的呵護。

比如丈夫光頭有個叫阿海的堂弟，讀書到初中，靠體力維持生計。十幾年前曾到上海工作過，所以有些矯情。

後來阿海結婚生子，定居在浙江定海。聽說嫂子得病之後，也沒弄清是什麼病，就給光頭發了一個短信，說：哥哥，我聽說嫂子得了病。我沒有錢，不能幫你，很難受。但如果要捐些什麼，比如器官之類的，我來捐！

于娟看後哈哈大笑，本來想逗逗他，後來怕他真信，就沒說。

此外，母親的一個故交聽說後，親自去山裡蹲了兩天兩夜，帶來一袋子土特産，來看于娟。

見了面，看于娟神情憔悴，就把她和輪椅一起塞進車裡，要帶她出去看看其他同命相連的人。

這期間，他們沒有哭泣，而是快樂地歡笑，故交對着于娟豎起大拇指說：沒事的，咱挺得住！

不到走的那一刻，你永遠不知道誰對你好。

于娟最後在遺書中寫到：人生最痛苦的事有三種：幼年喪母、中年喪妻、晚年喪子。如果我走了，我的父母、丈夫和孩子，就要面臨這種痛苦，我想堅強地活下去。人生浩渺，我等待着我的那份精彩。

後來，光頭就把于娟抗病期間的日記做了整理，總共有10萬字，帶給了無數人驚醒。

2021年4月，趙斌元說：昨晚我們圍了一圈，追憶這十年。十年了，大家居然都還記得。甚至，還有新加入的年輕人。感謝你們讓她短暫的一生五彩缤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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