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蓬仙館是何人所建，曆來衆說紛纭：一說是道教羽士集資興建；一說是康有為的祖父所建。尚有一說是曾任兩廣總督的葉銘琛奉父命所建。據有關部門和人士近幾年的考證，小蓬仙館應是康有為的祖父所建，以仙館為名乃是當時的一種風氣，以示高雅脫俗。

前段時間閑來無事讀了幾篇關于康有為的作品，筆者發現了一個事實，那就是：大部分後世作者都覺得康有為君子之名名不副實。在讀了這些文章後筆者也感覺，康有為似乎偏離了正派，他的行徑更像是一個“騙子”。

每逢社會處于革命熱潮之中，總有一些這樣的家夥，肚子裡有些墨水，腦子裡有些見識，能力也有一些，但是，為人處事均站在己身利益考慮，且自私自利的很，為了某些目的捏造事實，甚至，編撰假史。

這樣的人，雖然，會在短時間内收獲聲名，但是，時間一長，目光雪亮的後世史學家必會發現其中端倪，将其揭發。

康有為的大作《康南海自訂年譜》十分巧妙，詳實記載中，摻雜一些杜撰的假貨，這樣的作品在傳播過程中，難免會掩人耳目，讓讀者脫離真相。史學家茅海建曾這樣評價道：“康有為這個人的言論中有很多誇張的地方，所以，在讀他的作品時需多加留心。”

在這部《自訂年譜》中，康有為曾說光緒帝指示總理衙門：“若有康有為的奏折，可以讓他直接送到宮裡。”這在當時的制度中是絕無僅有的，康有為也許是想通過這種方式，襯托自己在光緒帝心中的地位，可是，他卻忽略了在滿清體制中這種事是根本不可能發生的。

而在另一本《天公不語對棋局》中，作者也曾這樣揭秘，康有為引以為豪的“公車上書”其實根本沒發生過。根據康有為本人的描述“公車上書”事件發生于馬關條約簽訂後，當時，進京參加科考的讀書人紛紛寫文章表達不滿。

由于，當時想要表達反對聲音的讀書人太多，康有為便組織了一大批讀書人，由他親自執筆，寫了一封奏折交給光緒。這件事康有為說得有理有據，但就是沒說清具體的時間地點，這批讀書人在哪裡與康有為見面？而康有為又是在哪裡交的奏折？這些都沒有具體的證據。

那麼，光緒帝真的收到這份萬言書了嗎？事實上并沒有。讀書人對條約不滿為真，或許考生們組織集會請康有為也為真，但康有為卻根本沒将這份奏折交上去。這次事件頂多是“公車集會”罷了，根本沒有“上書”這一環節。這是康有為賺取聲望騙術，也是他欺騙事業的開端。

康有為說：在光緒皇帝覺得自己的安危受到威脅時，曾寫了一封絕密的诏書，請求康有為幫他帶出皇宮，交給變法人士處理。根據考證，這場“衣帶诏事件”雖然發生過，但是，康有為卻并非當事人。其實，當時光緒皇帝将這份密诏交給了楊銳，并未交給康有為。

由于，衣帶诏中提到的變法人士以及楊銳均已死，康有為索性将這件事安到自己身上，替自己賺得聲名。但是，讓他萬萬沒想到的是，楊銳被處決後，他的兒子将這份密诏帶回家鄉，後來，公諸于衆。光緒的手書有極高的辨識度，自然無法作假。

真相大白後康有為逃到海外，借着此事大書特書，以“衣帶诏”等事欺世而盜名，斂了很多财，沽名釣譽。其實，康有為在朝廷的地位不高，對宮中的許多規矩也不甚了解，所以，在他的作品中有許多破綻。

康有為的信口開河騙過了許多人，卻瞞不過熟知清廷規矩的史學家，經不住推敲。

例如：康有為在作品中提到：“光緒皇帝某天得到一盒點心，覺得味道不錯所以賞賜給王公大臣，慈禧聽說後将這些點心剖開觀察，看裡面是否夾帶了密诏。”康有為不知道，很多人都有機會與光緒皇帝會面。

如翁同飨每天都能見到光緒皇帝，倘若光緒想表達一些想法何不直言？為何要夾到點心裡這麼麻煩？況且，如果将密诏夾到點心中，肯定要在禦膳房動手，宮中盡是慈禧太後的耳目，這樣做豈不是更危險？

作為變法的帶頭人之一，康有為在這場改革中做出了一定貢獻，這是誰都無法否認的。隻是，這份貢獻被康有為本人無限誇大。江中孝的文章《關于康有為和戊戌維新的指導思想問題》中說道：

“不論在革新黨還是守舊派中，康有為的影響力不高，康有為本人雖然有一定學術，在朝中也有一些聲望，但卻非常有限，根本沒辦法擔任學術領袖。甚至，在康有為引以為傲的《新學僞經考》、《孔子·改制考》中，所持的觀點并不高明，時至今日仍無人贊賞。”

這位因篡改真相使自己名利雙收的改革者，我們恐怕得給他重新定個位了。

康有為原墓在李村棗兒山，原墓碑立于1929年，但是，在1966年，康有為墓被毀了，後來，青島市政府重建康有為墓，墓志銘：“公生南海，歸之黃海，吾從公兮上海，吾銘公兮厲滄海，文章功業，彪炳千載。”這樣言之鑿鑿的墓志銘是否言過其實？

參考資料：

【《小蓬仙館》、《康有為墓》、《康南海自訂年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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