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南面書城

來源 | 孔夫子舊書網APP動态

我們兒時曆史課本上，都在講夏、商、周三代的曆史。商、周的曆史己經是确鑿無疑的了，但夏朝到底存不存在呢？卻成了一個争論不休的問題，一直到今天，也沒有明确定論。讀了下面幾本書，你可能會有自己的答案。

一，文獻學方面的争議。

夏朝的曆史，我們最初是從曆史文獻得知的，《史記》、《左傳》、《竹書紀年》等書上，都有明确記載，我們看呂思勉先生的《先秦史》（圖一），在論述夏朝等上古社會時，主要是引證大量曆史文獻的記載。

但曆史文獻記載也未必都那麼真實可信。有些專家學者開始發現文獻記載的漏洞，提出質疑。最早提出質疑的是康有為，之後形成了以顧颉剛為代表的“疑古派”，《古史辯》（圖二）等著作對一些曆史記載提出質疑，包括夏朝是否存在。

當然，肯定的聲音也不少，象範文瀾、剪伯贊（圖三）等大家，認為考古學上提出的“龍山文化”時期，就是夏朝，當然，這個說法很快被否定了。

二，考古學上的争議。随着考古學的發展，為曆史研究開辟了新的路經，學者們開始采用“二重證據法”，也就是用“地上證據”（文獻）和“地下證據”（出土文物）相互印證，随着殷墟甲骨文的發現，印證了商朝的真實存在。但夏朝仍是疑問。

在考古學意義上，仍然存在兩種不同的聲音。

國家開展了“夏商周斷代工程”，投入大量人力物力，最後提出夏朝出現的年代大緻在公元前2000年前後。

但這些結論一直存在學術方面的争議和讨論。

首先是西方一些學者不承認夏朝的真實存在。主要理由是證明國家存在要有三條基本證據：城市、金屬工具和文字。目前為止，我們仍沒有發現夏朝文字，而且商代的甲骨文也沒有關于“夏”的記錄。

西方學者的觀點受到國内一些學者的駁斥。文字固然是主要證據，但也不能僅僅因為沒有文字就否定一個古代國家的存在，世界上還有些公認的文明古國，也沒有文字嘛。

當然，單是反駁不行，還要從正面立論。

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院長孫慶偉，寫了《鼏宅禹迹——夏代信史的考古學重建》（圖四）一書，結合考古學成果，從多個角度來論證夏朝存在。

孫教授的觀點，大緻有以下幾點：一，任何曆史文獻都沒有否定夏朝存在，我們懷疑夏朝存在，是沒有道理的，按“疑罪從無”的原則，僅憑懷疑是不成立的。二，從考古學文化序列而言，大量陶器可以作為依據，證明夏朝存在。三，何尊上出現“中國”等字眼，說明那個時期己經有了“中國”的文化認同。

乍一聽，似乎也很有道理。

但這一說法，很快有了反對的聲音，複旦大學的陳淳教授在《沙發考古随筆》（圖五）一書，撰文對孫教授的觀點一一進行批駁。

陳淳教授學貫中西，更注重中西考古學互融互通，強調考古學理論構建。他認為我們的考古學理論構建還很不完善。

關于夏朝存不存在的問題，也跟考古理論關系很大。

著名的曆史哲學家克羅齊有句名言：“一切曆史都是當代史”。對于夏朝是否存在的探讨，正應了這句話。就是：我們拿現在的觀念，套在4000年前的曆史場景上，拿千年後的朝代模型去想像“夏朝”所處的曆史時期，首先犯了“張冠李戴”的錯誤。

陳淳教授認為：考古學是一門科學，應該從這門科學的基本理論出發，去觀察分析考古學意義上的“曆史”，而不是拿我們當下的觀念去理解那段“曆史”。

夏朝存不存在，核心問題在于考察公元前2000年前後，中華大地上的“國家”，真實情況到底是什麼？把當時的真實曆史場景搞明白了，才能做出正确判斷。

三，“文明探源”的轉向。

從考古學的角度着，一個關于“夏朝存不存在”的問題，并不是首要的、核心的問題。關鍵在于弄清楚中華大地上，何時進入真正的“文明形态”。因為國家是文明形成的标志，所以，要探讨早期國家的形成。當然關于國家形成，不是單一因素決定的，要進行系統的理論建構，是個複雜的理論問題。

于是，由“夏商周斷代工程”，轉向了“中華文明探源工程”，形成了系列成果。

如蘇秉琦先生《中華文明起源新探》（圖六）等，提出了全新的觀點。認為中華文明形成，經曆了“古國——方國——帝國”三個階段，一直存有争議的“夏朝”，處于“古國”階段，當時中華大地上是“滿天星鬥”，多個文明形态同時存在，如“滿天星鬥”，跟我們理解的“大一統”的“夏朝”，是有區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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