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雲韶

泉州,又吸引了世界的目光。在7月25日的第44屆世界遺産大會上,中國“泉州:宋元中國的世界海洋商貿中心”項目順利通過審議,列入《世界遺産名錄》,成為中國第56處世界遺産。宋元時期的“世界海洋商貿中心”的頭銜,道盡了泉州過往的繁華。如果說,漢唐的盛世看西安,明清的輝煌看北京,那宋元的繁華就要看泉州了。

泉州的興盛,起自唐朝末年

唐朝,是一個讓人又愛又恨的王朝。它的前期,無比強大。中國五千年的曆史,唯有唐朝前期,擔得起一個“盛”字。太宗的雄姿勃發,高宗的勵精圖治,武後的繼往開來,乃至玄宗前期的銳意求知,讓中國人自秦漢之後,再次擁有了睥睨世界的霸氣。以至于現在,西方國家仍稱中國人為“唐人”,足見唐王朝影響之深遠。但安史之亂的發生,卻把唐朝重重地摔到了地上。此後,神州大地,幾無甯日,社會凋敝,民不聊生。很多中原人為了生存,紛紛南下。其中一部分人便來到了泉州。

此時的泉州,還是一個小城。中原人的大量湧入,讓這個小城迅速發展了起來。

泉州沒有中原沃野千裡的平原,卻擁有一望無際的海洋。所謂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面對浩瀚無垠的大海,來到泉州的中原人放下了手中的鐵犁,揚起了船舶的風帆。而當時泉州的地方官們,也知道海外貿易是泉州發展的命脈,因此他們竭盡全力為商賈們提供便利。這其中,最著名的當數留從效,他将唐代舊城擴建,将原有的城牆擴大了七倍,并在城牆的四周種滿了刺桐樹,刺桐樹枝葉茂盛,花色鮮豔,遠道而來的蕃客往往會眼前一亮,泉州從此有了“刺桐城”的美名。

建市舶司迎來高光時刻

北宋建立後,泉州的發展進入了新階段。到北宋中期,泉州已經成為了一個“有番舶之饒,雜貨山積”的繁華港口。宋哲宗年間,為了适應泉州海外貿易的發展要求,宋王朝正式在泉州設立福建市舶司,“以來遠人,通遠物”,确立了泉州重要貿易港的地位,從此泉州市舶司和在明州(甯波)的兩浙路市舶司及廣南市舶司,并稱為三路市舶司。泉州港開始迎來自己的高光時刻。

巅峰時期的泉州港實力有多麼強大?《夢粱錄》雲:“若欲泛外國買賣,則是泉州便可出洋……若有出洋,即從泉州港口至岱嶼門,便可放洋過海,泛往外國也。”溝通各國的海外航線是當時泉州港繁榮的标志之一。

具體而言,當時從泉州出發的航船一般會走三條航線。首先是西南航線,從泉州出發經廣州、西沙群島,抵達占城、真臘、渤泥、阇婆、三佛齊,再向西可達天竺、大食等地。用現在的地理名稱來說,從泉州可以直接坐船去中東國家,鑒于中東國家與歐洲的關系,我們也可以說,從泉州可以去往歐洲。其次,東南航線,從泉州港可抵達麻逸、三嶼、琉球等地。最後,則是東北航線,目的地是高麗(今朝鮮)和日本。

此外,泉州港的興盛,帶來了商業貿易的繁榮。當時的各國商人将香料、藥物、犀角、玳瑁等商品運到泉州,然後從泉州運出瓷器、金銀、銅錢、絲帛等物。當時的進口商品中,香料和藥物是大宗。出口的商品中,瓷器和絲綢是其中的大宗。考古學家已經在東南亞的許多國家發現了來自中國的瓷器。比如說,在菲律賓發現的龍甕,便産自泉州南門外的磁竈窯。

商業的繁榮使政府的收入有了大幅度的增長。在南宋紹興年間,泉州市舶司每年收入就有近一百萬缗,而當時南宋王朝的全部稅收收入不過四千五百萬缗左右。

宋朝時期,泉州港之所以能夠發展得如此迅速,有多方面的原因。内因是宋朝對海外貿易的重視。宋朝軍事實力,相對于北方的鄰居們,比較差。無論是遼、金還是西夏,基本上都是把宋朝看成“提款機”和“經驗包”。此外,宋朝自身的“三冗”問題,也是一個沉重的财政包袱。在這種情況下,貿易便成為了維持宋朝統治的命脈。特别是南宋時期,面積隻有北宋的三分之二,戶口減少,開支卻超過北宋。這時候,海外貿易就成了統治者的救命稻草。南宋紹興年間,宋高宗就曾下诏:“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合宜,所得動以百萬計,豈不勝取之于民?朕所以留意于此,庶幾可以少寬民力。”

有了政策的支持,泉州港發展就沒有了羁絆。為了吸引外商,北宋時期,泉州就設置了“來遠驿”來接待外國的使節和商旅。成書于1239年的《方輿勝覽》也記載,泉州“土産蕃貨,諸蕃有黑白二種(印度人和阿拉伯人),皆居泉州,号“蕃人巷”,每歲以大舶浮海往來,緻象犀、玳瑁、珠玑、琉璃、異香、胡椒之屬”。當時,大量的阿拉伯人在泉州經商,很多人死後就葬在泉州。

外因則是阿拉伯帝國的崛起。阿拉伯帝國的興起,使中國的東南沿海到東南亞、印度、波斯灣、紅海乃至非洲東海岸,形成了一個聯動的貿易圈。穩定的貿易環境帶來了充足的貨源,種種原因都使得泉州成為了當時“海道所通,賈船所驟”的東方貿易大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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