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青銅縱目大面具（攝影：《中國報道》記者 徐豪）

“沉睡三千年，一醒驚天下。”

20世紀30年代，三星堆遺址開始被發現。1986年，三星堆發掘兩個“祭祀坑”，出土了青銅神樹、大立人、縱目大面具以及大玉璋、象牙等珍貴文物，一舉震驚天下，被稱為20世紀人類最偉大的考古發現之一。

繼1986年考古工作後，三星堆“祭祀坑”考古發掘工作于2020年9月6日重新啟動。考古工作者對三星堆遺址深入調查、勘探與發掘，新發現6個“祭祀坑”。3月20日，三星堆遺址重大考古發現對外揭曉，金面具殘片、眼部有彩繪銅頭像、青銅神樹等重要文物，再次驚豔世界。專家通過碳14年代檢測方法對6個坑的73份炭屑樣品進行檢測分析，目前确定4号坑距今約3200年至3000年，屬于商代晚期。

位于四川廣漢的三星堆古遺址，是迄今在我國西南地區發現的範圍最大、文化内涵最豐富的古蜀文化遺址，是中華文明“滿天星鬥”中最神秘的那顆星辰。“三星堆非常具有自己的特色，又吸收了中原王朝文化系統的元素，展現了中華文明的多元一體。”中國考古學會理事長、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王巍對《中國報道》記者表示。

實證中華文明多元一體

△ 三星堆遺址祭祀區“祭祀坑”布局位置圖（圖片來源：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三星堆遺址位于四川省廣漢市三星堆鎮，成都平原北江、沱江支流，南距成都約40公裡。三星堆得名于清代嘉慶年間，由于遺址範圍内馬牧河南岸台地上分布三個起伏相連的黃土堆，故名“三星堆”。

“考古中國”重大項目進展工作會介紹，根據目前的發現與研究成果，三星堆文化的年代從距今4000年延續至距今2000年，即夏商時期，向南深入青衣江大渡河流域、雅安石棉等地，向東至長江涪陵一帶。三星堆文化的代表性遺址包括廣漢三星堆遺址、青白江遺址、青白江三星遺址、鹽亭張家壩遺址、涪陵鎮安遺址等。

三星堆的發現，提出了一個很重要的理論問題，就是中華文明的起源是否僅局限于黃河流域？上世紀80年代，随着長江流域包括良渚、石家河、三星堆等重要遺址發現，學術界對中華文明的起源有了新的認識。作為中華文明探源工程首席專家，王巍認為，三星堆考古新發現再次實證中華文明的形成和發展是多元一體的。

“三星堆文化年代相當于中原夏商王朝時期，在三星堆可以看到很多夏商王朝的發明，比如青銅禮器、玉禮器、儀仗用具，包括青銅尊、青銅罍、牙璋，等等，中原王朝發明的禮儀用具在三星堆有相當多的出土。與此同時，三星堆又非常具有自己的特色，比如青銅神樹、人像、大面具等，在信仰方面與中原王朝有所不同。”王巍告訴《中國報道》記者。

王巍舉例說，三星堆發掘出的玉璋、玉琮、玉璧、玉戈等，明顯屬于中原王朝系統。這些器物作為禮器，起源于長江下遊，但不太可能是4300多年前已經消失的良渚文化的遺留，應該是中原王朝吸收了良渚文化的一些因素之後，再傳播至三星堆。

“各自獨立起源的區域文明都有自己的特色，同時在中原夏商王朝的影響下進行自己文明的進程，在秦始皇統一中國建立中央集權制度後，并入到大中國的範疇。”王巍對《中國報道》記者表示。

三星堆也同樣引起國際社會廣泛關注。俄羅斯科學院東方學研究所高級研究員、中國古代史專家謝爾蓋·德米特列耶夫在接受新華社采訪時表示，四川三星堆遺址考古新發現有助于人們更好了解中國乃至東亞的文化和曆史。“這些發現不僅是中國曆史的一部分，也是整個東亞文明發展多元性的标志，表明當時并行存在着多種文化。”

王權和神權并存的早期國家

△ 金面銅人頭像（攝影：《中國報道》記者 徐豪）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員雷雨表示，三星堆遺址90餘年來的考古發掘曆程可以概括為5個階段：第一是探尋文物階段，是上世紀30年代。第二個階段是确定遺址範圍的階段，主要是上世紀50年代到80年代。第三階段是建立文化與序列的階段，主要是上世紀80年代到上世紀末。第四階段是聚落考古階段，主要是“十二五”期間。第五階段是社會考古階段，主要是現階段。

通過數代考古人的不懈努力，一個由大型城圈、公共墓地、居住址等一系列不同材質、不同等級出土文物構成的“三星堆王國”面貌已經初步顯現出來。

“三星堆文化的重要特征包括王權和神權并存，太陽崇拜占據重要地位，社會上層控制了重要的資源、手工業技術和生産，包括青銅器在内的貴重器物用于宗教活動，而不用來體現個人的身份地位。也可以認為最核心的内容是，手工業生産服務于宗教信仰，統治階層将社會财富用于祭祀活動，以此達到維系社會穩定、增強社會凝聚力的目的。”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施勁松對《中國報道》記者表示。

施勁松認為，這些特征可以說明當時已形成了早期國家。“隻有早期國家才具有相應的組織、管理機制來從事這樣的生産，也才會對青銅器具有這類特殊需求”。

王巍也是三星堆“祭祀區”考古發掘專家咨詢組組長，他介紹說，這次三星堆考古新發掘的6個坑和35年前發掘的1号、2号坑，從現階段來看，出土器物的種類、形制、年代上沒有明顯的差别，而且它們這幾個坑距離非常近，基本上是同期，“目前碳14測的年代，4号坑相當于商代晚期，我們認為這些坑整體都屬于商晚期這樣一個年代”。

在一般人看來，三星堆出土的很多器物造型獨特、神秘詭谲。而王巍則表示，實際上這些文物都是以當時生活基礎為藍本，然後用誇張的藝術手法賦予其宗教和信仰的色彩。大家之所以覺得三星堆出土的文物造型“奇奇怪怪”、很神秘，是因為不了解，進而産生很多遐想。“我們看那些小的人像，基本上都是小方臉，實際上是比較典型的四川人長相，和現在的四川人也很像。”王巍向《中國報道》記者解釋說。

體現“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

△ 6号坑，來自四川大學的同學正在和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的工作人員一起讨論處理意見。（來源：川觀新聞）

2020年9月28日，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三次集體學習時強調，“要高度重視考古工作，努力建設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考古學”。

三星堆遺址考古作為“考古中國”重大項目之一，非常好地體現了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王巍認為，國内多單位、多學科參與三星堆祭祀區發掘研究工作，堪稱一流的考古發掘大棚、工作艙、實驗室設施，是努力建設“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考古學的探索與實踐。

“三星堆考古重視田野考古、重視第一手資料，放在重大曆史問題框架下研究，構建起考古發掘現場預防性保護的新模式，具有引領、示範作用，為下一步科學發掘、取得重要成果打下了堅實基礎。”王巍對《中國報道》記者表示。

王巍認為，建設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考古學，首先要符合中國曆史文化研究特點，要以馬克思辯證唯物主義和曆史唯物主義為指導。“我們通過研究生産關系、社會分化、國家的産生和出現以及各種因素之間的互動關系等，把三星堆文明放在中華文明多元一體中去研究。堅持具有中國特色的田野考古技術和方法，結合各種自然科學技術手段和方法共同進行考古研究。”

同時，與35年前相比，我國的考古學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科技手段、測試分析能力、文物保護能力等都有巨大的飛躍，在國際上處于頂尖水平。這次三星堆考古運用的考古發掘艙、集成發掘平台、多功能發掘操作系統等，可以說集成了迄今為止國内最好的，甚至是世界上最好的考古發掘設施。

王巍說，三星堆考古中，我們強調各種區域文化之間的聯系而不是孤立看中央王朝，除此之外還看它跟長江流域其他文明的聯系。我們也在尋找它與境外文明的聯系，但目前還沒有證據表明它和境外某一文明發生關系的直接證據。

“冶金術是從西亞傳播過來的，但是傳過來之後有了新的内容、新的特征，作為國家重器、國家象征，這些都是促進交流互鑒、推動文明發展的動力。這也體現了中華文化的大氣，不排斥其他文明先進的因素，借鑒之後為我所用、賦予我們的特征，給予特殊發展。這也是我們通過考古、物質文明所反映出來的特點。”王巍進一步向《中國報道》記者闡釋說。

這次三星堆考古發掘，除了平面媒體、電視媒體和新媒體融合報道外，三維動畫、VR、4K等多種技術也廣泛應用。王巍認為，這是一次很好的實踐，将田野考古、文化遺産保護與媒體傳播相融合，讓文化遺産都活起來，豐富全社會曆史文化滋養。

對話中國考古學會理事長、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王巍——

三星堆文明并不一定是衰亡了

中國報道：從研究角度來看，三星堆最重要的意義是什麼？

王巍：三星堆最重要的意義是實證了中華文明多元一體。

有些業外人士一看，三星堆出土這些人像有高鼻梁等特征，說是來自西亞的，甚至天外來客。其實這是用藝術誇張手法體現出來的宗教和信仰色彩。一般人容易忽視的是，中原王朝的青銅禮器受到格外重視，你看青銅神壇頂端的東西都是中原王朝的禮器。從三星堆出土的器物可以看出，古蜀文明和中原夏商王朝有非常密切的關系，比如青銅禮器、玉禮器、儀仗用具等，都顯示古蜀文明接受了夏商王朝的強烈的影響。這說明華夏中原地區夏商王朝創造的禮制對周圍的方國文明産生了強烈影響。

與此同時，三星堆又非常具有自己的特色，比如青銅神樹、人像、大面具等，在信仰方面與中原王朝有所不同，中原文化都是以祖先崇拜為主要内容，缺乏三星堆遺址中的人像傳統。三星堆文明是中華文明中特色最鮮明的一支，全面展示了神秘古蜀國的文化面貌。

中國報道：從發掘的文物來看，三星堆文明非常繁盛，它為什麼會突然衰亡、消失？

王巍：文明的衰落是一個世界性的研究問題。這些文物被埋葬以後，三星堆文明就毀滅了嗎？這是因祭祀儀式故意填埋，還是因為戰争，國滅了被掩埋？或者遇到了洪水，而在撤退之前被填埋？我曾跟當地發掘工作人員确認，發掘中沒有發現淤土，沒有大規模的洪水痕迹，所以起碼不是洪水造成。

實際上，我認為它可能是政治中心的轉移，轉移到成都金沙遺址，繼續古蜀文明的進程。金沙和三星堆有很多東西非常相似，是同一個古蜀文明的系統。最新考古測年也發現，兩者之間是連帶、緊密銜接的。我們不能說某一個遺址衰落了，它就是文明衰落了。可能是由于政治中心的轉移，比如商王朝，前期就遷都了很多次，留下了很多都城遺址。

中國報道：三星堆到目前還沒有發現文字，之前在良渚考古中似乎也沒有發現系統的文字。如何看待文字這個“文明的标準”？

王巍：鑒定文明的标準，西方學術界比較流行的是按照“三要素”，即出現冶金術、文字和城市。以前國内也采用“三要素”。2001年—2018年開展的“中華文明探源工程”，通過對大量的中國考古資料包括世界其他文明的考古資料分析研究，發現其實并不是所有的文明都符合“三要素”，“三要素”是根據西亞的兩河流域和北非的埃及文明歸納出來的，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準，比如發達的瑪雅文明就沒有冶金術，輝煌的印加文明也是沒有文字的文明。

“中華文明探源工程”根據對中國各地早期文明的考古發現，經過多學科聯合攻關研究，提出了符合中華文明特質的判斷社會是否進入文明的标準。一是出現社會分工，在農業顯著發展的基礎上，出現農業和手工業的分離；二是出現明顯的階級分化，在生産力發展的基礎上社會出現嚴重的分化後，出現了王權和國家；三是出現都邑性城市，出現反映王權的高等級大型建築、表明等級身份的禮器，以及王的有豐富随葬品的墓葬；四是出現王所管轄的比較穩定的、區域性國家。這個标準也更具有世界普遍意義。

撰文：《中國報道》記者 徐豪

責編：何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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