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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宋時期，是中國文人士大夫最受尊崇的時代，也是人才輩出的時代，特别是北宋仁宗朝，更是人才濟濟，“千年名士出一朝”。政治家王曾、範仲淹、韓琦、富弼、文彥博、曾公亮、包拯、司馬光、宋庠、蔡襄、杜衍（其中大多數人亦是大文豪，文壇巨匠），“唐宋八大家”中的歐陽修、王安石、曾鞏、蘇洵、蘇轼、蘇轍，名将狄青等，都曾或長或短地生活在仁宗一朝，在仁宗年代或之後的曆史舞台上留下了深深的足迹。範仲淹北宋從建國到慶曆年間已曆時八十餘年。

王安石畫像

此時，北宋王朝在面臨與契丹、西夏的民族矛盾和戰争的同時，國内積累的階級矛盾也發展到了危險的地步，土地兼并日益嚴重，下層農民和小業主多傾家破産，流離失所。以宰相呂夷簡為首的官僚階層安于現狀，死氣沉沉，而以範仲淹、韓琦、富弼、歐陽修、餘靖、尹洙、蔡襄為代表的新生代政治力量則憂國憂民，看到了繁華表層下的狂濤怒浪慶曆三年四月，呂夷簡被罷免宰相職務，一批年輕政治家走上政治舞台。歐陽修任知谏院，富弼任樞密使，韓琦、範仲淹自陝西調回京城，分别任樞密使直學士和樞密副使，七月，诏命範仲淹為參知政事。

範仲淹畫像

這場發生在慶曆年間，以範仲淹為代表的要求改革的事件，史稱慶曆新政“慶曆新政”的目的固然是為了鞏固北宋王朝的統治，但是範仲淹等人沒能看清北宋面臨和急待解決的主要矛盾是民族和階級矛盾，而是把新政的重點和中心環節放在了吏治改革上，這就注定新法不可能取得預期的成效。由于新政觸犯了貴族官僚和地方官員的既得利益，所以在實施過程中遇到了強烈的反對和阻撓，仁宗對新政的熱情很快就消失了。慶曆四年六月，範仲淹、富弼被調離中央政府範仲淹出任陝西、河東宣撫使，富弼出任河北宣撫使，推行僅一年的“慶曆新政”告終。

陝西

“慶曆新政”的失敗，在富弼心中留下了陰影。後來徐州人孔直溫謀反，官軍從孔直溫家中搜得有原直集賢院石介與孔直溫的往來書信。石介生前直言夏竦為大奸，詩頌富弼等人，為此事，富弻又受驚吓，思想漸趨保守，以至多年後在王安石變法中，成為了變法的反對者。範仲淹離朝後一直在地方任職，曆任知邠州、知鄧州、知杭州。及徙知颍州，未至而卒，終年六十四歲。在知鄧州任上，範仲淹寫出了不朽名篇《嶽陽樓記》，其中“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一句成為經典。至此還是流傳，可見當時影響之深遠。

嶽陽樓

慶曆年間，朝廷高層争鬥不斷。慶曆三年，後，老宰相呂夷簡辭政病逝，仁宗命晏殊為相夏速為樞密使。不久，二人被禦史中丞王拱辰、谏官蔡襄、歐陽修等人彈，先後罷職，改用杜衍為相，賈朝為樞密使，陳執中為參知政事。一天，進奏院舉行祠神法會，蘇舜與右班殿直劉巽等人一時興起，就變賣辦公廢紙，換錢召歌妓喝酒娛樂。這種事原有先例，在宋朝官場上不足為怪，但王拱辰聽說此事後，便借機發揮，要扳倒杜衍。蘇舜欽離開京城後，定居蘇州，買地建宅，造“滄浪亭”，傳至今日。因為當時的環境就是這樣，所以導緻了這種結果。

滄浪亭

宗實的祖父是太宗第四子、真宗的弟弟商恭靖王元份，父親叫允讓，是元份的小兒子，允讓在慶曆年間被封為汝南郡王，嘉祐四年薨，追封為濮王，宗實是允讓的第十三子。允讓有三位王妃:王氏、韓氏、任氏，分别被封稱為谯國夫人、襄國夫人、仙遊縣君。宗實為仙遊縣君任氏所生宗實四歲時，仁宗把他抱養于宮中。寶元二年八月，仁宗生有皇子，宗實回到家中，但仍為仁宗養子。當仁宗決意立宗實為儲君時，宗實正為其父允讓居喪守制，依慣例，仁宗先下诏任命宗實為知宗正寺。想不到的是，宗實并不想接班當皇帝，诏命下來，他堅辭不受。

宗實

仁宗再召韓琦問計，韓琦對曰:“陛下既知其賢而選之，今不敢遽當，蓋器識遠大，所以為賢也。”三年守制完畢，宗實仍不願受命，韓琦上奏道:“宗正之命初出，外人皆知必為皇子，不若遂正其名。”仁宗采納韓琦的建議，于嘉祐七年八月下诏:以宗實為皇子，賜名曙。雖正名為皇子，宗實還是不肯受命，經老師周孟陽勸說，才勉強應承下來。臨入宮時，宗實還語家人道:“謹守吾舍，上有适嗣，吾歸矣。”嘉祐八年三月，仁宗崩于福慶殿，時年五十四歲，在位四十二年。遺诏皇子趙曙即皇帝位，是為宋英宗。

參考資料：《唐末元初四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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