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析了《趙正書》篇名中這一“趙”字的由來，現在我們再來看秦始皇到底是該名“正”還是名“政”。

秦始皇的姓名，在傳世文獻中最早、最正式的記載，就是《史記·秦始皇本紀》下面這段内容：

秦始皇帝者，……以秦昭王四十八年正月生于邯鄲。及生，名為政，姓趙氏。

另外在《史記·秦本紀》也記述說：“莊襄王卒，子政立，是為秦始皇帝。”但看這些記載，在秦這個“姓”與“氏”合二為一的轉折年代，若是不考慮上文所說“姓”與“氏”的差别，用後世通俗的說法來講，秦始皇姓趙名政，本來應該是毫無疑義的。

《趙正書》的出世，讓許多非專業人士以及很大一部分從未關注過秦始皇姓名的中國古代史甚至秦漢史從業人員感到愕然的是：他到底叫個啥名？竹書的整理者，隻是照樣轉述了《史記》的古注，并簡單陳述說：“‘秦王趙正’即秦始皇。”沒有對這一問題做出更加具體、更加清楚的說明。其實，秦始皇的名，和他的姓氏一樣，也是一個需要花費一些氣力才能梳理清楚的事情。

“正月旦日生，故名正”

關于秦始皇，《史記》當然是最系統的記載，同時也是最權威的記載，我們現在所看到的頗顯混亂的局面，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因《史記》而生。

所以，下面還是從《史記·秦始皇本紀》以及《史記·秦本紀》的文本說起，而幫助我們了解《史記·秦始皇本紀》和《史記·秦本紀》文本的最佳途徑，便是今本《史記·秦始皇本紀》在“名為政，姓趙氏”句下的被後世稱作“三家注”的三種古注：

【集解】徐廣曰：“一作‘正’。宋忠雲‘以正月旦日生，故名正’。”【索隐】《系本》作“政”，又生于趙，故曰趙政。一曰秦與趙同祖，以趙城為榮，故姓趙氏。【正義】正音政，“周正建子”之“正”也。始皇以正月旦生于趙，因為政，後以始皇諱，故音征。

上面提到的《系本》，原名叫《世本》，是戰國時期撰著的一部史書，主要内容是載錄帝王卿大夫的世系，宋忠（或亦書作“宋衷”）是漢魏之際的學者，給《世本》做過注釋，他的注本，在魏晉以後，通行于世。秦始皇的名叫“正”還是叫“政”的混亂，《世本》的文本在這當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百衲本《二十四史》影印南宋建安黃善夫書坊合刻三家注本《史記》

古時“正”、“政”兩字通用。現在“正”這個語義的字，古人可以寫成“政”；反過來，“政”這個語義的字，也可以寫作“正”。但這并不是說作為一個人的名字，你怎麼寫都一樣，作為特殊的專名，畢竟還有一個正式的寫法，或者說是本來的寫法。

我們看《史記·秦始皇本紀》的原文，說秦始皇“以秦昭王四十八年正月生于邯鄲。及生，名為政，姓趙氏”，上下通讀，其“四十八年正月生于邯鄲”與“及生，名為政”這上下文句之間，應當是有緊密關聯的，也就是說，秦始皇的出生時間，是他爹給他命名的緣由，這就像《左傳》記載鄭莊公因“寤生，驚（其母）姜氏，故名曰寤生”一樣（《左傳》隐公元年）。“正月”從來沒有寫作“政月”的，因而秦始皇的名也隻應寫作“正”，而沒有寫成“政”字的道理。

但“正”、“政”二字既然相通互用，在寫本時代，書籍靠手寫傳鈔而存世，而流通，傳鈔過程之中，就很自然地會出現按照自己的書寫習慣用通用字替代的情況。

上引《史記》古注中的“集解”，是指南朝劉宋裴骃撰著的《史記集解》，而《集解》引述的“徐廣曰”雲雲文字，出自徐廣的《史記音義》。這個“徐廣”與裴骃同屬南朝劉宋而他生年較裴骃要略早一些。徐廣撰著《史記音義》，是在“研核衆本”的基礎上，“具列異同，兼述訓解”（《史記》卷末附裴骃《史記集解序》）。因此，我理解，他說“（政）一作‘正’”，即“具列異同”，也就是列舉他所看到的另一種《史記》的寫本，是把“名為政”寫作“名為正”；而“宋忠雲‘以正月旦日生’，故名正”這句話，是徐廣在“兼述訓解”，也就是解釋所見别本《史記》的文字（案今中華書局點校本《史記》是把“宋忠雲‘以正月旦日生’，故名正”這句話視作裴骃的訓解，與敝人理解不同），而他引述的宋忠的話，便是宋忠對《世本》的注釋。

顯而易見，這個《世本》的宋忠注本，是把秦始皇的姓名寫作“趙正”（即使不是這樣，至少宋忠認為應當以“正”字為是），而這種寫法，與當時流通的某一種《史記》寫本完全一緻，而與現在通行的三家注本《史記》不同。

讀《史記》“三家注”，特别是解讀《史記》“三家注”，我們需要首先明确，這“三家注”之間，是一個前後相繼的遞進關系，即唐朝人司馬貞撰著的《史記索隐》（即引文中“索隐”），在注釋《史記》本文的同時，尚兼釋《史記集解》，而另一位唐朝人張守節撰著的《史記正義》，則在注釋《史記》本文的同時，尚兼釋《史記集解》和《史記正義》。換句話說，某一處文字，在同時具備“三家注”的時候，若無特别的說明，他們所依傍的《史記》本文，在這一處的文字，應該是一緻的。這是我們在讀解上述“三家注”的時候，應該具備的一個基本前提。

在這一前提下，我們可以看到，《史記集解》注明徐廣曰“一作‘正’”的異文，就說明《集解》本所依據的《史記》本文，是書作“政”字，所以才會依據徐廣的《史記音義》列出“正”這一異文。《史記索隐》注出“《系本》作‘政’，又生于趙，故曰趙政”，是針對《史記集解》引述徐廣《史記音義》提到的宋忠注本《世本》，說明他所看到的《世本》與徐廣看到的宋忠注本不同，這個字與《史記》本文相同，是寫作“政”，而不是“正”。《史記正義》所說“正音政，‘周正建子’之‘正’也。始皇以正月旦生于趙，因為政，後以始皇諱，故音征”，是針對《史記》别本和宋忠注本《世本》所書的“正”字，為其注音釋義，實際是在訂正《史記》本文的訛誤，指出應以作“正”者為是。

不過今本《史記》的“三家注”，原來都不是附在《史記》全書中的，而是隻摘錄所注釋的本文，對其做出注釋，在被後人附入《史記》書中時，都有不同程度的改變，其中尤以《史記正義》變動最大，略去很大一部分内容。通讀上下文義，《史記正義》這處原文，其“因為政”三字，理應書作“因為正”，不然的話，就邏輯就不通，不成人話了，現在寫成“政”字，應是刻書的書商沒有看懂其文義，為與《史記》本文統一而随意做出的更改。

張守節在《史記正義》裡講的道理，就是我在前面談到的始皇之名與其出生月份之間的對應關系。不過《史記正義》在給“正”字注音時談到的“後以始皇諱，故音征”，這個說法并不準确。前人對此或認可，或不認可，有過種種說法，由于多牽涉到當時漢語的聲調問題，往往不易述說清楚，其中陳垣先生據清人梁玉繩之說而發揮之，所說最為明晰：

“正”本有“征”音。《詩·齊風》“猗嗟名兮，美目清兮，終日射侯，不出正兮”，《釋文》：“正，音征。”《小雅·節南山》“正”與“平”、“甯”為韻，《大雅·雲漢》“正”與“星”、“赢”為韻。其非為秦諱明矣。（陳垣《史諱舉例》卷一《避諱改音例》。案梁玉繩說見所著《史記志疑》卷四）

此說簡明扼要，可以視作确切的結論。

“受命于天”之“正”

《史記正義》所說的“周正建子”，是用地支紀月法來表示周人用曆一年啟始于子月，也就是以子月為歲首。

地支紀月法也可以稱之為十二支紀月法。這種紀月法，用現代的天文術語講，是把“地平圈”十二等分，用十二支給每一個刻度定名，再把“初昏”也就是天剛剛黑的時候北鬥柄指向哪一個刻度，定為某月：如鬥柄指向地平圈的子位，就是子月；指向午位，就稱午月。當然，所謂鬥柄指向的變化，是由于地球公轉過程中所處的位置而造成的視覺差異，這一點大家都能夠明白。

所謂“地平圈”，是指天球的地平面（通過天球中心并與鉛垂線相垂直的平面）與天球相交而形成的一個大圓。這個概念，很多文科生可能不大容易理解，那你就簡單地把地面理解成一個平面（當然文科生也知道地球實際上圓的，而圓球的表面肯定不會是平面而是球面），再把它想象成面闆上一塊被擀面杖擀平的面，地平圈就是像上海人用小碗小碟子卡餃子皮兒似地給這個平面卡出的一道圓圈。

費這麼大勁兒講這個概念幹啥？若不繼續深究其他問題，似乎不講也行，因為從表面上看，它隻是幫助我們更準确地認識東南西北這些方位。東南西北誰還不知道，還有什麼準确不準确可言？我想很多人都知道，中國古代有一種頗為流行的空間觀念，是“天圓地方”，但東南西北這些方位，并不是對四方塊兒大地的區分。想想360°的方位劃分就能明白，東南西北不過是其中0°、90°、180°和270°這四個特殊的刻度而已。也就是說，這種方位術語，實際上是表示圓周的刻度。這樣，我們就需要“地平圈”這個表示“圓圈兒”的概念了。盡管它是假想的，卻适合我們對方位認識的需要。

這個“地平圈”十二支刻度與東南西北這些方位的對應關系，可圖示如下：

看了這個圖，現在我可以告訴大家引入“地平圈”這個概念更深一層的意義了，它可以幫助我們把月份和天球黃道上的十二辰聯系到一起，因為十二辰也是用十二地支來表示的，其與東南西北各方位的對應關系，與“地平圈”的十二支刻度是完全一緻的。這可以讓我們更加清楚、準确地認知十二支紀月法實質上是與太陽視運動周期（也就是地球的繞日周期）固定聯系在一起的，因而是與體現太陽視運動位置的節氣、中氣相聯結的，從而也就能夠更加清晰地理解秦始皇取名為“正”的涵義。

鬥柄方向與時令關系表

由“初昏”時分鬥柄所指地平圈十二支刻度來确定月名這種方式，古稱“鬥建”。上古時期不同時代或同一時代不同地域政權所認定的歲首，其所在月份往往不同。這種區别，通常就是用“鬥建”來表示的。例如，若将冬至所在之月的子月（“初昏”鬥柄正北向，指向地平圈的子位）作為一歲之首，逐月推延直至亥月亦即十二月為歲終，這就是所謂建子為正，稱作“子正”。依據“鬥建”的不同來确定歲首所在的月份，統稱“建正”。“建正”的不同，意味着歲首所在月份的不同，這實質上也就是每一年開始時地球公轉所處位置的差異，而這種差異，會造成四季與月份對應關系的不同。

傳統曆史文獻記載，夏、商、周三代的歲首，即各自不同。《史記·曆書》記雲：“夏正以正月，殷正以十二月，周正以十一月。蓋三王之正若循環，窮則反本。”這是用夏正的月序來講述夏、商、周三代“建正”的不同，亦即所謂“三正”。對此需要再稍加說明的是，《史記·曆書》講夏人是以“建寅”之月為正月（又稱“寅正”），商人是以“建醜”之月為正月（又稱“醜正”，此月為所謂夏曆的十二月），周人是以“建子”之月為正月（又稱“子正”，此月為所謂夏曆的十一月）。

夏商周時期所謂“三正”與四季諸月對應關系表

古人迷信陰陽五行和帝王嬗代之間存在着神秘的對應關系（這也是我前面提到的所謂“天人合一”的主要内容），按照上述“三正論”者對“周正建子、殷正建醜、夏正建寅”的解釋，夏、商、周三代遞相更叠，各自使用了不同的曆法，而這顯示出新王朝需要“改正朔”以示“受命于天”。秦始皇受此“三正論”影響，自以為秦乃繼周而興，故以“建亥”之月亦即所謂夏曆的十月為歲首（即較周人以夏曆十一月為歲首再依次後退一月），以示新膺天命，除舊布新。惟秦人改“建正”而不改月序，仍然承用夏正的月序，所謂“夏正”的正月就是大秦的正月，“夏正”的十月仍是大秦的十月，并沒有把十月改為正月。

漢初承用秦制，也以十月為歲首。直到漢代武帝太初改曆之後，才以正月為歲首。此後兩千餘年，除了王莽和魏明帝（曹叡）時用殷正（建醜），武則天和唐肅宗李亨一度用過周正（建子）之外，都用所謂夏正建寅，并以此正月作為歲首。王朝更替，歲月綿延，延續至今，這種曆法仍有“夏曆”之稱，實際隻是取義于建寅為正之“夏”，并不真的是所謂大禹開國的那個夏朝行用過的曆法。

又現代學者的研究表明，這種夏、商、周三代“建正”遞相更易的說法，并不符合曆史實際。有人認為，所謂周曆、殷曆、夏曆，不過是春秋戰國時代各諸侯國使用的子正、醜正、寅正的代稱罷了。

講清楚這些基本的古代曆法知識，我們才能清晰準确地理解張守節所說“‘周正建子’之‘正’也”這句話的涵義。這句話的意思，是說秦始皇取名的這個“正”字，就是“建正”的“正”，這也就是“正月”的“正”。

鳳凰出版社影印宋刊十四行本單附《集解》之《史記》

然而，恰恰就是這個“正月”，我們看到，司馬遷撰著《史記》，在《秦楚之際月表》中，卻是在秦二世二年這份“月表”中第一次出現正月時把它寫作“端月”，唐人司馬貞在《史記索隐》中對這一寫法解釋說：

二世二年正月也。秦諱“正”，故雲“端月”也。

針對這一重要史實，清人梁玉繩進一步清楚闡釋說：

始皇以正月生，遂以“正”名之，惟其名“正”，是以改“正月”為“端月”。

結論：是“則知《史記》古本是‘正‘字’”（梁玉繩《史記志疑》卷四）。

其實早于梁玉繩，宋人王楙即已從當時秦人的言語和文字中，找到其他改“正”為“端”的事例，以證成司馬貞的看法：

盧生曰“不敢端言其過”（德勇案：語見《史記·秦始皇本紀》），秦頌曰“端平法度”，曰“端直厚忠”（德勇案：文見《史記?秦始皇本紀》載琅邪刻石銘文，惟據今本《史記》，“端直厚忠”系書作“端直敦忠”），皆避“正”字也。（宋王楙《野客叢書》卷九“古人避諱”條）

梁玉繩後來也注意到了這些事例，并一一舉述，用以證成“始皇名‘正’,秦人諱之，故改‘正月’為‘端月’”（《史記志疑》卷一〇）。

除此之外，梁玉繩還舉述了其他一些證據，來證明這一點：

高誘《呂氏春秋》序作“正”字，孔仲達（德勇案：“仲達”為孔穎達字）《毛詩序》作“秦正”，《公羊》哀十四年疏雲“始皇名正”，《谷梁序》疏雲“秦正起而書記亡”，庶幾不誤。（《史記志疑》卷四）

其實，在這方面，還有其他一些例證，如《戰國策》高誘注，不止一次提到“始皇趙正”或“秦王名正”（《戰國策·秦策四》）。

《中華再造善本》叢書影印宋紹興刻本《戰國策》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唐徐彥《公羊注疏》卷二八哀公十三年下引緯書《春秋說》，不僅也有“秦正起”的說法，同時徐氏還就此做出清楚說明雲：“《秦本紀》雲‘始皇名正’。”這就可以更加确鑿無疑地證明了梁玉繩“《史記》古本是‘正’字”這一判斷。

“正”如何成了“政”

那麼，為什麼傳世《史記》的主流文本以及其他一些著述會把這個“正”字寫成了“政”？當然造成這一局面的首要前提，是“正”、“政”兩字古時本可相通互用。其次是裴骃撰著《史記集解》時，選擇和依據的版本，被此書鈔錄者以“政”通“正”，随意做了改寫。進一步使這種文本趨于凝固的，是唐人司馬貞撰著《史記索隐》引述當時所見的《世本》，為裴骃選擇的文本找到了文獻的依據。但司馬貞的《索隐》，在唐代并沒有附入《史記》本文流通，至宋代刻本流行，始附太史公書并傳，所以，宋代以後就對社會産生了普遍和近乎絕對的影響，讀《史記》者就再也見不到“趙正”這個名字。

《趙正書》雖然是一篇小說，但以史說事兒正是小說固有的特點，說事兒雖然很随意，卻也沒必要非改人名不可，用史上真實的姓名，會更加方便，也會使所說的事兒更像回事兒。所以，作者在這篇小說裡就采用了秦始皇的本名。《趙正書》的發現，不僅促使我們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進一步深入探讨秦始皇的姓名問題，若是反過來看，這部西漢時期的寫本，也可以幫助我們進一步認定秦始皇的名字的正确寫法，确實是“正”而不是“政”。

明确了秦始皇的大名是個“正”字，我們就可以“說文解字”，看看這個名字到底寓有什麼樣的語義。

前面已經談到，按照《史記·秦始皇本紀》的文義和唐人張守節的理解，“趙正”的“正”字是取自這家夥的出生時間是在正月，因此，我們就應該從“正月”之“正”的涵義來認識秦始皇這個大名當中到底是蘊涵着怎樣的旨意。

這話讓我們從很多人都很熟悉的《春秋》開篇的話談起。《春秋》紀事，起始于魯隐公元年，起首的句子很簡單，但雲：

元年春，王正月。

《左傳》對這個“王正月”做了個很實在的解釋：“元年春，王周正月。”西晉講《左傳》的杜預，又進一步解釋說：“隐公之始年，周王之正月也。凡人君即位，欲其體元以居正，故不言一年一月也。”（杜預《春秋經傳集解》卷一）

《中華再造善本》叢書影印元相台嶽氏荊溪家塾刻本杜預《春秋經傳集解》

杜預在這裡講的“元”，本來就是腦袋的意思，稍加引申就是抽象的魁首，通俗地講，就是“老大”。“正”的本義是不偏不倚的正中央，也就是現在網絡語言通行的C位，稍加引申就是标準，就是樣闆，用現在大家更容易聽得懂的市井語彙來表述，則可稱之為“标杆兒”。串起來講，按照杜預的意思，《春秋》一開篇講的這句話，是要講明天下萬民都要奉君王為老大，一切言行居止也都要以他為标杆。講《春秋》的公羊家和後世經學家，對此做了很多玄而又玄的發揮，竟把這麼簡單的文句，抽象成像外星人講的話似的。不過經學是“專家”之學，古今經學家話都是這麼一種特别的說法，他們有一整套自說自話的話語體系，我們讀書治史，隻能看到什麼說什麼，那些言而無征想着說的話，大家别拿它太當回事兒就是了。

“老大”和“标杆兒”這兩個詞兒，雖然學者聽着沒有什麼層次，可它在社會組織和社會活動當中的意義卻非同小可。從這一角度看，人和猴子比，并沒有體現出多少進化的優勢，身當“老大”，手握“标杆”，實際上也就是猴王才能享有的給群猴兒定規矩的特權。這麼一講，大家就能夠明白了，這個“正”字，所關甚大，誰掌握了它，實在是一件大得不得了的大事。

“正”字這一重“标杆兒”的涵義雖然很大，但并不玄虛，它是有一個實實在在的緣由的，即“正”字之所以能夠成為“标杆兒”，是中國古代的曆法有一個特殊的問題，需要有一個這樣的“标杆兒”。

中國傳統的曆法，是所謂“陰陽合曆”。其中的“陰曆”部分，大家都比較熟悉，簡單地說，即“積月為年”，累積過十二個月（平年）或十三個月（閏年），就算一年。但這與“年”的本義或是它的緣起是有明顯差距的，即“年”的本義或者說它的緣起，是地球繞日運行的周期（這也就是太陽繞地“視運動”的完整周期），古人更“職業”的用語，是将其稱之為“歲”（《周禮·春官宗伯》之“太史”鄭玄注），而“陰曆年”的平年短于這個周期，閏年又長于這個周期。嚴格地講，也可以說它就根本不是個年。至于這個“陰陽合曆”中的陽曆年，很多人可能頗感陌生，甚至聞所未聞，但這都是被某些方面的胡亂宣傳害的，其實它就在我們每一個人的生活之中，現在也還留在那裡：人們熟悉的二十四節氣，就是中國“陽曆年”最突出的體現。與“陰曆年”相比，“陽曆年”與地球圍着太陽轉的周期完全一緻，所以是一個地地道道、真真實實的年。

因為真實，其每一天都對應着地球在其公轉軌道上的一個特定的位置，因而這種“陽曆年”的起迄，是很容易确定在地球公轉周期中一個特定的日子的。若不考慮其他社會因素的影響，把這個日子，定在地球繞日運行的一些特别的點上是最好的。比如冬至、夏至、春分和秋分，這四個都是具有轉折性意義的點；退而求其次，也可以定在這四個點之外那些“節氣”上，因為這些“節氣”是對上述四個點之間地球運行軌道有規律的分割。簡而言之，循“天道”而行，這就是過“陽曆年”、過“真年”的好處。

這個“陽曆年”的另一個好處是，由于在這個“真年”的一年當中每一個節點都是一緻的，即使人們由于某種原因，會選取其中不同的節點作節慶的紀念日，在一個統一的體系内，彼此之間也不容易産生混亂，可以并行不悖。

“陰曆年”的情況，則與此有很大差别。由于它本身嚴格地說不是個“年”，可為了照顧一年中“月”的完整性和日期與“月相”（案指月亮的圓阙形态狀況）的對應關系，又要照顧季節與月份之間相對穩定的對應關系，在按照月份來排定和劃分這個粗略接近一年的周期時，不得不以一定的時間間隔設置閏年，這樣排定的年份，其不同年份每個月中的具體日子與地球在公轉軌道上的特定位置本來就會有很大差距（其實不管是不是設置閏月，這種差異都會存在，設置閏月之後，隻是減小了差異的尺度而已），不易規整地安排包括各種節慶在内的社會生活；更要命的是，一年究竟從什麼時候開始，這本身就是一個很不确定的事情。

其實不管是“陽曆年”還是“陰曆年”，都是人定的“年”，而既然是人定的，從本質上來講，就都是一種主觀的選擇，但“陽曆年”嚴格依循地球公轉周期而定，因而每一年的起迄點是固定不變的，而“陰曆年”由于沒有這樣的固定的點可以依托，而且隻能以“月”作為基本單位來确定一年起迄的時間，若是把一年開始的時間選定在不同的月份，每一年過年的時間，就會有非常大的差異。

實際的情況是，在中國古代，地球公轉過程中有兩個節點，人們是比較重視的：一個是冬至點，另一個是立春點。過了冬至，我們北半球上每一天的長度從由長變短改為由短變成，從太陽那裡獲取的熱量，由一天比一天少，轉換成一天比一天多。所以，這是一個特别重大的節點。但由于海陸位置關系等因素的影響，地表的氣溫，并不是過了冬至就發生這種轉折性變化，氣溫的升高以及主要受氣溫影響所造成的物候的變化，通常還要滞後一段時間，大緻還需要一個月左右的時間，氣溫才會明顯回升。這個轉折的節點，大緻是在立春前後。由于冬至到立春之間的這個變化，是人們主觀感覺到的一個重大變化，它又與農事活動的周期具有緊密的對應關系，所以，在中國古代，不管是“陽曆年”還是“陰曆年”，都很重視這一時期，人們所認定的一年的起迄，便都是在這一區間。

《史記·天官書》如下一段記載，可以幫助我們具體地了解秦漢時期及其以前人們對上文所說相關問題的認識：

凡候歲美惡，謹候歲始。歲始或冬至日，産氣始萌；臘明日，人衆卒歲，發陽氣，故曰初歲；正月旦，王者歲首；立春日，四時之始也。四始者，候之日。

這裡所講的“四始”，實際上是四種“新年”啟始的時間。

百衲本《二十四史》影印南宋建安黃善夫書坊合刻三家注本《史記》

在這四種“新年”之中，冬至和立春比較簡單，就是上述兩個比較特别的節氣。說冬至“産氣始萌”，用現代的術語講，就是每天的日照時間開始逐日加長，地面獲取的熱量開始逐日增多。說立春為“四時之始”，這四時是指天文學意義上的春夏秋冬“四季”，它與日用曆法上四季是有明顯差别的，即春季開始于立春，而後者開始于正月初一，也就是所謂“元旦”。簡而言之，這是兩種“陽曆年”的開始時間，冬至重天文，立春重物候，但年年歲歲，二者都是在一個固定的日子。

稍微有些麻煩的是“臘”這個日子。它不在二十四節氣體系中的任何一個節氣點上，但具體的時間，實際上仍是處在地球公轉軌道上一個特定的點上。“臘”的日期的不固定性，在漢末王莽纂位之初“改漢正朔伏臘日”事上可以看得一清二楚。史稱當時已成老太後的元帝王皇後，“令其官屬黑貂，至漢家正、臘日，獨與其左右相對飲酒食”（《漢書·元後傳》），可知王莽新改的臘日與漢家舊有的臘日确實并不相同。

所謂“臘”的性質，與“伏”十分相似。東漢應劭《風俗通議》記雲：“《戶律》‘漢中、巴、蜀、廣漢自擇伏日’，俗說漢中、巴、蜀、廣漢，正（德勇案：據文義此“正”字應正作“其”）地溫暑，草木蚤生晚枯，氣異中國，夷狄畜之，故令自擇伏日也。”（《藝文類聚》卷五《歲時》下）這是伏日随地域不同而做的變通，故至後來在曹魏時又“改諸郡不得自擇伏日，所以齊風俗也”（《晉書·刑法志》）。

盡管臘日和伏日一樣，在早期都有一定的不确定性，但若是落實到與地球繞日周期中特定時點的對應關系上，則仍然是有一定規矩的。許慎《說文解字》謂“冬至後三戌，臘祭百神”，這應該就是所謂漢家的臘日，它所錨定的，是冬至這個特點的時點，即冬至以後的第三個戌日，隻是每一年較冬至日後延的日數稍有差别而已，在本質上仍然屬于“太陽年”的一種“新年”。“三戌”這個日子，決定了臘日一般是在冬至後十天上下，大緻是在冬至到立春之間這一時段之内，即前文所說人們樂于安排新年啟始時間這一時段之内。

漢家臘日與新莽臘日的不同以及巴、蜀、漢中、廣漢諸地與中原等地臘日的不同，這些都體現出臘日與冬至和立春不同的社會人文因素的強烈滲透，故《史記·天官書》特别記述說此日是“人衆卒歲”的标志。然而，盡管如此，《史記·天官書》中“發陽氣，故曰初歲”的記載，還是表明了“臘明日”這個“新年”實質上仍然更有天文特性。

與上述三種“新年”截然不同的，隻有“正月旦”，即正月初一這一天。《史記·天官書》對它沒有做任何天文或是物候的說明，隻是記雲“王者歲首”，也就是說這是一個人間君王的“新年”。

這個“新年”與上述三種“新年”最大的不同，是它絕不屬于“陽曆年”，隻屬于“陰曆年”。不過在漢武帝太初元年改曆之前，這個“新年”每年過年時間的不同，并不僅僅是像現在這樣與“太陽年”具體日子有所出入，而是大年初一所在的“正月”，往往會有更大的不同。

在前面的叙述中，我已經談到，按照傳統曆史文獻的記載，夏、商、周三代的歲首是各自不同的，這也就是所謂“周正建子、殷正建醜、夏正建寅”的“三正論”。這種說法，實際并不可靠，但春秋戰國時代各諸侯國使用的曆法其歲首月份不盡相同卻是一個确切無疑的事實。夏、商、周三代“三正”更叠的說法，也可以看作是早期曆法歲首混亂不一的一種曲折反映。

以這“三正”代表的三種歲首，亦即“建寅”、“建醜”和 “建子”，若以所謂“夏曆”的月序、也就是和現行農曆相同的月序來表述的話，是分别處在正月、十二月、十一月。這一時期，大緻仍然處于前文所說冬至到立春這一時期之内。這反映出“三正”之間的差别，還是前文所說更側重天文因素，還是更側重基于天文因素的物候因素，而其着眼的時段，同那些“陽曆年”并沒有什麼不同。

問題是這“三正”之月的初一，體現的是同一種“新年”，也就是說本來都是“正月旦” ，都是正月初一，而其相互之間，時間的差距卻實在太大了。可想而知，若是在一個統一的國度裡，這會造成多大的混亂。

相互對比，我們很容易明白，上述三種“陽曆年”都是唯一的，确定的，因為它們都是“天”定的，而這種“陰曆年”則是不确定的，因為它是“王者歲首”，是人定的。那麼，人怎麼定這個“年”呢？很簡單，就是确定歲首的月份是哪一個月，所以這個月份才會被稱作“正月”，即以此為正，依次排列其他的月份。

相對于其他“王者”所确定的不同歲首，某一君主認定的“正月”自然還具有排他的意義，這是“正月”之“正”更深一層的寓意。于是，我們也就能夠明白，《公羊傳》對《春秋》“王正月”這一寫法的闡釋，還是頗有合理的因素的，即“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不難看出，這樣的寫法，是在凸顯周王室通行于普天之下的曆法。所謂“王正月”對“大一統”觀念的體現，與杜預所說的“居正”實際上是一回事兒，都說明這一個“正”字，乃是一個象征“王者”權威的“标杆兒”。

清道光揚州汪氏問禮堂仿宋刻本《春秋公羊經傳解诂》

不同的正月，代表着不同“王者”的歲首。《史記·天官書》所說的“正月旦”，也就是後世常講的“正朔”。明白這一點，我們也就更容易理解這個“正”字的神聖象征意義，才會切實地理解，為什麼啟伐有扈，要把“威侮五行，怠棄三”來作為其必予嚴懲的彌天大罪（《尚書·甘誓》）。即以秦始皇本人而論，就在秦始皇二十六年他一舉吞并關東六國時候，與“車同軌，書同文字”相并，曆法也“正以十月”，也就是由所謂周之“建子”改為秦之“建亥”，每年都在十月初一過新年，用以顯示秦之水德勝于周之火德（《史記·秦始皇本紀》、《史記·曆書》）。

好了，現在大家就能明白我在前面講述那麼多十二支紀月法等天文曆法知識的用意了——非如此，便無法說清楚“建正”是什麼意思并進而闡明“正”這個名字究竟意味着什麼。在此基礎上再來審視秦始皇以正月生遂以“正”名之這一史實，就會體味到很多别樣感覺。

我們不妨設想一下，當這個惡棍血腥征服天下各地的時候，他要是念叨起自己的名字，都會聯想到一些什麼呢？也許他會想到，這天下是我打下來的，當然要由我自家的孩兒傳之“二世、三世至于萬世，傳之無窮”，這一點是明确在《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的，前面我已經談到；也許他還會想到，老爹給我取名選用的這個“正”字，已經兆示天下大臣小民，不管想什麼、幹什麼，都要以我這個大秦皇帝為标杆兒，向我這個大秦皇帝看齊，普天之下的日子，也就都随着我定的規矩來過了。秦老爹真牛，老子得先有那個霸道的雄心，兒子才能成好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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