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想象一下，你遭到天譴，必須把一顆大石球推上山。你别無選擇，隻好往手心裡吐口水，開始認真工作。你用全身的力量頂住那顆渾圓的石頭，慢慢往山上推去，汗水從你的額頭滴了下來，你雙手流血，用整個身體撐着石球，你的臉頰緊緊地壓在那堅硬的石頭上，滿臉因疼痛而扭曲。但是你繼續推着，一步又一步，石球滾了一圈，又是一圈。

漸漸地，你忘記了一切周遭發生的事，不再想昨天或明天，天地間隻剩下你跟石頭，你仿佛跟石頭合為一體。你忘記了時間，直到你突然發現，你已經到了山頂。終于到了！但是當你一意識到這件事，石頭就從你手中滑走，滾往山下去了。一切辛苦都白費了。這個工作毫無意義。

此時你聽到諸神的笑聲。他們對你呼喚：“這就是你的命運！你必須一再地推這個石頭上山。而且每次它都将再度滾下山去。”

你挫敗地往山下走，朝着山下的石頭走去。你深深吸一口氣，清楚地意識到自己的處境。“這塊石頭是我的命運，我的使命。”你這麼想。到了山下，你再度投入這項任務，開始頂那顆石頭——不是因為諸神要求你，完全隻因為你願意這麼做，你把自己的命運握在手裡，并突然感覺到，自己是幸福的！

這些思考來自20世紀的法國哲學家加缪（Albert Camus，1913年—1960年），他是除了薩特（Jean-Paul Sartre，1905年—1980年）與西蒙·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1908年—1986年）之外，最為人所知的存在主義者。存在主義的基本立場是，人類是孤立無援的存在——處在沒有上帝、沒有命運也沒有計劃的世界裡。存在主義者思索着人類的存在，也關注人生黑暗的一面——死亡、恐懼、絕望與荒謬。然而超越這些現象的是，人類有絕對的自由，如同黑暗世界裡的一道光芒。薩特認為，人類是由自己造就而成的，其本質就是沒有本質，也就是變化多端的存在，能由自己變成一切。我們每個人随時都可以辭去工作，結束一段關系，移居國外，把一切抛在腦後——我們的人生完全握在自己手中。

在這樣的思想背景下，來自阿爾及利亞的加缪撰述了讨論荒謬性的哲學，他認為，上帝既不存在，世界也沒有意義，我們生活在沒有邊際的宇宙裡，住在行星的表殼上，位于銀河系邊緣的某處。日複一日我們出門上班，完成我們的工作，晚上喝點啤酒，然後躺下來睡覺，我們如此生活，仿佛不知道有一天我們都要死去。可是死亡是确定的，我們死亡之後，一切就結束了，然而世界會繼續運轉，好像我們從不曾存在。人類有一天也将完全滅絕，而且不會有人在乎。我們的一生，就像朝生暮死的蜉蝣。

生命沒有意義，這種想法常常為我們所排斥或遺忘，我們如此做事，好像我們所做的事情皆有意義可言，我們把自己跟我們的計劃看得很重要。我們追求各種目标，也為我們的未來做各種準備。也許我們别無選擇，但事實就是如此，我們确實隻能這麼做。盡管我們當中有許多人相信，究竟說來，這一切毫無意義。

加缪認為，荒謬性就是建立在這一組對照上：人類會尋求意義，會追求目标，會為自己打算，實際上卻處在漫無邊際、沒有意義的宇宙裡。這種荒謬性，就如同西西弗斯的處境，他也被迫從每日的勞動裡找出意義來。然而終歸而言，他很清楚一點：石頭會再度滾下山。根據加缪所想，我們的人生就像“西西弗斯的任務”，是一場毫無意義的行動，沒有用處，也不會成功。

但是，最精彩的地方就在這裡：加缪認為，“我們必須把西西弗斯想象為幸福的人”。人生的毫無意義，對加缪而言，既不該讓人絕望，也不該讓人逃避到幻覺裡，更不是自我了斷的理由。正好相反：我們應該充分享受我們存在的一切面貌，盡可能積極地把此時此刻過得更好；意識到人生的荒謬性，就等于發現我們的自由。

我們認識到，我們沒有什麼可以失去，規範、義務、計劃、憂慮等都變得無關緊要，它們随意地運作着，就像其他一切事物一樣。唯一能決定我們該怎麼辦的，唯有我們自己，我們終于把自己的命運握在手裡，這種感覺真是棒得不得了。

西西弗斯體認到，那塊石頭完全是他自己的事，“他的命運隻屬于他自己”，加缪寫道。這是他覺得幸福之處。這個道理也适用于全人類，在沒有上帝的宇宙中，不存在任何計劃，除非我們自己打造一個。意識到這一點的人，如加缪所寫，就是“他自己人生的主宰”，自己命運的舵手，他過着自主、完全清醒、充滿熱情、富好奇心且充實的生活，而且他一再地反抗其荒謬的命運，“沒有任何命運是不能用鄙視加以超越的”，加缪又寫道。

人類唯一的尊嚴，就在于其有這種反叛的姿态，這種反叛同時是加缪人性倫理學的基礎（以情感為核心的倫理學）——因為對非人處境與苦難感到憤怒，人們從孤獨中走出，與身邊的人團結起來，在反叛之中，人從“孤立”（solitaire）變得“團結”（solidaire），也就是從獨行者變成團體中的一員。他開始捍衛某個将他與其他人聯結在一起的事物，并為之奮鬥，那就是人類的尊嚴。

本文摘抄自伊夫·博薩爾特的《如果沒有今天，明天會不會有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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