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天，我頻繁夢到孫卓。媽媽說他成績很好，英語沒有理科那麼好。我想寒假回去後我可以給他補課。在夢裡，他終于是長大了的模樣，我坐在他身旁，教他念英語。

幼年時的孫悅（前排右），孫卓（前排左）和父母。受訪者供圖

文丨新京報記者 楊柳

編輯丨胡傑

校對丨陳荻雁

►

本文5285字 閱讀9分鐘

孫卓丢失5172天後，2021年12月6日，在警方組織下，孫海洋夫婦與孫卓在深圳相見。認親儀式上相擁的瞬間，孫海洋抱着17歲的孫卓，放聲痛哭。

與此同時，距離深圳2607公裡外的新加坡，孫海洋的女兒、孫卓的親姐姐孫悅通過網絡直播看到了這一幕。正在吃飯的孫悅開始無聲流淚，大滴淚水掉進飯裡。

分别14年後，孫悅隔着視頻再次見到了孫卓。視頻那頭的年輕人高瘦，戴着眼鏡，額頭像爸爸，眼睛像媽媽。隔着模糊的淚水，孫悅看着，仔細辨認着，直到眼前輪廓清晰的年輕人與記憶中的弟弟相重疊。那是三歲半的孫卓，額頭寬，笑眼彎彎，穿着幼兒園的黃綠色短袖校服，右手比了個“耶”。這張照片被印在紅底或白底的尋人啟事上，被印在報紙上，張貼在家裡的牆壁上，也貼在深圳甚至全國一些地方的角落。

2008年1月，10歲的孫悅獨自一人搭乘從湖北監利縣出發的巴士，來到深圳與父母團聚。她再沒見到弟弟，看到的隻有這張照片。這張照片，也構成漫長歲月裡孫悅對弟弟所有相貌記憶的來源。

孫悅用“癌症”形容這些年家庭的痛苦。父親孫海洋曾說，他們三五十個被拐家庭時常聚在一起，不知道該怎麼辦，也不知道該往哪裡去，就像得了癌症的病人。而現在，降落在這個家庭裡的“癌症”終于被治愈。孫悅說，弟弟能找回，是她二十三年來最光明的一件事。

以下是孫悅的自述：

我在湖南永順縣長大。當時父母在縣城的天橋下開了一間包子鋪。每天早晨5點多開始賣包子，爸爸淩晨兩點就要起床，去店裡和面、做包子。回想起永順，感覺記起的不是爸爸、媽媽，也不是孫卓，而是一些自然現象，洪水和繁星。

因為上遊洩洪，永順常發大水。有一年，我在家裡正看動畫片，水漸漸漫漲，一直淹到電視桌下面。我爸把我舉在肩上，跑去天橋上的高地避險。洪水淹進天橋下的包子鋪，淹進家裡。但我一點也不害怕，不管發生任何事情爸爸總能解決好。坐在他的肩頭，我感到安全。

有次淩晨出發去包子鋪時，爸爸帶上了我。從家裡走向包子鋪不過300米的距離，他牽着我的手，四下無人，靜悄悄的，整個城鎮都在沉睡，我擡頭，看到數不盡的繁星堆在天上。

在教育子女上，爸爸一向寬容，很少說重話。因為文化程度不高，他對學習這件事很執着，他覺得上學對孩子是很寶貴的機會，一定要抓住機會好好上學。小縣城送孩子去上興趣班并不多見，但爸媽給我報了舞蹈班。剛學舞時有很多基本功訓練，下腰、劈叉，我覺得辛苦，不想去。那是爸爸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沖我發火。他抄起爐子旁的鐵鉗，大聲問我要不要去。我吓哭了，他也慌了。趕忙扔掉鐵鉗，不知道說什麼好。

他就是這麼一個笨拙的父親。

2003年，我五歲時孫卓出生。孫卓頑皮、機靈。我們在一起總是吵鬧，為了玩具或者零食争搶。這種吵鬧是親昵的，我不讓着他，他也不讓着我。

2007年，小學三年級時，我回到湖北監利老家上學。爸媽帶着孫卓去了深圳。我那時成績很好，可是赴深務工子女很難入學，為了不耽誤我，他們想在深圳安頓下來再接我過去讀書。

2008年1月，獨自一人在老家待了大半年後，大伯把我送上從監利開往深圳的大巴。

搬去深圳前的一家四口。受訪者供圖

那時，我對孫卓被拐的事情一無所知。爸爸接到我時是深夜，他看起來心事重重，也沒有流露出看到很久未見孩子的喜悅，一路上都沒怎麼說話。出租車停在包子鋪門口，夜色掩蓋了“懸賞二十萬尋兒子店”的招牌。

因為太累，回家後我就睡着了。第二天醒來，我才想起沒有看到弟弟。走出房間，客廳的牆上貼了很多尋人啟事和報紙，紙上印着弟弟的照片。照片裡，孫卓穿着黃綠色短袖，藍色拖鞋，臉頰肉肉的，咧着嘴笑着，右手比了個“耶”。

這時我才知道，弟弟丢了。

沒有人正式地跟我談過孫卓的事。記者和警察頻繁到訪，在他們和父母的談話中，我漸漸拼湊出事情的詳細過程。

那是2007年的10月9日，爸媽包子鋪開業的第二天。天剛黑的時候，媽媽去包子店剁姜，叫爸爸在家裡看着孫卓，爸爸打瞌睡睡着了，孫卓跑出家門，在離家100米開外的白石洲城中村的花壇玩耍時，被人拐走了。當時包子店離孫卓被拐的地方很近，但媽媽背對着店門剁姜，沒有看到孫卓。

深圳和我想象中繁華的大城市不一樣。上小學時，我的活動範圍都在深圳白石洲的城中村，圍繞着下白石新村的家、包子店，和店鋪所在的巷子。

爸媽依舊延續着從前開店時的時間表，爸爸淩晨2點起來和面，媽媽随後到包子店，剁餡，調料，包包子。一直要忙到晚上8、9點。

家也和我想象的不一樣，變得破碎、搖晃。家裡總在争吵，三天兩頭大吵。媽媽，爸爸，奶奶總在互相指責。媽媽怪爸爸在沙發上打盹沒有看好孫卓，爸爸怪媽媽在店裡切蔥姜，離孫卓被拐的地方隻有三四米，卻沒有看住孫卓。奶奶也吵，怪爸媽把孫卓弄丢了。

孫卓走失後，我媽變得很情緒化。一次和爸爸争吵後，她沖進廚房拿起刀，想要砍自己的手，被我爸搶下來，但刀背還是砸到了手。媽媽的手背腫得很高，是觸目驚心的青紫色。

我害怕，不知所措。有時我會躲在房間裡，有時就看着他們。我不會安慰，勸說，不知道應該做什麼，隻是站在一旁哭。

爸爸越來越沉默，媽媽越來越敏感。從前，她愛漂亮，喜歡穿優雅的長裙，也愛嘗試新東西。弟弟走失後，她更輕易地被觸動到最痛苦的地方。有時她隻是和我聊天，說着說着，突然想到以前的事，她開始流淚，越哭越傷心。

她的身體也變差了很多。容易生病，腸胃也不好，上樓沒力氣。有時去買菜，回來的路上會給家裡打電話，說來路上接一下吧，我走不動了。

我放學後常去店裡幫忙看店。有次剛進店，看到我媽正在包燒賣，她低頭專注于手上的動作，突然開始流鼻血。一滴一滴地掉進餡裡。最後那盆餡隻能倒掉。

家裡每周都會有不同的記者到訪。有人采訪時，媽媽會換個好看的衣服，畫個眉毛，把頭梳好，發根白發太多的時候，她會染黑頭發。

記者來時，爸爸會提前告訴我，我會主動避開。那時的心态是大人正在辦要緊的正事，我應該回避。我幫不上什麼忙，不能再給父母添麻煩。

有媒體曾寫在深圳七年，我一直被要求隐藏身份。記者來家裡，我被要求當衆要叫父母為叔叔、嬸嬸，不準叫爸爸媽媽。我确實叫過父母“叔叔”和“嬸嬸”，但隻有那一次。他們扛這個擔子已經很重了，他們想讓我自由、輕松地過自己的生活。父母曾掩飾我存在的信息，也絕不是因為重男輕女，而是為了提高關注度，讓更多人關注我們家庭。

網絡上有些網友覺得對我不公平。但這确實沒有造成對我的傷害。我反而覺得在找弟弟這段漫長的跋涉，我什麼忙都沒有幫上。

無盡的争吵過後，家裡的氛圍轉為沉重，壓抑。每個家庭成員都避免提到孫卓，一提到“卓卓”，大家會突然靜默。每年的10月9日，孫卓走失的日子，每個人心裡都會記得，但大家不會交流。有時我會突然想到弟弟，但我不會說。

尋找孫卓從未停止。爸爸的手機一整天都在響，他總在接電話。起初，他貼尋人啟事，後來，他聯系被拐孩子的其他家長，和他們相互依靠。十幾個家長會聚在我們家，他們不會哭鬧，講話聲聽起來克制、冷靜，神情有和父親相似的沉重。有時，他們隻是吃飯，有時，他們吃飯後立刻開車出發去外地。

爸爸經常不在家，山東、江西、湖南、湖北、福建、廣東……他跑遍了幾乎中國的所有省份。媽媽急躁，常因為拖延、磨蹭、丢三落四等習慣問題訓我。我開始寫日記。難過的時候、心裡憋悶的時候都會寫。那幾年寫完了10個本子。

和媽媽最大的一次沖突發生在我在白石洲念六年級時。中午放學後，媽媽在店裡一直唠叨我，沒等到上學時間，我跑去學校門口晃蕩，不想待在家裡。

媽媽氣急了，跑來校門口，推搡着我，把我拉拽着拖回家裡。當時校門口聚集了很多學生，有不少我認識的同學。那種羞辱讓我難堪，我感覺自己的自尊心受到了傷害。跑出家門，跑向附近的大沙河公園。在榕樹下我反複兜轉，想徹底離開，又不知道該去哪裡。

天漸漸黑了，平靜下來後我決定回家。在家門口，我看到兩個警察。爸媽報警了。因為孫卓的事，警察了解我們家的事，應該是很快趕來幫忙了。

媽媽的眼睛像是哭過。爸爸神情嚴肅，看到我時突然松懈下來。我灰溜溜地躲進裡屋，關上門，躺在床上。我想到爸媽，被愧疚淹沒。如果曾有一絲因為被忽視的委屈，也在那刻煙消雲散。我知道，他們已經沒辦法承受第二次失去了。

尋找孫卓這14年的跋涉，爸爸一直都是堅強的形象。我沒有看他哭過，他身上有種力量，像燒不滅的流火，像既枯又榮的草一樣野蠻生長。爸爸靠着這種信念堅持下去。14年，他一直用手掌護住這一簇火焰。

孫悅日記：他（爸爸）身上那種力量，像燒不滅的流火。受訪者供圖

和爸爸一同組成深圳尋子聯盟的家長們不少人都找到了自己孩子，孫卓卻遲遲沒有被找到。有一兩次，希望似乎近在眼前，但這希望卻像蓋茨比的綠光一樣，似乎永遠可望不可及。

程明找到的那天，我在日記裡寫，“程明找到了，通過人臉識别和驗DNA，老爸說人臉識别技術很有用，不久的将來……”我不敢寫下去，寫下就有了希望，有了希望就可能會破滅，又要承受多一次的失望。

爸爸和另一名被拐兒童的父親彭高峰關系很好。2011年，彭高峰的兒子彭文樂在江蘇找到。爸爸很開心地去機場接帶回孩子的彭高峰。一群記者圍住他們，爸爸躲在遠處，有記者突然看到我爸爸，問他，“你現在是怎麼想的？”，接着又問，“你是不是希望孩子是孫卓？”

在視頻裡，我看到爸爸坐在凳子上開始大哭。他哭得那麼厲害，他哭得坐都坐不穩了，幾乎從凳子上滑落。

爸爸是個普通人，他也會有脆弱。

為了有更多時間尋找孫卓，爸爸把白石洲的包子店關了，做二房東的生意。

爸爸每租下一棟房子，我們家就跟着搬去那裡管理那棟房子。我們頻繁搬家，深圳各處我們都住過。最遠時我在石岩住，每天走讀，坐公交車需要一個多小時的路程。

房子的布局，牆壁，我房間的模樣，在記憶裡混亂成一片。對“家”，我沒有确定安穩的記憶。

每到一個地方，爸爸一定會給我弄一個書櫃，把我的課外書好好地裝進去。我的日記本，他們也會幫我收好，從沒丢過。

與書櫃一樣被小心保存的，是一個破舊的紙箱。一米高的紙箱裡放着幼時孫卓的衣服，鞋子，書包，玩具，和幼兒園的小被子。後面又加上了拐賣兒童的資料，有孫卓的，也有其他孩子的。

2014年，電影《親愛的》上映。我的同學裡隻有兩個好朋友知道孫卓的事，但我覺得和她們一起去會很尴尬，便一個人去看電影。演員張譯的神情竟然真的像我爸爸，那種摧折感、心事重重的樣子讓我想起爸爸的臉。影片結尾，看到爸爸的臉，我哭到從椅子上站不起來。

小弟弟孫輝的出生改變了家庭的低沉氣氛，家裡開始有笑聲。“輝”諧音“回”，名字是時任公安部打拐辦主任陳士渠取的，寄許着對孫卓的期望。但孫輝的降臨沒有打破或者動搖過尋找孫卓的信念，而是給這種信念增加了一層柔軟的力量。如果說我們家是大海上飄搖掙紮的航船，那麼爸爸是桅，媽媽是帆，孫輝是風。孫輝降臨的時候，起風了。

旅行時的孫悅，小弟弟孫輝與父母。受訪者供圖

直到二年級，家裡都确保每天接送孫輝上學、上興趣班。“我們班很多同學都是自己上下學的，我也想自己上學，不用人接送了。”記得有一次，孫輝這樣跟我說。

經過我自己的成長，我覺得有必要告訴孫輝關于孫卓的事。後來，媽媽和孫輝認真地聊過，告訴他我們堅持接送你是有原因的。大人擔心你，就像擔心孫卓的事會重演。孫輝那麼小，卻理解了。

孫輝出生後，我們一家人常一起出去玩，去旅行。傷痛沒有消失，但卻夾雜着快樂和力量感。父母仍然在尋找孫卓，日日找，年年找。如果他們老了，找不動了，我也會接過這個擔子，繼續找下去。

我去廣州讀了大學，大二時去歐洲交換。決定出國留學前，我告訴父親各個學校所需的學費，父親永遠的回應都是 “好”。和過去相似，他希望我能在學業上走得更遠。

現在，我在新加坡讀研究生，即将畢業。知道孫卓被找回的消息，我又震驚又高興。12月6日認親儀式上，我通過視頻終于看到他的眉眼，肉肉的，笑起來眼睛彎彎，我也有雙這樣的眼睛。

認親儀式結束後，我和孫卓終于見面。和孫卓視頻聊天前，我有很多問題想要問他。想告訴他我想快點見到你，想問問他過得好不好。他會不會覺得有些壓力，會難受嗎？我想告訴他，慢慢來，有什麼事情就跟爸爸媽媽或者跟姐姐說。

我有那麼多問題想要問他，可一看到他，剛說一句，哈喽孫卓，我是姐姐，我在新加坡，我就已經泣不成聲。反而是他一直安慰我，像哥哥安慰妹妹一樣，他說别哭啦，不要哭，這沒什麼好哭的。很懂事的樣子。

爸爸曾經說，他們三五十個被拐家庭時常聚在一起，不知道該怎麼辦，也不知道該往哪裡去，就像得了癌症的病人。我也想用“癌症”形容這14年來家庭遭遇的痛苦。現在，“癌症”終于被治愈了。弟弟能找回，是我二十三年來最光明的一件事。因為他，我覺得我此前的人生也都重新變得光明。

這些天，我頻繁夢到孫卓。媽媽說他成績很好，英語沒有理科那麼好。我想寒假回去後我可以給他補課。在夢裡，他終于是長大了的模樣，我坐在他身旁，教他念英語。

更多精彩资讯请关注tft每日頭條，我们将持续为您更新最新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