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的新年，我們出發，回到故鄉。日複一日的忙碌停住腳步，時光與回憶短暫接續。

讓我們記挂的是，在城鎮、在農村，在故土鄉情的牽絆中，那一張張熱情洋溢、又或飽經風霜的面孔，時刻訴說着小人物與大時代的故事。他們有着怎樣的性格、信仰？經曆着怎樣的生活、命運？他們的人生，又是如何與波瀾壯闊的時代發生勾連？對于2017，對于未來，他們有着怎樣的心願和期許？

作家奈保爾曾說，每個故事，每個人，都如鹽般微小而珍貴。他們就是時代的“鹽粒”，書寫他們，就是書寫時代的味道。

春節期間，新京報推出“記者還鄉系列報道”，來紀錄他們與這個時代的故事。

鄉念，我們在家鄉，相見，懷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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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文安一家，攝于1996年。

▲王文安（右）畢業前。

15歲那年，面臨人生第一次抉擇。王文安生在教師家庭，15歲參加中考，拿回了鄉第一名的成績。那是1984年，考分下來，老師也來家了：縣中和師範，讀哪個？

讀縣中的好處顯而易見，但所費不菲，讀師範不花錢，有補貼，畢業還能“吃皇糧”。他有一弟一妹，沒得選。

王文安成了師範生。學校離家三十裡路，放假時走着來回。在那裡，他第一次喝到“看起來像尿”的啤酒，第一次見到了長成的黃瓜。

小時候“沒得吃”，肚子一餓，就跟同村的小孩去地裡摘黃瓜。黃瓜還沒長成，隻比拇指大點有限，他吃了十幾年，以至于一直以為“黃瓜從來就是那麼大”。

講着少年轶事，“老頭子”突然話鋒一轉，“你現在，有得選，多好。”

兒子知道這“有得選”裡面的意味。

詩人

“綠蟻新醅酒，紅泥小火爐；晚來天欲雪，能飲一杯無？”酒助詩性，王文安端着酒壺，說一句，斟一點。

他愛詩，也寫詩。家裡一本相冊扉頁上，至今還留着他送給時年3歲的兒子的詩：深情地凝視着/你漸漸長大的身影/心頭多少個祝願/伴你上人生道路而行/永遠愛不夠的/是爸爸媽媽的眼睛。

還有歌。書房裡有幾個硬殼筆記本，每一頁都用鋼筆寫着歌詞和曲譜。字很小，工整、秀氣。

上學那些年，他讀了很多書。書裡為他展現了更廣闊的世界，他迷戀，沉醉，想出門去闖一闖，但是一算，越軌的成本太高。

那個時代，很多人的未來都被框在固定的軌道裡，“穩定”永遠是工作的第一位。做自己想做的，無異于“越軌”。

王文安也成了教師，用一筆秀氣的字寫教案。他想繼續讀書，偷偷買來複習資料，被校領導發現了。他算是教學人才，校領導不允許他報名考試，不給他簽字。

這個戴着茶色眼鏡、從來輕聲細語的年輕人，破天荒地在校長室大鬧了一場。最終，得到了自己想要的結果。

到南京考試，然後繼續讀書，答辯，王文安工作、結婚、生子。他升了職，做了領導。每次觥籌交錯之間，他會想起小時候，點着煤油燈讀書的自己。

當初的願望實現了嗎？他也說不上來。

有時候他會打電話給當時還在讀書的兒子，告誡他“多讀名著，你跟我當年比差遠了。”

或許行走的軌迹和當年的夢想還是有差距。他懷念“金子般的八十年代”，那時，他的夢想是當一名詩人。

而多年後的一個冬日，應酬完回家，他有些酒氣，眯着眼睛把兒子拉過來：今天桌上，有個人說自己的職業是詩人。這年頭說自己是詩人，不是罵人嗎？

如今，他早已不再寫詩，各種總結、報告占據了他太多的時間，他覺得自己失去了“憤怒”，那種激情似乎找不到了。

而“小夥”卻能尋找到父親年輕時的痕迹，一天晚上父親酒後回家，片刻，書房内傳出抑揚頓挫的聲音：

告訴你吧，世界/我——不——相——信——/縱使你腳下有一千名挑戰者 /那就把我算作第一千零一名。

遠方

王文安看過《傅雷家書》，喜歡讀汪曾祺。若幹年前，汪曾祺寫過一篇文章，叫《多年父子成兄弟》，他推薦給了兒子，希望他們父子之間，也能是這樣一種關系。

兒子畢業那年，他花了很長時間勸小夥“考公務員”。這會給他安全感，雖然他常常覺得自己被體制化了，比如以“是否有編制”衡量一個人的成功與否。

那段時間，王文安到處看房，花了一個月，在張府園買下了一套兩居室，房本隻填了兒子一個人的名。他跟朋友說，買這套房，一部分原因是“想把兒子圈住。”

但是并沒有什麼效果，兒子終究是不安分的。一年前，“小夥”告訴他要去北京面試。

▲王文安一家，攝于1997年。

那是初春的一天，父子倆開了一瓶紅酒。桌上他問，“為什麼一定要去北京？”

江浙人對于北京的感情是很微妙的。那是首都，大城市，機會多；但是骨子裡又覺得北方“不闆紮”。

“闆紮”的意思是“精緻”，對于一道豆腐要片上百刀的江浙人來說，大鍋煮小腸的北方，實在有些粗糙。

“小夥”用北島的詩回他：如今我們深夜飲酒/杯子碰到一起/都是夢破碎的聲音。

一首詩又把王文安拽回到三十年前。那個年輕的自己曾經告訴同學，男兒一世，要麼做記者，要麼做律師，“新聞和法律，是推動社會進步最強的力量”。

他想起無數個半醉半醒之間，擡眼看推杯換盞，說很多違心的話。時光總是靜靜地流淌，而多年之後回望，它又是奔湧的，因為改變的太多。

把兒子送進了北上的列車，王文安妥協了。

對呵，北島就是北京人。

酒話

沾着水珠的蔬菜下鍋，劈啪作響。“這個菜，北京沒有吧？”他夾起一筷，遞向兒子。

這菜學名“冬苋菜”，在方言裡，“苋”讀音同“安”，傳說吃下去的人，能“安安穩穩”。

在他的印象裡，北方物産不豐，從來不是魚米之鄉。他去過北京。灰蒙蒙的天，鹹滋滋的水，沒有留下什麼好印象。

現在回想，不是北京不好，而是兒子遠離。

“小夥”一走經年，父子之間時常通話。兒子總是通過父親說話的“中心思想”，判斷他有沒有喝醉。如果幹脆利落，說的都是強飯加衣，“鐵肩擔道義”之類，那必定是神志清楚。而如果絮絮叨叨，夾雜一些“回來吧，考個公務員，過安穩日子”，那一定是喝得不少。

這些“酒話”，都是真心話。王文安每次參加完同事孩子的婚禮，都會給兒子打電話，講述婚禮如何排場，主人家如何幸福。末了，他總會補一句，“你要是在家多好！”

他常常陷入到自相矛盾的境地。他收集兒子寫的每一篇報道，又羨慕又自豪地說，“你實現了我年輕時的理想”，他又經常在電話裡歎氣，“這行有什麼好做，安安穩穩不好嗎？”

多年父子成兄弟，當然應該希望“兄弟”出成績，有更好的發展，而作為父親，讓“小夥”安穩一世，似乎也理所應當。

他在兩種身份之間纏繞。

電視裡嘤嘤呀呀地播放着一台晚會。屏幕上，一群梳着沖天辮的男童女娃手舞足蹈。

酒過三巡，王文安最後端起酒杯，笑着調侃，“明年這時候，我能見着我孫子嗎？小夥，你架個勢（幫個忙）哦！”

王文安是我的父親。

文｜新京報記者王煜 編輯｜李天宇 校對｜陸愛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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