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競争中性原則，在要素獲取、準入許可、經營運行、政府采購和招投标等方面，對各類所有制企業平等對待。”——今年《政府工作報告》中，首次提出了“競争中性原則”。

作為一個學術性較強的經濟概念，“競争中性”率先誕生于上世紀90年代的澳大利亞。

“那時，澳大利亞的公有制企業在電信、能源等關鍵領域中占據多數，民衆支付的費用過多，也沒有太多選擇，民間投資則被壓制了。為解決這一問題，澳大利亞于1995年采取了更統一的國家層面競争政策，确立了競争中性框架，推動國企和私企公平競争。”來自澳大利亞的經合組織官員格雷格·梅德科拉夫特說，競争中性使企業更加市場化，也顯著提高了國企的績效、透明度和服務質量。

2012年，經合組織在一份專門報告中提出了“競争中性”的八大要素，即選擇最佳的組織形式、商業回報率、核算公共服務義務、改善債務中性、公共采購公開透明、稅收中立、監管中立、債務及補貼中立。

競争中性，到底是什麼意思？如何按照這一原則深化改革，加快完善市場體制？在日前召開的中國發展高層論壇上，經濟學家和企業代表就這一問題展開了讨論。

落實競争中性原則，要消除所有制歧視

盡管“競争中性”尚屬我國經濟領域“新鮮詞彙”，但相關改革一直在推行。“競争中性”蘊含的原則，是我們一直奉行的：比如堅持“兩個毫不動搖”，對國企民企一視同仁，在市場體系建設中建立公平競争審查制度。

去年10月，國資委副秘書長彭華崗在國新辦發布會上表示，改革後的國企和其他所有制企業是一樣的，依法平等使用生産要素、公平參與市場競争，同等受到法律保護，這與“競争中性”原則是一緻的。

“其實，推行混合所有制的目的，就是讓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和競争中性原則。”海馬集團董事長景柱說，民營企業已成為中國社會健康發展的穩定器，民營企業家已經成為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有生力量和創新主體。但我們仍然看到，民營企業發展的“玻璃門”“彈簧門”“旋轉門”長期無法打破。

落實競争中性原則，要消除所有制歧視，打破歧視民營企業的法治障礙。同時，還要努力營造企業主導、市場導向的營商環境，在實現國企與民企“同門檻、同規則、同待遇”上下功夫。

“混改的真正目的，是提高企業的競争力。如果隻是把國有企業的少數股權，在社會上出售給民營資本，如果隻是停留在這一個層次的改革，我認為是不到位的。”TCL集團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李東生說，現在很多國有上市公司，在法律意義來講是混合所有制，但這些企業實際上整個管理模式依然是國有企業這一套體制。所以，混改一定要真正達到改變企業的經營模式的目标，管理者要向社會招聘，要按這個行業有競争力的标準來進行。

給民營經濟留出足夠空間，建立更長遠的預期

“2018年，中國民營企業進出口總值超過12萬億，占全國的接近40%。”中華全國工商業聯合會副主席李兆前說，在“一帶一路”整個過程中，民營企業投資超過6000億美元。中國民營企業得益于全球化，為全球化做出了貢獻，下一步還将繼續緻力于推進全球化的進程。

中國的民營企業分布在民生各個行業，解決了近3億人就業，占中國城鎮就業人口的80%以上。可以說沒有中國的民營企業，就沒有中國今天穩定的就業形勢，也就沒有今天中國持續擴大的中等收入階層。今後，民營企業也将在中國和世界經濟發展中起到重要的作用。

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劉世錦認為，市場經濟成熟之後的一個重要特征，就是現代企業制度中的“兩權分離”，即所有者和經營者分離。混合所有制愈發普遍，所有制結構愈發複雜，很難找到純粹的國企或民企。所以，要打破對民營企業“形式上平等、實際上不平等”的潛規則。

“人們經常認為還是跟國有企業打交道保險，出了問題有人兜着，民企則不同。解決這一問題，還是要靠深化改革，在大政方針上明确支持民企發展，在金融體系中發展更多能為民營企業、中小企業服務的專業化金融産品和機構。”劉士錦認為。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周其仁教授認為，民營經濟不單是一個生産力不發達的初級階段的現象，更不是經濟存在下行壓力時才需特别關照的對象，而是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組成部分，會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長久共同存在下去。他認為，整個社會都應該從觀念、法律、政策、方針、習俗等方面，給民營經濟留出足夠空間，使其建立更長遠的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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