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魯迅，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曾這樣評價：“（他是）二十世紀亞洲最偉大作家”。事實上，魯迅也确實當得這樣至高的評價。

魯迅的作品觀察深刻，語言犀利，文筆簡潔，比喻巧妙，意境隽永，他筆下塑造的衆生相一如阿Q、祥林嫂、閏土等形象更是深入人心；更加難能可貴的是，他的作品植根于民族性格、人性，直抵人心，這也讓這些作品即便是在今天讀來也仍有着讓人振聾發聩的作用。

在1927年他發表在《雨絲》周刊上的一篇《小雜感》上，更是對中國人的信仰（或者說追求）有着言簡意赅的總結。

人往往憎和尚，憎尼姑，憎回教徒，憎耶教徒，而不憎道士。懂得此理者，懂得中國大半。-《而已集·小雜感》

那麼為何人們會憎恨和尚一類人，對道士卻并不憎恨呢？魯迅的這句“懂得此理者，懂得中國大半”又該如何理解呢？

“和尚”一詞，源于梵語，乃是音譯後對男性僧人的泛稱。作為佛教之中的修行者，他們秉行的自然是佛家法旨。

而佛教自其誕生之後，于兩漢時期傳入我國。《魏書》中記載：漢永平十年，得佛像經卷，漢明帝為其修白馬寺。這也被公認為佛教傳入中國的開始。

作為一個外來宗教，佛教在傳入我國之後卻迅速盛行起來。究其根源，便在于它宣傳“因果、生死輪回”，強調摒棄自身雜念，如此才能登極樂世界。而這種思想無疑是符合統治者的需求的。

北朝時，佛教的發展便已臻于頂峰，更是有“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台煙雨中”之句。而在後世中，縱然有過數次的如周世宗滅佛等行動，但佛教卻仍是“屹立不倒”，“香火”更是綿延不絕。此番盛景之下，佛寺私産極盛，同時又享有免稅特權，也就讓人有了和尚、佛寺“斂财”的主觀意識。

至于“道士”，顧名思義修習道教的人員。

而作為一個土生土長的宗教，我們提及道教多會想起老子。事實上我們有必要說的是道家、道教在現代的學術研究之中是有着明顯的區别的。

“道家”一詞，是指代的先秦諸子中以老子、莊子為代表的學派，亦或者黃老之學；而“道教”則是一種宗教實體，是在遵循“道”的教化下而進行修煉的一種宗教。

那麼又是為何造成了人們會憎和尚，不憎道士的态度的呢？

這一點其實與中國人的傳統價值觀有關，亦與受其影響下的認識論有關；而這也恰是魯迅後半句之中“懂得中國大半”的合理解釋所在。

在中國的傳統社會之中，儒家思想是占據了主導地位的，尤其是自漢武帝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後。在儒家思想的影響之下，也就造就了中國人重視現實，重視實際作用，重視現世的價值觀。這種價值觀，甚至在對待鬼神上也并不例外，孔子便有語：敬鬼神而遠之，子不語怪力亂神。

而在對待中國人的這種價值觀上，顯然作為本土宗教的道教以及其弟子道士的理解上更勝一籌。因為它符合了中國人的這種價值觀，更為之提供了方法論。相較之下，佛教以及和尚則就差得多了。

作為佛教的代言人，和尚們講追求極樂世界，以期去世後能夠得入天堂；反觀道教則不然，它追求的是現世，為此它們有煉丹術追求長生，有驅鬼畫符之術，有鎮宅養生之術。且不論是否有效，但至少讓世人得到了慰藉。

而在這種“厭世”與“人世”的态度對比之中，和尚自是落了下乘。而且由于長久以來佛教寺廟、佛教徒在盛世時賺得盆滿缽滿，亂世則大多選擇閉門不出的做法亦是與道教寺廟的門可羅雀清貧形象，國家危難時道士挺身而出的做法大相徑庭，也就讓人們如莊子所說之語一般無二。

《莊子》：“世俗之人，皆喜人之同乎己而惡人之異于己也。”

人們顯然會更同情弱勢，同情一個教他們過好現世的宗教以及宗教徒。如是也就有了憎和尚，不憎道士的理念。

至于魯迅先生“懂得中國大半”之語，也就很好解釋了。在魯迅先生看來，道教以及道士是中華民族的實用主義至上的性格的寫實。

事實上，也确實如此。在中國曆史上，從張角的黃巾軍、到張魯的五鬥米等莫不是這種性格的體現。

魯迅先生甚至還有語“中國文化的根底全在道教”。當然我們必須要說的一點就是，魯迅先生在對道士的話語之中，亦是有着隐晦的批評之意的。

當一個民族皆以實用為标的，其實是遠遠不夠的，也隻有不排外、摒棄這種根深蒂固的思維定式才能有所進步。

作為一個新文化運動的旗手，一個偉大的文學家，盡管魯迅已經去世許久，甚至于現在的課本之上他的著作也在不斷地減少，但是對于我們而言魯迅的這種思辨思維、這種敢于直言的做法也是值得我們學習的。

魯迅先生的精神也永不過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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