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否和伴侶有獨一無二的私密空間呢？

車裡坐了一對情侶。有時男人開車，有時是女人。有時透過窗戶可以看到晚霞，有時路上行駛的車燈照亮了兩人的臉。有時一人專注地開車，一人困倦地打着哈欠，有時他們堵在上班路上，随口唱一句吐槽糟糕的路況。慢慢地兩人無話。在一次爆發式争吵後，女人摔門下車，留男人獨自一人。

這是5分鐘左右短片《車内的兩人》中的情景。導演是張照。

2020年，張照把GoPro（運動相機）架在副駕前面，拍了兩個月的素材，主角是她和男朋友老潘。最終，張照通過剪輯講了一對情侶從熱戀到冷卻、迷茫的過程，做了一個“用紀錄片的素材講了一個故事片”這樣的影像試驗。

而現實中，她和老潘争吵的當下便很快和好，在一起已經四年。

《車内的兩人》短片入圍了2021年“FIRST影展超短片單元”。有人質疑她抄襲劇情片《情詩》——另一部關于情侶在車内發生沖突的電影，但張照對液态青年表示自己沒有看過這部影片。

張照今年27歲，認識男友之前，她滿足于坐在辦公室當個精緻白領，似乎沒有找到真正熱愛的事業。老潘比她年齡大很多，是一個制片人，過着随性自由的生活。她承認男友的這種理想主義吸引着她，幫她找到了自我，以及努力的方向。

以下是她的講述。

我男朋友老潘有一輛二手吉普車鈴木吉姆尼。它特别小，看上去像一輛玩具車，第一次見到我還以為是個老年代步車。想要去後座得把副駕駛座放倒，這輛車正常能坐四人，擠擠可以坐五個。

我在法國旅遊時買了一個香薰挂件送給老潘，他已經在車上挂了三年，懶得摘，早就沒味道了。

我們都很喜歡這輛車，它是生活的一部分，開着它去看夜場電影，去阿那亞玩，去談工作，甚至在車上過夜。去年疫情剛開始時，有次我倆開車出門，淩晨兩三點回去時被攔在外面不讓進小區，隻能開車在城裡溜達。在一條小河邊我們以為看到了很美的星星，下車發現隻是從一棟建築傳來的燈光。後來我們在車上開着空調睡了一會兒，天亮才被放進小區。

兩人的二手吉普車，受訪者供圖

2020年8月某天，我跟老潘開車回家時聊了一路電影，酣暢淋漓，後來我想這次聊天如果能被記錄下來該多好，便在副駕前裝了一個GoPro。

我把這個想法告訴朋友們，他們都覺得有意思。大概拍了兩個月，每天至少一個小時。我上下班路上差不多需要一個小時，有時還要開車去談項目。

這輛車陪我們度過了很多時光。有次我們和同事去談業務，回程時看到夕陽就在前面挂着，我們三個女孩擠在後座，藍牙音響裡放着新褲子的歌，我們跟着唱，讓人忘了身在何處，忘了是不是堵車。

時隔一年，我跟其中一個女性朋友鬧掰了。看到有她出現的畫面，我會回想起她對我的背叛，和一段信任關系的終結。看到她在素材裡出現時，我會起一身雞皮疙瘩。

拍攝記錄的第三天，我和老潘經曆了兩個月裡最激烈的吵架。

當時我在拍單立人喜劇在北京的三個演員（周奇墨、宋萬博、周欣雨）。他們三個在一次巡演後各自的事業和生活有了分叉，那次巡演之後，宋萬博滞留北京，直到現在都有點兒默默無聞。周奇墨參加了脫口秀大會，今年奪冠了。周欣雨離開了“單立人”，去了上海的“笑果”。那會兒老書蟲書店（注：國内脫口秀最早的演出場地之一）也倒閉了。倒閉那天老書蟲又辦了最後一次脫口秀演出。我想把這三個人再加上老書蟲的命運剪成一個長片。

有一天晚上10點多鐘，我們開車從公司回家。我把這個想法告訴老潘，他說想法挺好，但是除了那次巡演，他們三個人生活中基本過着各自的生活，交集不夠，他懷疑能不能剪成一個70分鐘到90分鐘的長片。

我可能有點不耐煩，說了一句：“創作方面的事兒你不要操心。”他立刻炸了，延伸出很多東西，“隻有你在創作，我們這些人做的東西就不是事兒，就不重要？”我平時做導演和剪輯工作，他是制片人，我這句話傷到了他的自尊心，可能他覺得我不尊重制片工作，不把他當回事兒。

那天我們吵了一個多小時，吵到我淚流滿面。他看我哭有點兒慌，冷靜下來，說着希望彼此理解之類的話，最終兩個人和好，在車内擁抱，親吻。

下車後沒走兩步，我們倆開始爆笑，互相調侃：“你剛才演得不錯啊”“你可真是個好演員”。

很明顯，剛開始我們都很在意GoPro的存在。我們都在拍攝面前放大了情緒，有“演”的成分。真實情況下沒必要吵一個小時，我也沒必要淚流滿面。

去年因為手頭忙其他項目，剪輯的事就擱置了。今年5月份， 我看到了First的超短片單元，正好手頭沒什麼項目，開始剪輯這些素材。

最終，我想剪一個關于我和老潘兩個人的短片。

短片《車内的兩人》截圖

最初我剪了一個五分鐘吵架的短片，但故事性沒那麼強，之後又剪了現在的版本，模糊了紀錄片和故事片的界限，講一對情侶從一開始甜蜜地說說笑笑，到争吵，最後剩一個人的過程。

好多觀衆看完之後都會跑來問我：“你們到底分沒分手啊？”

我隻是用了一些剪輯的技巧，比如短片裡我們兩個吵完架我關車門下車，表現我們兩個之間鬧得很僵；在現實裡隻是單純關門，沒有情緒。還有最後老潘自己開車，是我把那些沉默的空鏡頭單獨拿出來，放在影片後面，營造一種孤獨的氛圍。

我把朋友叫到家裡來看影片，他們看一個小時的吵架看得津津有味，并一緻認為老潘太矯情，怎麼能因為這樣一句話引申出那麼多含義！

等片子出來我才意識到，這部短片好像做了一個影像試驗，記錄了在獨屬于情侶的私密空間中，兩人的親密關系和相處模式。我的朋友也很受啟發，他想到自己和女朋友總是在浴室發生争吵，一人在洗澡，一人在刷牙時聊兩句就能吵起來。還有另外兩個女性朋友睡在一個房間的兩張床上，睡前聊天時也經常發生争執。

對于我們兩個人來說，很多時間都被手機或者工作綁架了。比如兩個人在家裡，都是柴米油鹽的瑣事，在工作室，聊得最多的是項目。睡前我們倆躺在床上會一直刷手機，或者看一部電影，但看完電影通常很晚，也不會深聊。

隻有在車内這個私密空間内我們才會聊一些比較走心的東西——一個人必須全神貫注地開車，另外一個人會想要陪着這個司機聊聊天，讓他不要困。

老潘和張照在工作中，受訪者供圖

短片入圍了今年“FIRST影展超短片單元”，23部入圍短片中的一部，頒獎典禮那天先把入圍短片都播放了一遍。

當時我們一行五人坐在觀衆席上，位置在正中間，C位。我的朋友們都調侃這個位置好像很适合得獎，走上台的時候要經過很多人，接受他們的注視也很合理。

沒想到第一個放映的就是《車内的兩人》，放映順序按照首字母排的。因為短片是GoPro拍攝，所以放在大熒幕上躁點很多，畫質很不清晰。看着大屏幕上出鏡的自己，說實話有點兒尴尬。

那天頒了“年度超短片”和“陪審團大獎”，我知道自己拍的夠不上，但還是在公布名單的時候緊張了一下，我悄悄告訴坐在旁邊的老潘，獲獎感言都想好了。他就笑。

最後我沒有得獎，但贊助商給我們入圍的導演每人發了一部手機，我挺開心的，這部手機我給我爸用了。

但挺多人質疑我抄襲了王曉振導演的《情詩》，其實直到現在我都沒看過這部電影。

大學時我讀廣告專業，在上海一家公關公司實習。我很能融入上海精緻的白領生活，每天穿得美美的，坐在辦公室裡，等下班後我當時的男朋友去接我，我們隔三差五地在大衆點評App上找排名靠前的店吃飯。我老家在江蘇南通，他家也在上海有房子，一切看起來都很合适。

直到有天他跟我規劃結婚後的打算，我滿腦子都是我真的要跟這樣的人結婚了嗎，對于和他一直生活這件事，我充滿懷疑和恐懼，便誠實地告訴他我的想法，并提出分手。

畢業後我去英國華威大學讀了一年市場營銷專業，但我沒把心思放在專業上，天天泡在藝術中心，無事時去電影院幫人檢票，還能免費看電影，那個時候我開始對電影感興趣。

我加入了學校社團“電影制作社”。社團裡定期拍短片，幾個人随機組成一個攝影團隊，都是一群學生在玩兒，用的都是自己買的機器，也沒有導師指導，但創作氛圍很濃。拍完之後還會把片子放映出來評獎。

組建的團隊哪國人都有，英國，法國，瑞典，馬來西亞。他們都是電影專業，開拍之前要圍讀劇本，拍片時也用比較專業的術語，跟他們溝通我還是挺緊張的。

我們拍過一個命題式短片“the worst birthday ever”（最糟糕的生日），講一個哥哥去世了，弟弟在哥哥生日那天緬懷他，帶點兒懸疑色彩，最後還獲獎了。

我在那個片子裡擔任攝影師，但其實導演比當時的我更懂視頻攝影。拍哥哥墳墓時，我把攝像機固定住。導演說這個畫面要營造一種比較難過的一種情緒，你要故意做出晃動的效果。然後他幫我把三腳架舉起來，正常地手持攝影機拍出晃動的畫面，算是完成了。

我做學生時很喜歡坐火車去倫敦拍街頭藝人，拍他們在街頭的表演，和他們簡單聊兩句就算采訪，素材用旁白串聯，就算紀錄片了。現在看來那個時候還很膚淺稚嫩，拍的東西也很表象。

2017年我回國，來北京找工作——不同于上海的精緻，這裡簡直可以說“粗粝”。我在大象紀錄給創始人秦曉宇做導演助理。想當攝影師，但拍片的機會很少，每天做的工作很雜，要見客戶、寫東西、做ppt、偶爾剪片。還得寫招商計劃書，一開始不懂，寫得跟“屎”一樣。

2017年底的大興火災過後一段時間，秦曉宇導演和老潘讓我背着機器趕緊拍素材。我到了現場，看到了挖掘機，我爬到一段矮牆上，看到房屋在我面前倒塌，原先的張亮麻辣燙或者蘭州拉面館變成一座座巨大猙獰的鐵垃圾。

那段時間我每天早上起很早，為了省錢背着大機器騎共享單車到地鐵站坐地鐵，或者直接坐公交，去大興或者皮村這些比較邊緣的地方拍素材。我記得還有人在現場打麻将。我們笑說他們哪怕明天是世界末日今天也要過好，他們說隻是在等着雇主結工資。

這是我最想拍的紀錄片，真實、生猛，那一刻我的命運和被拍攝者們的命運連為一體，有着共同的擔憂。

更多時間，我做的是制片工作。2018年王麗娜導演拍《第一次的離别》，我們自己先墊錢拍完了這部電影，之後我需要跟導演去見投資人。

這部電影非常文藝小衆，如果不是因為它是2020年7月20日電影院在疫情後重新開業時上映的第一部電影，可能都沒什麼人知道。投資人關心的是回報是什麼，我坐在旁邊插不上話，想了想自己根本不适合做制片人。後來這部作品在2018年東京國際電影節得了獎，投資才慢慢進來。

《第一次的離别》入圍了2019年柏林國際電影節，因為我英文不錯，就代表團隊跟電影節的人接洽，幫助他們走電影節流程。這部電影獲得那年柏林國際電影節“新生代兒童單元”最佳影片，雖然我對這部電影有些幫助，但感覺自己的角色非常邊緣，羨慕主創能夠放映自己的電影給觀衆看。

當時更确定要創作，後來我就辭職自己接活兒了。

老潘拍的張照，受訪者提供

大象紀錄是一個非常理想主義的地方，直到現在我都這樣認為。比如在拉不到投資的時候工作室的那種清苦，都是為理想主義付出的代價。但他們還是會拍讓自己滿意的東西，不太向資本妥協，比如之前拍過的紀錄片《我的詩篇》，講述寫詩的工人，還有後來的《餘生一日》。

《餘生一日》（現改名《一日冬春》）召集全國各地的人在2月9日那天随手拍下生活場景，郵寄過來，剪輯成一部長片。後來我們收到了4000多段素材。

《餘生一日》的想法就是老潘主導的，他總是有很多靈光乍現的時刻。那時大象紀錄的夥伴被困在北京，情緒波動也很大。他想到這個點子，當天晚上就在網上發布了這個計劃，行動很快。

我在大象紀錄的時候，認識了老潘。他做制片人，跟我有挺大的年齡差，不過看起來很年輕。

我之前的生活中從來沒出現過老潘這樣的人——他因為沒遇到合适的人，到40歲也沒結婚；因為跟老闆理念不合，年薪五十多萬的工作說辭就辭，來到了大象紀錄創業。我從小是個乖乖女，上課坐在前兩排的那種，他的随性和理想主義很吸引我。

在遇到老潘之前，我沒想過什麼是真正的喜歡，到底要做什麼工作，成為什麼樣的人，我很感謝他幫我找到自我。

老潘像我職業的領路人，有什麼不懂的拿不準的我都會問他，一開始我很依賴他。但最近我見客戶時就不太願意他坐在旁邊聽，我會緊張。那種旁聽不說審視，但你總感覺他腦子裡在挑你哪裡說的不好，我會不自覺地不自信，不自覺地瞄他。就像我在小時候上台英語演講一樣，隻要我媽坐在下面看着，我一定講不好。

每次見完客戶或者主持完會議，他總會一條一條列出來我的不足，我知道他希望我更好，但這樣也挺打擊我。

張照，受訪者供圖

我和老潘兩三天就會拌一次嘴，非常頻繁，但我們都是因為創作理念或者工作上的問題吵，從來不會因為生活中的瑣事吵，彼此很寬容。比如别的情侶會因為長時間不回另一半微信吵架，我們不會，影視工作忙起來幾個小時不看微信非常常見。

每次吵架的時候也一樣，他總是理智地講道理——我哪裡做得不好，列出來一二三；你哪裡做得不好，列出來一二三，并希望我們都有所改進。

但我相信他，這是他成熟的表現，也相信他确實不是擡杠，而是真的認為我們都要努力改進不對的地方。

在被他慢慢塑造的同時，我擔心我的自我會越來越小，因為有些刁蠻的小習性我是壓抑的。最近這段時間，我會坐下來坦誠地告訴他，因為我特别喜歡他，所以變得非常講道理，學着做飯，但我其實也有自己的不講理，隻是被壓抑住了。他覺得不可思議，告訴我隻要做自己就好了。我松了口氣。

今年我打算去上海，一是為了離父母近一些，方便照顧他們，他們年紀也大了。也可以看看上海有沒有新的工作機會，不過我和老潘要辛苦一些了。

現在正等着去上海的那一天， 未知感特别強，所以我每一刻跟老潘，一起工作的小夥伴或者在北京的任何朋友在一起，我都會非常珍惜。因為我不知道什麼時候再見下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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