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選自胡山林《與大學生人生對話錄》，清華大學出版社。）

問：怎樣看待鄭闆橋的“難得糊塗”？

答：我對鄭闆橋沒有研究，因而這裡我無法透徹地解說他，隻說說我自己的膚淺理解。

我感到現在好多人對這句話做了望文生義的理解，實在是違背、甚至是歪曲了鄭老先生的原意，太遺憾了。你看吧，大街小巷，書鋪地攤，到處都在賣這四個字。一些人買去是湊趣玩玩，附庸風雅；有的人——主要是大大小小的官員，買去挂在卧室裡，甚而至于辦公室裡，當作處世做官的座右銘。他們借此提醒自己，做官辦事别太認真，别太原則，别太堅持，官場無所謂正義和原則，無所謂是也無所謂非，萬事一筆糊塗帳，一切以自己的利益為核心，清楚不了糊塗了。在他們看來，鄭闆橋是在教人圓滑，世故，放棄原則。他們以自己“之心”，度鄭氏“之腹”，對“難得糊塗”做了最膚淺最荒唐最與原意相悖的理解。闆橋先生如活着，看着人們這樣作踐他，以他的脾氣，非痛罵他們不可；要不就是捶胸頓足，扼腕長歎，後悔寫下這遭人誤解、被不屑子孫利用的四個字。

其實鄭闆橋的原意恰恰與上述官員的理解相反。鄭闆橋，一介書生，為人耿直狂放，一生關心民衆疾苦，想以自己微薄之力為社會為百姓做些事情。他在濰縣署中那首著名的畫竹題詩就是他心靈的剖白：“衙齋卧聽蕭蕭竹，疑是民間疾苦聲。些小吾曹州縣吏，一枝一葉總關情。”但身處黑暗的社會腐敗的官場，他的忠耿得不到理解，他的抱負得不到施展；而且他發現，愈是清醒愈有正義感的人愈困頓。對此他感到悲憤難抑，而又乏回天之力，沒有辦法他隻好發牢騷。這就是迫使鄭氏發出“難得糊塗”感歎的社會心理背景。明白這一點，就明白鄭的話是典型的激憤之詞，是典型的正話反說，是無奈之極的自我嘲笑、自我調侃。他的“難得糊塗”其實是“我無法糊塗”，骨子裡是對“裝糊塗”的人的鄙視，是對自己無法糊塗的自嘲和調侃。魯迅先生眼力透辟，他老人家一眼看出這四個字表現了名士的牢騷氣。

說到這一點，我忽然聯想起塞萬提斯的《唐吉诃德》。我總感到《唐吉诃德》也表現了作者的牢騷，表現了作者作為一個理想主義者理想不能實現時悲憤難抑的自我調侃。據史料介紹，塞萬提斯出生于一個貧窮的醫生之家，小時候沒有受過很好的教育，但有機會讀了很多騎士小說，頭腦裡形成了非常狂熱的為國捐軀的理想。他參加了無敵艦隊，參加了多次反侵略的戰争，在戰争中表現出足夠的勇敢，屢立戰功，得到元帥的嘉獎。可是當他拿着元帥的保薦書，做着即将成為将軍的美夢時，在歸國途中遇到海盜，被俘後被賣到阿爾及利亞，在那裡做了五年苦工。當他回到自己國家的時候，很不幸，他的國家已經忘記了這位英雄。他連一個普通的工作都找不到，好不容易在無敵艦隊裡找到了一個軍需職位。一次，他下鄉催征糧食，被鄉紳誣陷入獄。出獄後改做稅吏。他把收上來的稅存在銀行裡，偏偏這個銀行倒閉了，塞萬提斯因此第二次入獄。從監獄出來之後，窮困潦倒，一文不名。此時他已經人過中年，百事不成，萬般無奈之下開始了《堂吉诃德》的寫作。

一個胸懷遠大理想卻一生倒黴的人，當他回首平生的時候，會有怎樣的心态呢？他可能心情複雜，感慨萬千：承認失敗又不情願，既後悔又不後悔，口頭上激憤地否定自己而内心卻可能恰恰相反。具體表現為自我嘲笑自我調侃——我這人啊，簡直是一個瘋子，一個傻瓜，一個活該倒黴的人。如果用一個藝術形象去表述，即活活一個堂吉诃德。

自我嘲笑自我調侃，我感到比較接近塞萬提斯創作《堂吉诃德》時的心态。塞萬提斯創造了堂吉诃德但不等于堂吉诃德，堂吉诃德隻是他表達自己情感的“意象”，他的情感的“客觀對應物”。堂吉诃德的精神中寄托着塞萬提斯的理想，堂吉诃德的“清醒”中暗含着塞萬提斯的自嘲。

我感到鄭闆橋與塞萬提斯有相通的地方，與一切堅持理想堅持正義而在現實中卻困頓失敗又死不甘心的人相通。這裡貫注着一種悲壯的理想主義精神，這種精神、這種心态，決非一幫庸人所能理解。所以我希望同學們一定要按孟老夫子所說的“知人論世”的思路去理解鄭闆橋，切不可小小年紀就變得圓滑世故，庸俗不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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