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山西商人的足迹遍布全國

山西商人，尤其是首創中國曆史上票号的山西票号商人，商路遙遠，彙通天下，曾在中國曆史上顯赫一時。直至如今還傳頌着“山西人善于經商、善于理财”的佳話。

山西商人的活躍，古代文獻多有記載，到明代已在全國享有盛譽。清代初期，山西商人的貨币經營資本逐步形成，不僅壟斷了中國北方貿易和資金調度，而且插足于整個亞洲地區，甚至把觸角伸向歐洲市場，從南自香港、加爾各答，北到伊爾庫茨克、西伯利亞、莫斯科、彼得堡，東起大坂、神戶、長崎、仁川，西到塔爾巴哈台、伊犁、喀什噶爾，都留下了山西商人的足迹。有些商人甚至能用蒙古語、哈薩克語、維吾爾語、俄語同北方少數民族和俄國人對答如流。可以說，從蒙古草原上的駱駝商隊，到吳淞口正在出海的商船，都有山西人在計價核算，從呼倫貝爾的醋味，到貴州茅台的酒香，都有山西人在釀造叫賣。無怪有人說：“凡是有雞鳴狗叫的地方，都有山西人”。山西商人活動過的地方遺址，至今到處可以看到：甘肅的老西廟、新疆的古城塔，昆明金殿的銅鼎、江蘇揚州的亢園、安徽毫州的花戲樓，大都是山西商人創建的；安徽雉河集（渦陽）的山西會館，曾經是撚軍起義的發源地；著名的貴州茅台酒是1704年山西鹽商雇杏花村汾酒廠工人和當地釀造工人共同首創的。以山西商人字号命名的城市街巷，至今猶存：張家口的日升昌巷、包頭的複盛西巷、外蒙古科布多的大盛魁街、呼和浩特的定襄巷、甯武巷等等，無怪在東北流傳着“先有曹家号，後有朝陽縣”，在内蒙流傳着“先有複盛西，後有包頭城”，在西北流傳着“先有晉益老，後有西甯城”的諺語。山西商人經商的地域之廣，人數之多，确實是相當可觀的。

二、山西商品經營資本的發展

山西商業資本開始的時間很早。先秦時代晉南一帶就有了商業交易活動。晉文公稱霸時，榆次、安邑就已成為有名的商業集鎮。秦漢時代，太原、平陸、平遙、汾陽等地已成為重要商品集散市場。唐朝定太原為北京，使太原城成為商業繁華的有名城市，韓愈形容當時的太原是“朗朗聞街鼓，晨起似朝時”。盡管如此，這一時期的山西商人還沒有一定組織和突出的地位。

到了宋代，山西商人與徽州商人并稱，成為當時中國商業的中堅力量。北宋王朝所需要的戰馬大多數依靠北方的遼來供應，遼也急需要宋的手工業制造品。據曆史文獻記載，宋朝慶曆年間（公元1041——1048年），宋王朝出藏絹2000多匹在山西岢岚買馬，又出絹 30000多匹在山西各州府買馬，非官方的民間貿易更是頻繁。《馬可·波羅遊記》中寫着：“從太原到平陽（臨汾）這一帶的商人遍及全國各地，獲得巨額利潤”。

從明代到清代初年，山西商人勢力得到進一步發展。明代全國較大的商業城市有33個，山西就有太原、平陽、蒲州（永濟）三處。這時，山西商人的資本積累已相當可觀： “平陽、澤、潞富豪甲天下，非數十萬不稱富”。明代末年，山西商人已進入了東北地區，1618年努爾哈赤占領撫順時，對在撫順的山西等地的大商人寫了“七大恨”，命令他們退回山海關内，可見當時山西商人已經和後金進行着貿易活動。清兵入關後，蒙古地區歸入清王朝統治，歸代城商業開始蒸蒸日上。康熙中年，山西商人進入外蒙古草原貿易。從此，東北的松遼平原和内外蒙古草原，就成為山西商人販運貿易的新市場。當時，蒙漢貿易必須經過張家口和殺虎口（後改歸化城），俗稱東口和西口。張家口的八大家名商都是山西人，其中最大的企業是祁縣人範家開設的“興隆魁”，這個商業性的企業有職員 290多人（有的則說共有職員1000人左右），是清代中國對外蒙和俄國貿易的第二大型企業。

在對蒙貿易的西口——殺虎口，山西的行商經常在大青山和西營一帶貿易，并得到清政府的特殊照顧，獲得了很高的利潤。這些行商會說蒙語的被稱為“通事行”，其中最大的“通事行”就是山西人開辦的“大盛魁”，從業人員達六、七千人，人們曾形容“大盛魁”的财産能用五十兩重的銀元寶從庫倫到北京鋪一條路。在甯夏，著名的大商号多是萬榮、平遙、榆次、臨猗一帶的山西商人開辦，甯夏的名藥材枸杞半數掌握在山西人開的“慶泰亨”手中。在青海，山西商人以西甯為根據地活動于各州縣。在北京，糧食米面行多是祁縣人經營；油鹽酒店多是襄陵人經營；紙張商店，多是臨汾和襄陵人經營；布行多為翼城人經營，鮮魚口以西有布巷，全為翼城人；北京至今留有招牌的大商号“都一處”、“六必居”、“樂仁堂”等都是浮山、臨汾等山西商人首創和經營。此外，山西商人還到四川、雲南、貴州、湖北、湖南、江西、安徽、廣東等地貿易和經商。廣州的濠畔街，多數房子是山西商人修建的。“廣生遠”、“廣懋興”、“廣益義”等實際都是山西人在廣州開設的企業。由海上出口茶葉，比如運往印尼的茶，都是由山西人在産地收購，運往廣州，由潮幫商人從山西商人手中購進再轉運南洋的。至于長江中下遊一帶，揚州的鹽商、江西和福建和茶商以及由長江口出海與日本的貿易，也數山西人最為活躍。

除了國内貿易外，山西商人還開拓了國外市場，我國從陸路對俄貿易最早最多的是山西人，在莫斯科、彼得堡等十多個俄國城市，都有過山西人開辦的商号或分号。在朝鮮、日本，山西商人的貿易也很活躍，榆次常家從中國輸出夏布，從朝鮮輸入人參，被稱作“人參财主”；介休範家，幾乎壟斷了對日本的生銅進口和百貨輸出。在清朝統治期間，能夠興旺發達二百餘年的商業世家，最有名的是：榆次的常家、聶家、太谷的曹家，祁縣的喬家、渠家，平遙的李家，介休的侯家、冀家，臨汾的亢家，萬榮的潘家，陽城的楊家等等。他們既是大商人、大高利貸者，又是大地主，都擁有極為雄厚的資本。

三、“彙通天下”的山西票号

山西商人資本中的貨币經營資本形式，最著名的是票号。票号又叫票莊或彙兌莊，是一種專門經營彙兌業務的金融機構。在票号産生以前，商人外出采購和貿易全要靠現銀支付，在外地賺了錢捎寄老家也得靠專門的镖局把現銀運送回去，不僅開支很大，費時誤事，而且經常發生差錯。這就迫使外出經商的山西商人不得不尋求新的辦法。相傳平遙縣“西玉成顔料莊”在北京、天津、四川等地都設有分莊，總經理叫雷履泰。“西玉成”北京分莊經常為在北京的山西同鄉辦理北京與平遙、四川或天津之間的現金兌撥。比如平遙商人在北京把現金交給“西玉成”，那麼“西玉成”北就分莊就寫信給平遙“西玉成”總号，讓彙款人在平遙領取現金。這種異地撥兌，開始隻限于在親朋好友之間進行，并不收費。後來，要求撥兌的人越來越多，在雙方同意的原則下，出一定手續費就可辦理。這位雷經理很聰明，發現這是一個生财之道，于是改設“日升昌”，兼營彙兌業務，果然營業很旺盛。接着，他就放棄了顔料生意，專門經營彙兌業務，這就是中國曆史上第一家票号。以後，他們調查了山西商人貿易的地點，選派精悍的夥伴，先後在天津、張家口、沈陽、蘇州、上海、廈門、廣州、桂林、重慶、長沙等地開設彙兌分号招攬生意。由于這種彙兌在此處交款，彼處用錢，手續簡單，使用方便，所以除山西商人和其他地方商人彙款以外，還有政府及官員來托辦彙兌事宜。随着資本的增加，通彙地點越來越大，利潤也越來越多。接着又吸收現款，發放貸款，“日升昌”的生意一派興旺。看到這種景象，山西商人紛紛學習“日升昌”的經驗，投資票号，從而形成了著名的山西票号。到****戰争前夕，山西票号大約有八家。****戰争後的十年内，僅日升昌、蔚豐厚、日新中三家山西票号在各地設立的分支機構就有35處，分布在全國23個城市。他們除專門經營彙兌業務外，還兼營存款、放款業務，并把彙兌、存款和放款結合起來，利用承彙期，占用客戶的現金放高利貸，得到了很高的利潤。據史料記載，1847年末，山西票号蔚泰厚蘇州分号已有存款（白銀）36000兩，放款80000兩，1850年，日新中北京分号有存款近37000兩，放款近70000兩。太平天國起義後，清政府的财政更加困難，山西票号也由起初為封建商人服務轉向清政府。為了承攬清政府對外活動款項彙兌等國際業務，票号商人在國外設立分支機構，祁縣合盛元票号總經理賀洪如于1907年在日本神戶、東京、橫濱、大坂都開設分支機構，平遙的永泰裕票号在印度加爾各答開設分号。此時的山西票号真可說是“生意興隆通四海，财源茂盛達三江”了。

四、山西商人對中國金融貿易史的貢獻

一、山西商人資本的發展，不僅使山西商人聚集了大量的貨币資财，讓白銀源源不斷地流回家鄉，而且促進了山西手工業的發展，促進了全國商品物資的交流，加快了中國自然經濟解體和商品經濟發展的進程。清乾隆年間，山西商人王廷煜投資開采銅礦，劉永和投資開采龍門煤礦，使商業資本轉化為産業資本。明朝官營解鹽生産，征發鹽戶到鹽池服役做工，叫做“鹽丁”。鹽丁另立戶籍，世代相起，實際上是封建國家的工奴，生活痛苦萬狀，經常抗工逃亡，生産效率極低，這表明落後的生産關系已經不能适應生産力發展的需要。1648年，清政府廢除“鹽丁”制，把解鹽生産改官營為民營，交給商人自行澆曬。第二年又把鹽池分為五百一十三号，規定一戶商人經營一号，逐一登記。這種經營解鹽生産的“坐商”，自籌資金，雇人撈鹽，每産鹽一百引（二百四十斛為一引），其中七十引要納稅，一引折合白銀三錢二分，另外三十引不納稅，抵作商人工本費。坐商對鹽池雖然沒有所有權，但是卻有占有權和使用權，他們隻要向政府納稅，就可獲得一号鹽池，經營生産。坐商雇傭工人的工資，以其技術高低來決定，按年支付，實際上已構成資本主義的生産關系。坐商就是早期的資本家，鹽工則就是近代鹽池産業工人的前身。當時，鹽池有 20000多名工人，生産規模巨大，超過了歐洲早期資本主義工場手工業的水平。從明朝官辦，“鹽工”逃亡，到坐商經營，“居民踴躍赴工”看，這是一個深刻的曆史性轉變，顯示出新的生産關系适應和促進生産力發展的積極作用。

二、造就了一代理财人物。山西商人資本不論是商品經營資本還是貨币經營資本，一般都不是資本的擁有者（即商業資本家）直接從事經營活動，多數是由财東（商業資本家）出白銀若幹，委托一個自己信賴的、精明能幹的人當掌櫃（相當于經理），從事某項經營活動。财東把資金運用權、人員調配權、業務經營權交給掌櫃，獨立自主地從事經營活動。定期結帳一次，由掌櫃向财東彙報經營成果。如果财東滿意，就繼續任用，财東信不過就可以辭退。這種資本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實行經理負責制的方式，再加上以後實行的人身股制度，促使經營者工作不敢懈怠，把職工的利益和企業的利益結合在一起，促進了管理人才的出現，提高了經營效益，這在中國企業史上是有積極意義的。

三、舍得智力投資，舉辦商人職業教育。早在元代，運城鹽池就設有鹽商子弟學校，叫做“運城鹽運使司學”。清代在包頭城，也有山西商人自辦的子弟學校。馳名中外的旅蒙商“大盛魁”商号，在外蒙古的科布多設有本企業的訓練機構，從晉中招收十五、六歲的男青年，騎駱駝經過歸化、庫倫到科布多接受蒙語、俄語、哈薩克語、維吾爾語及商業常識的訓練，一般為半年，然後分配到各分号，跟随老職工學習業務。這種重視提高職工業務素質的辦法，就是現在來看，也是很有遠見卓識的。

四、首先創造了民間彙兌業務、轉帳和清算中心，首先創造了類似中央銀行的同業公會，都顯示了山西商人的精明能幹和創造能力。山西商人，最先打入國際金融市場，表現了他們敢于向新的領域開拓的風姿。學習這段曆史，我們可以看到，山西人并不一向就是那麼封閉落後，因循保守。明清時代，敢于遠離家鄉，開拓緻富的山西商人，并不比沿海一帶的商人遜色。在發展現代經濟的今天，學習這段曆史，反思我省由開拓走向封閉的曆史經驗和教訓，對于振興山西經濟，建設美麗的家鄉是很有意義的。

摘自《山西，可愛的家鄉》，新華出版社

聲明：文章來源網絡，若該文章涉及版權問題，請及時聯系我們删除。

更多精彩资讯请关注tft每日頭條，我们将持续为您更新最新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