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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界一直高度關注轉基因食品的安全性，并為此進行衆多研究。

有學者指出，“通過對美國Web of Science數據平台的全部轉基因作物生物安全SCI論文的檢索……在所發表的全部9333篇轉基因生物安全論文中，90%以上的論文證明轉基因技術的安全性與傳統非轉基因作物無顯著差異；而對于所有得出轉基因食品不安全結論的論文的追蹤研究發現，其研究結論被證明是在錯誤的研究材料或方法條件下得出的。”

盡管科學界對轉基因食品的安全性予以肯定，轉基因食品和非轉基因食品在市場上的接受度仍有不同。

究其本質，除了轉基因技術本身受到懷疑外，消費者知情權、政府監管等社會經濟因素也是導緻轉基因食品不被信任的重要原因。

轉基因作物從研發到進入市場流通，需要經曆一系列研究評估過程。

能夠進入市場的轉基因食品，都是建立在和普通農作物等同性的基礎之上的。

一旦超過實質等同性，該轉基因食品就不能進入商業化生産。

具體而言，對轉基因食品的評估包括食品安全性和環境安全性兩方面。

轉基因食品雖然可能存在一些客觀上的風險，例如可能存在潛在毒素、引起過敏反應等問題，但這些問題幾乎不可能發生在公衆能夠接觸到的轉基因食品中。

因為進入市場的轉基因食品盡管基因被修改，但最終呈現出來的蛋白質成分應當是和普通作物相同的，不會産生新的未知蛋白。

如果存在未知的有害蛋白，在監管過程中就會被識别出來，也就不會進入市場流通。

針對轉基因食品的生态環境風險問題，饒毅教授認為，農業本身就存在對環境的破壞。

比如土地耕作、森林退化和水源污染，都是農業對生态系統和生活環境的負面影響。

因此，發展對環境破壞小的農業技術至關重要。

而轉基因技術能幫我們增強農業種植的可持續性。

例如相較于普通玉米和大豆，種植抗除草劑的轉基因玉米和大豆，可以把除草劑的用量減少到十分之一。

這樣一來不僅大大減少了化學藥劑的用量，而且配套使用的化學藥劑，本身對環境的影響也較小。

轉基因食品标識是指在食品說明書或标簽中标注說明該食品是轉基因食品或含轉基因成分，或由轉基因生物生産但不包含該生物的食品或食品成分，以便與傳統食品區分開來，供消費者選擇的行為。

現實中，商家往往混合使用強制性肯定标識和自願性否定标識。

前者是指強制标注“食品中含有轉基因成分”，後者則為自願标注“食品中不含轉基因成分”。

以标識制度為中心，我國正通過充實标識内容、明确民事賠償責任等方式，逐漸建立完善的消費者知情權保障系統。

但是，現有的标識制度能否真正解決政府、商家、消費者等多主體之間的信息不對稱問題嗎？

芝加哥大學法律經濟系教授Omri Ben-Shahar認為，知情權最重要的是“不被欺騙權”。不被片面引導、不被煽動、不被誤導、不被欺詐，這才是知情權的含義。

現實中，不乏隻标注“食品中含有轉基因成分”而未具體寫明其比例等信息的商家。

表面上看商家為消費者提供了自主選擇權，而實際上消費者的知情權并沒有得到真正保障。

因為很多非科研從業者對轉基因的了解是有限的，他們極易被網絡中一些對轉基因食品的不實報道誤導，在面對“轉基因”和“非轉基因”時下意識地選擇後者。

在這種現實困境下，商家隻有具體寫明轉基因食品具有的特殊營養成分、過敏原成分和可能出現的使用後果等信息，才能真正賦予消費者自主判斷、自主選擇的權利。

消費者也隻有在全面了解某一轉基因食品和非轉基因食品時，才能根據事實作出自己的決定，而不是僅憑對于轉基因的粗淺印象就将其拒之門外。

因此，要切實保障消費者對轉基因食品的知情權，僅僅從商家角度發展和完善标識制度是不夠的。

還需要提高消費者的自我鑒别能力，幫助消費者作出自我判斷。

消費者應當對轉基因技術有客觀的了解，“吃轉基因食品會影響後代基因”“轉基因食品有毒”等沒有科學依據的說法不應成為消費者對轉基因的刻闆印象。

不過，無論是通過科普的方式，還是運用教育的手段，這都将是一個需要漫長努力的過程。

對于轉基因食品，還有什麼想了解的？大家評論區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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