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是漢獻帝劉協被曹操迎到許昌後建立的一個年号。

建安年間，也就是從公元196年到公元220年，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實際執掌着東漢政權。曹操死後，魏文帝曹丕篡漢自立。而“建安文學”，指的就是漢末到魏初這一時期的文學。

曹操

建安那個時代，政治上極其混亂不堪，但在文學上卻是有很大變化，大放異彩。

建安以前，由于漢代統治者“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加上東漢末年外戚宦官争權奪利，“黨锢”事件一再發生，谶緯之學盛行，造成漢末文學創作的日趨衰微，整個文壇幾乎沒一點生氣，大家“敢怒不敢寫”。

到了建安時代，文學得以“複蘇”。這是因為，當時，東漢王朝經黃巾起義的猛烈沖擊已名存實亡。更重要的是，曹操統一了北方，社會生活較前安定，曹氏父子都是文學家，提倡文學，愛護文人，為文學的創作，提供條件，形成了一個以曹氏父子為中心的邺下文人集團。

建安作家中最著名的是“三曹”、“七子”。“三曹”是指曹操、曹丕、曹植。他們是建安文壇的領袖，其中曹操、曹植文學成就較高。“七子”是指孔融、王粲、劉桢、阮瑀、徐幹、陳琳、應玚。其中王粲成就較高。七子除孔融外，在政治上都與曹氏休戚與共。

曹植

因此，在文學方面和兩漢相比，有它自己的成就、特色和意義。

兩漢貴族文學，出于政治需要，所表達的不外是對聖君賢相的稱揚與“諷一谏百”的閑談。建安時代則不同。

建安詩人，大都經曆過漢末長期戰亂，對現實生活有着真切的感受。如曹操本人就是亂世英雄，他馳騁征讨，戎馬半生，目睹過廣闊的社會畫面；曹植“生乎亂，長乎軍”，長期随父轉戰，七子中的許多人也曾在戰禍中颠沛流離過，對當時的戰亂自有體驗。加上建安時代思想羁絆少，作家們便能較多地運用樂府民歌的現實主義手法，“發愀怆之詞”，實錄時代的某些真實情況。如曹操的《蒿裡行》、《薤露行》，曹植的《送應氏》，王粲的《七哀詩》，陳琳的《飲馬長城窟》，阮瑀的《駕出北郭門》以及相傳為蔡琰所寫的《悲憤詩》，就是這類作品。它們或寫征戰之苦，或述社會之亂，或記難民之流浪，或訴孤兒之苦楚，或叙個人之遭遇，從不同的側面，給我們描繪了從董卓之亂到赤壁之戰連續19年大混戰所造成的亂世情況。他們以悲憤的筆觸，描繪過洛陽都城，“斬截無孑遺”，“城郭為山林，庭字生荊艾”；中原大地，“白骨露于野，千裡無雞鳴”，“路有饑婦人，抱子棄草間”；長城腳下，“死人骸骨相撐拄”……。面對此景，詩人們“見此崩五内”，“氣結不能言”“喟然傷心肝”。蔡琰在《悲憤詩》裡，還悲憤交加地叙述了她被擄入胡，直到最終歸漢的痛苦經曆和複雜的内心世界，重現了戰亂的慘狀，使人們對一個貴族悲慘的遭遇，聯想到一般勞動婦女更加悲慘的命運。

蔡琰

反映到創作上，建安作家的詩歌兼備另一特色：慷慨熱烈地歌唱要求實現統一的政治理想，直抒要為實現這種理想而建功立業的雄心壯志和英雄氣概，充滿着浪漫主義的精神。如曹操在《龜雖壽》中，自比“老骥”，吐露自己老當益壯的鬥志：“老骥伏枥，志在千裡，烈士暮年，壯心不已。”曹植在《白馬篇》中描寫了一個鏖戰疆場的青年戰士的形象和他的高尚的精神境界：“棄身鋒刃端，性命安可懷？父母且不顧，何言子與妻！名編壯士籍，不得中顧私。捐軀赴國難，視死忽如歸。”這些壯語，正是作者豪放的胸臆。王粲、陳琳和劉桢等人的一些作品，也都洋溢着要為統一事業給力竭忠，及時建功的積極精神。建安的這類詩歌，氣魄宏偉，情調激昂，給人一種奮發激越感。

王粲

曹丕的《典論・論文》是我國第一篇文學批評專著。曹丕首先看到了文學作品的政治作用和社會價值，把文章提高到“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的地位。他分析了詩賦、奏書、銘诔等文體各自的特點，指出“詩賦欲麗”，這就要求詩賦作品要狀物抒情，防止“質木無文”，為詩歌的發展指明了正确方向。曹丕還認為:“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強而緻。”也就是說，作家的創作各有其個性和風格，不可強求一律。此外，他還對建安諸子作了評價，指出他們的長處和短處，開了當時文藝批評之風。這對提高作家的地位，掃除文人相輕的惡劣風氣，促進文學創作的自由發展，都有着積極的作用。在曹植、王粲、徐幹、應玚等人的書記論文中，也都夾雜着不少關于文學問題的卓見。

應玚

另外，建安時期是使前代各種文體得到改造和發展的時期。漢代的樂府詩，主要是叙事，建安詩人學習創作的樂府詩，則已從叙事向寫景抒情方向發展了。“三曹”“七子”都用古樂府的舊曲改作新辭，寫了一些寓情于景，情景交融的樂府詩，很是出色。五言詩在建安前已有，但一般都是矢口直陳，遣詞構思沒有什麼奇特之處。建安創作的五言詩，則在用字、造句、立意、音節等方面都着意工巧，使五言詩達到了完全成熟的程度，登上了古詩的最高峰。就這一點說，曹植的五言詩堪稱代表。建安前的七言詩，句中常帶個“兮”字，說明它還帶有楚調的痕迹，嚴格說來不能算作七言詩。到曹丕作《燕歌行》，七言詩才完全擺脫楚調而獨立成形。世稱《燕歌行》為我國第一首七言詩，不是沒有道理的。辭賦是漢代最為發達的文學形式。然而漢賦大多是宏篇巨制，在内容上習慣于為文造情，在形式上行文有俗套，用詞多堆砌，成了千篇一律的東西。建安改造了漢賦，多作抒情小賦，其特點是為情而造文，因而有各自的個性和風格。王粲的《登樓賦》就是一篇代表作。

總之，建安文學承繼了前代文學的優良傳統，并能從内容到形式都加以改造，因此在我國文學史上占據着很重要的地位，有着不一樣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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