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毒，一個被低估的公共衛生問題

　　近十多年來，中國的梅毒發病率在迅速攀升。2006年的全國梅毒報告數據表明，離退休人員、民工和農民的梅毒增長幅度最高

　　孫蘭23歲時結婚懷孕，但不幸流産。半年後她再次懷孕，家裡人小心翼翼，把她當成公主來伺候，可是離預産期還差3個月時又流産了。五年内，同樣的悲劇連續發生了4次。夫妻倆後來去省城求醫，一家醫院讓孫蘭抽血查梅毒，居然呈陽性。夫妻倆難以置信，遂遠赴北京協和醫院，被确診為梅毒。這正是孫蘭“習慣性流産”的罪魁禍首。

　　卷土重來

　　曾經在中國大地上銷聲匿迹的梅毒如今卷土重來，成為一個值得關注的公共衛生問題。每年都有數以萬計的中國人像孫蘭和她丈夫那樣被查出梅毒。本月13日，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性病控制中心（以下簡稱`！、，D`！BB、性病中心）研究人員和美國北卡大學科恩（MyronCohen）等人在著名醫學雜志《柳葉刀》上發表論文說，中國的梅毒發病率迅速攀升，1993年每10萬人的全部梅毒發病數不足0.2例，而2005年每10萬人中僅一期和二期梅毒發病數就達到了5.7例。

　　上述數據來自官方的全國梅毒報告系統。“由于存在漏報的情況，實際發病率還會高很多。”論文通訊作者、`！、，D`！BB、性病中心陳祥生教授說。

　　梅毒最早起源于美洲。1493年，哥倫布的船員将梅毒從新`！927`9、4、帶回歐洲。1504年，梅毒傳入中國廣東，當時名為“廣東瘡”。

　　據統計，新中國成立之前，梅毒泛濫，上海、北京等城市的發病率高達5％－10％。在内蒙古、新疆、廣西等一些地區，由于梅毒等性病蔓延，“隻見娘懷胎，不見兒出世”的悲慘故事比比皆是。

　　解放初期，人民政***/府開展了消滅性病運動。北京在1949年率先封閉妓院，一次解放妓女1300餘名，此後一兩年内中國鏟除了妓院，暗娼也被取締。各地采用群防群治的辦法，在重點地區或重點人群中進行普查，同時免費治療病人。

　　1964年，時任中央皮膚性病所所長的胡傳揆在北京科學讨論會上宣讀《我國對梅毒的控制和消滅》一文，宣布中國已基本消滅梅毒。這被視為毛Z東時代的公共衛生奇迹。

　　但基本消滅不等于完全消滅，少數地區還有散在病例，為梅毒的死灰複燃埋下火種。1979年，重慶再次報告梅毒病例。實際上，此前部分地區已有不公開的零星病例報告。龍振華在《梅毒病學》一書中寫道，他1971年就在北京地區再度發現一例二期梅毒患者，是來自皖南大别山區的軍人。龍目前的同事、北京積水潭醫院皮膚科主任邝捷說，當時确診梅毒患者需要冒相當大的風險。

　　自1986年起，全國各省市先後恢複“文革”期間撤銷的性病防治所或組建新的性病防治所。衛生部随之啟動了全國範圍的性病監測報告系統。根據這個報告系統，梅毒疫情逐年上升，1993年之後的上升趨勢尤為明顯。

　　意義被低估

　　由于青黴素可以治愈梅毒，梅毒的公共衛生意義往往被低估。但陳祥生說，如不及早發現和治療，可能導緻其他器官受損，不僅助長梅毒的蔓延，還會通過母親傳播給胎兒，影響下一代的健康；梅毒患者感染艾滋病的機會也更高，從而大大增加艾滋病傳播的風險。

　　據本月17日《重慶晨報》報道，重慶市兒童醫院消化感染科有一名兩個月大的男嬰，躺在醫院的溫箱裡，大腿根部和下身潰爛，眼睛腫得睜不開，“以後是否會有癡呆等後遺症很難說”。由于母親是梅毒患者，這名男嬰在母體内感染了梅毒。

　　近年來，越來越多的懷孕婦女感染上梅毒。據深圳市慢性病防治院副院長周華介紹，深圳自2001年7月率先在全國啟動梅毒的母嬰傳播阻斷項目，為64萬多名懷孕婦女提供免費的梅毒檢查并為患者提供規範治療，至今發現約3000例梅毒患者，患病率接近0.5％。但由于國内很多地區缺乏這種普查和治療，過去15年裡，全國胎傳梅毒病例數正以平均每年70％以上的速度遞增，2006年報告的胎傳梅毒已達5999例之多。

　　研究人員在那篇《柳葉刀》論文中還稱，梅毒發病率最高的是上海、浙江、福建、北京、廣東等經濟發達省市。其中，2005年上海報告的每10萬人發病數達到55.3例，約為全國平均水平的10倍。

　　陳祥生說，這表明上海的性病報告系統比較完善，但并不意味上海就是實際發病率最高的地區。

　　即使在報告系統比較完善的地區如上海、北京等，仍然存在漏報現象，至于那些報告系統較差的地區，統計數據反映出的情況肯定隻是冰山一角。

　　公共衛生專家将梅毒在中國的重新流行歸結于生物學因素和`793E`4，1A學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研究人員在《柳葉刀》論文中說，随着經濟改革，收入差距拉大、男女性别失衡、大量農民工湧現，`793E`4，1A文化開始接納性服務；年輕人對待性的态度也在改變，婚前性行為增多，首次性行為的時間提前；公共衛生服務沒有受到足夠重視，影響了篩查和治療。所有這些`793E`4，1A學因素，都為梅毒傳播提供了有利土壤。

　　北京協和醫院性病中心的診室外坐滿了患者。據該中心副主任醫師何志新介紹，就診患者中梅毒病例的增長率超過了其他性病。她還說，每個梅毒患者可能接觸過多個性伴，“确診一個，我可以再拽出七八個（梅毒患者）”。

　　在沒有正确使用安全套的情況下，平均每兩次性交就會傳播一次梅毒。但這些性伴很難被追蹤和發現。

　　性工作者、購買性服務者、男同性戀等是梅毒傳播的高危人群。《柳葉刀》論文作者之一、`！、，D`！BB、性病中心龔向東教授透露，某省一項調查的初步分析發現，星級賓館等高檔娛樂場所的“小姐”梅毒發病率約為0.9％，歌舞廳等中檔場所為4.2％，發廊、出租屋等低檔場所“小姐”的梅毒發病率則超過10％。

　　2006年的全國梅毒報告數據表明，離退休人員、民工和農民的梅毒增長幅度最高。龔向東說，這三類人群一般不為`793E`4，1A關注，尤其是民工，遠離家鄉，處于性活躍期，感染梅毒等性病後，因其低下的`793E`4，1A經濟地位而影響治療，且容易将性病從外地帶回本地，傳染給配偶，從而産生一系列`793E`4，1A問題。

　　投入不足

　　梅毒發病率是一個`！、，D`！BB、公共衛生水平的重要指标之一。“梅毒在中國的感染率比艾滋病高得多，已經成為一個十分嚴重的公共衛生問題。”陳祥生說。

　　梅毒的重新流行已經引起了公共衛生專家和*****Z，部門的警覺。但與解放初期那場聲勢浩大的消滅性病運動相比，梅毒的防治工作尚難如人意。“控制梅毒在技術上并不是什麼難題，”陳祥生說，“但各項控制措施的落實力度遠遠不夠。”

　　梅毒具有較長的潛伏期。有的人已經感染病毒，卻并無症狀，被稱為隐性梅毒。因此，在缺乏重點人群梅毒普查的情況下，梅毒很容易悄悄地擴散。新婚姻法生效後，取消了強制婚檢，醫學界對此诟病甚多。而婚檢取消的一個後果是，胎傳梅毒明顯增加。

　　實際上，梅毒血清學的初步診斷容易操作，每份試劑的成本也隻需兩三元人民币，便于推廣。遺憾的是，在全國範圍内，針對重點人群的梅毒等性病監測網絡還相當薄弱。`！、，D`！BB、性病中心研究人員希望，公共财政能夠像深圳那樣為重點人群的梅毒普查埋單。

　　青黴素至今未對梅毒産生抗藥性，這對梅毒控制無疑是一大幸事。但專家表示，梅毒治療一定要遵循“早、準、狠”的原則，早是早發現早治療，準是準确按照該型梅毒的方案治療，狠是嚴格按照推薦方案的療程治療。

　　龔向東剛剛從山西平遙田野考察歸來。他在那裡訪談了5名“小姐”。這5名“小姐”都比較注意清洗陰道，也都會去私人診所。其中有一名年僅18歲的“小姐”手臂上還留有針眼：她在前一天接待了7個“客人”，生怕染上性病，跑到一家私人診所注射了一種殺菌藥物。至于具體是什麼藥物，她已經記不清了。

　　龔的同事、性病參比實驗室主任尹躍平說，與淋病等不同，梅毒是惟一可全身擴散、引起系統病變的性病，局部沖洗對梅毒沒多大作用，自行或随意服用抗生素也控制不住梅毒。

　　不過，像山西平遙那些“小姐”一樣，許多懷疑自己可能感染性病的人出于隐私等考慮，甯願去看不規範的私人性病門診或“老軍醫”。混亂的性病醫療市場不僅耽誤了診治，還會進一步擴大梅毒等性病傳播的機會。

　　艾滋病的防治已經引起中國Z，和`793E`4，1A各階層的高度重視，并投入了大量經費。但在`！、，D`！BB、性病中心王千秋教授等專家看來，梅毒防治上的投入與艾滋病相比可謂杯水車薪。

　　受衛生部委托，中國疾控中心性病中心正在制定全國梅毒預防控制規劃。“未來五年之内，我們的目标是降低梅毒發病率增長的幅度。”王千秋說。至于像40多年前那樣基本消滅梅毒，目前還是一個可望而不可及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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