逍遙遊中對莊子思想的看法?從《逍遙遊》淺談莊子的遁世思想，我來為大家科普一下關于逍遙遊中對莊子思想的看法?下面希望有你要的答案，我們一起來看看吧!

逍遙遊中對莊子思想的看法

從《逍遙遊》淺談莊子的遁世思想

摘要：莊子在《逍遙遊》這篇文章中抒發了自己的人生理想即對自由生活的追求和超脫世俗尋找心中的精神家園。本文通過描寫莊子的生活背景對莊子人生觀的影響結合莊子在《逍遙遊》中所闡述的逍遙境界，再現莊子的人生态度和生命寫照。

關鍵詞：逍遙遊；莊子；遁世

一、引言

莊子（約前369年—前286年），名周，字子休，一字子沐，戰國時代宋國蒙（今河南商丘東北，另一說是今安徽蒙城縣）人，曾任蒙之漆園吏。貧而樂道，不慕富貴。他是莊子學派的創始人。春秋戰國是一個禮壞樂崩、道德滑坡的時代。在這個時代,人們的社會價值觀較之西周已發生深刻的變化，于是,人們的精神世界也發生了改變,功利主義、實用主義、自由主義、拜金主義的思潮猛烈地沖擊着傳統的所謂“禮樂”文明。當然,引起當時這一系列思想轉變的原因有很多,如商品經濟的發展,政治上的分裂,文化的多元化,等等。但這些最終大都導緻了一個相同的結果,就是春秋戰國時期激烈的社會競争。

莊子之文“忽而例事，忽而例證，忽而譬喻，忽而議論，以為斷而非斷，以為續而非續，以為複而非複。隻見雲氣空蒙，往返紙上，頃刻之間，頓成異觀。”而《逍遙遊》在《莊子》中位居首篇，可見逍遙遊思想在莊子哲學中所占的地位和分量。莊子面對着人生困境，基于對個體生命的關照提出了逍遙遊的思想。後世之人對此思想各有說辭，褒貶不一。本文旨在談談對逍遙遊思想的理解，闡述一下他的思想。

二、生命之困

叔本華曾經說，這個世界的存在原是一個大悲劇，而世界的内容都是痛苦。在莊子的時代，就是那樣一個充斥着苦難的時代。諸侯紛争，天下大亂。社會中一面是飽腹、淫樂，“朱門酒肉臭”，一面是饑餓、困苦，“路有凍死骨”。極少數人的腐化奢侈建立在對絕大多數人的壓迫剝削之上。面對着人欲橫流的悲慘世界，作為一個極具浪漫氣質、向往逍遙無待的哲人，莊子比同期其他任何思想家都更加深刻地感受到人生所面臨的諸種困境。概括來說，其對生命困境的描述主要包括來自于個體的困境和來自社會的困境。

首先，來自于個體的困境又包括個體的生死之困和個體的情欲之困。生與死是人生必然要面對的，最終無法跨越的界限。生命縱然美好，但有着曆史性，其消亡是客觀必然的，誰也無法改變。莊子對此也有深刻體會。他說：“人生天地之間，若白駒之過隙，忽然而已。注然勃然，莫不出焉；油然漻然，莫不如焉。已化而生，又化而死。生物哀之，人類悲之。”莊子深刻認識到，個體的人作為自然萬物的一分子，是“無所逃于天地之間”的。

除了生死之困，個體生命還要面對自身的情欲之困。莊子認為：“人卒未有不興名就利者。”對名利有着極大的欲望，但是欲壑難填，欲望往往是造成人精神負累的重要因素，因為“貴富顯嚴名利六者，勃志也；容動色理氣意六者，謬心也；惡欲喜怒哀樂六者，累德也；去就取與知能六者，塞能也。”使人終生陷入各種各樣的憂慮痛苦之中：更有甚者，人會為之犧牲自己寶貴的生命：“小人則以身殉利，士則以身殉名，大夫則以身殉家，聖人則以身殉天下。”所以，在莊子看來，利害之欲和哀樂之情都是“生之害也”、“天下之至害也”，是必須予以超越的。

其次，對于現實的人來說，更為沉重且無法逃脫的痛苦還是來自于社會本身。社會生活之中的弱肉強食，紛争與傾軋，更成為人陷入苦痛境地的現實基礎。莊子曾生動地揭示了人們陷入現實争鬥而不能自拔的狀況：“大知閑閑，小知間間，大言炎炎，小言詹詹。其寐也魂交，其覺也形開。與接為抅，日以心鬥……其溺之所為之，不可使複之也。”人生勞苦焦慮，多是拜社會所賜，任何人都不能逃脫社會生活的苦難：“今世殊死者相枕也，桁楊者相推也，刑戮者相望也。”社會的時勢構成生命困境的外在力量。

在莊子看來，無論是來自于個體的困境還是來自于社會的困境，都是客觀存在，不可避免的。莊子稱之為“命”。莊子認為，“命”這種必然性對個體生命影響巨大，不僅能夠決定個人的生死大限，而且能夠決定個人的貧富窮達，甚至能夠決定個人的社會倫常關系。于是，自由受到實實在在的威脅。

然而，“要求自由是人的本質。”莊子對自由懷有着熱切的渴望。他的哲學的根本宗旨就是實現對構成生命困境的必然性因素（“命”）的超越，達到個體生命心靈的絕對自由（“逍遙”）。

三、逍遙與哀愁

莊子是先秦諸子中唯一不對帝王說話而是對平常百姓說話的人，莊子用他特有的述說方式告訴着我們如何解脫，如何找到自己的精神家園，在《逍遙遊》中，他為我們展現出一個不同尋常的新世界，令人向往和沉醉，《逍遙遊》有一個氣勢磅礴的開端，這就是鲲鵬說，“北冥有魚，其名為鲲。鲲之大，不知其幾千裡也。化而為鳥，其名為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裡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則将徙于南冥。南冥者，天池也。”莊子在這裡用“其翼若垂天之雲”的大鵬來象征着一種逍遙，接着寫到蜩與學鸠對大鵬的嘲笑，他們不理解大鵬為什麼要“奚以之九萬裡而南為”認為自己“決起而飛，搶榆枋，時則不至而控于地而已”就已經很滿足和逍遙，因此又引出了小大之辯，小年不及大年，小智不及大智，依常理而言，這是不争的事實，但是莊子卻說“奚以知其然也？”在莊子看來所謂小年和大年，小智大智都是相對而言，沒有絕對的分别，他認為人們過分在乎于世俗的得失與差别，實在是“不亦悲乎”，莊子認為人們應該以自我為中心，做為衡量萬物的尺度，但是莊子不是企圖消滅分别，他認為差别就是一種自然而然的事情，不存在好壞優劣高低之分，因此莊子強調自然而然的生活狀态，因為在莊子眼裡人世間是一個“事若不成，則必有人道之患。事若成，則必有陰陽之患”的兩難世界，也正是在這樣的世界，“逍遙”本身就是很難得事情，而且，人的逍遙又不能在人世間之外中給出，必須在這個兩難的人世間中去建立，但是這并不意味着人的視野也必定要限制在這樣的人世間，人應該将自己的視野從這個世俗世界擴大到自然生物世界再到整個宇宙空間，随着這種擴大和變化恰恰是人審視自己的特有方式，因此人的心胸也随之變大，不再固執于人世間的得失，名利。

莊子對官場生活極其厭倦，官也隻是做到漆園小吏，大概比現在的鄉長還小，因此他窮得向河監侯借糧，其實莊子本可以像孔子那樣“食不厭精，脍不厭細”，⑼但是當楚王派人去請他，說願意以天下相煩，客氣的很，但是此時的莊子正專心緻志地在濮睡釣魚，眼神隻盯着水面上閑逸的浮子，沒有理會飛黃騰達的機遇，冷冷的把使者打發了。而他自己則像個自由奔跑于田野的兔子，其樂無窮。

莊子一生中，唯一的朋友是惠施，他們兩人中間有不少争論，在《逍遙遊》中莊子與惠施就有用與無用展開争論，但他們争論的不是什麼樣才是有用什麼樣才是無用，他們争論的是衡量有用與無用的标準，在惠施的眼裡，所謂有用隻是從功用上來判斷，很現實，将實證，而在莊子看來無用也是一種用，莊子不屑于世俗的橫來那個标準，認為人們過于功利，而忽視了心靈的享受，惠施粉刺莊子的言論大而無當，莊子反唇相譏，說惠施被茅塞堵心，不知天外有天，固執無知。但是惠施死後，莊子卻十分悲傷，在惠施墓前以“郢人失質”為喻，痛吊老朋友，因為除了惠施之外，再無人與他辯論了。

四、逍遙遊

知道了撲朔迷離隻是莊子文章表面上所設之局,我們要認識的是這種使人眼花缭亂的外形下作者的思想内核。在《逍遙遊》一文中,莊子着力描繪了自己的理想和觀點:即“大”的境界,一開篇他就說鲲鵬之大:“北冥有魚,其名為鲲,鲲之大,不知其幾千裡也”,“鵬之背,不知其幾千裡也。”當鵬徙于南冥的時候“水擊三千裡,抟扶搖而上者九萬裡。”大的境界是莊子歌頌的境界,配合這種境界活動的是所謂的“神人、至人、真人”,他們“肌膚若冰雪,綽約若處子,不食五谷,吸風飲露,乘雲氣,禦飛龍”、“遊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癘而年谷熟”,“乘天地之正、禦六氣之辯,以遊無窮者”。莊子相信能達到這種境界者則“物莫之傷,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即使“其塵垢粃糠,将猶陶鑄堯舜者也”。莊子認為一般人的問題在于不僅僅“形骸有聾盲”,“夫知亦有之”,也就是在知識與認識方面,世人也容易存在誤區和盲點:并非“大”的境界不存在,隻是一般人認識不到罷了,就像蜩與學鸠之流,他們滿足于自己行徑,不能也不願去理解鲲鵬之南徙,并且嘲“笑”對方,正同老子所說“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為道”(見《道德經》第四十一章)為一類。在莊子看來,在“大”的境界中,人為的活動顯得微不足道。他明确說“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問題是什麼才是“大”,“大”在莊子的筆下是一個需要讨論與界定的命題,普通人眼睛所見、認知所感的都不是真正的大。通常莊子具體的資以辯論時所舉的物象都不是“大”,隻有在判斷的層面出現的命題才可以為“大”。因此上古的大椿、各以八千歲為春秋的彭祖都不是“大”,那麼,作為人類特定曆史階段的堯舜禹湯諸人的行為也就不值得誇耀了。這些話看似說得很大,但是莊子文章的特點就是如此,我們不能簡單地批判莊子是大言欺世,否則也會成為莊子批判的對象了。———我認為,莊子所說的“大”的境界就是他鼓吹的“道”的境界,指的是大境界、大智慧,是莊子學說的最高的範疇,是莊子浪漫主義理想的趨向和旨歸。

接下來我們分析莊子筆下的“小大”之辯:在莊子看來,萬物可齊一,即物性并無大小之分。因為現實中物的有用性具有很大的局限性,也就是物發揮作用隻是相對于某一個方面而言———聯系莊子著名的“齊物論”命題,即莊子認為從物性出發,萬物沒有差異,因此從人類自身所具有的物性方面(人具有物性)來說:生命長短、外在形象、衣食住行,貧富貴賤,乃至于一般世俗的社會心理,這些都是人類共有的物性,也是不具有差異的。《逍遙遊》中莊子持論與《齊物論》正一緻:無論是“知效一官,行比一鄉,德合一君而征一國者”,還是“舉世譽之而不加勸,舉世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内外之分,辯乎榮辱之境”者,再是“禦風而行,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返”的列子之流,因其行為皆有“所待”、都要憑借具體的條件和手段才能夠實現,因為是物性使然而衍生而來的結果,所表現出的隻是時間、範圍、程度等某個方面的差别罷了,而表象的物性都是形式化的東西而可以“齊一”。 莊子認為物性不具有大小之分,而“知”卻有之,“知”為人類所獨有,是異于物性的人性的範疇。莊子明确提出“小知不及大知”。“小知”之所以為莊子犀利言辭的矛頭所指,因為在世俗的社會“小知”往往被利用來當做争名奪利的工具。莊子在文章中形象地描繪了現實生活中人們耳熟能詳的鈎心鬥角:那些類“狸”者流,憑借一己的私智,做出種種假象欺騙和迷惑對手,“卑身而伏,以候敖者”,使出種種手段,“東西跳梁,不避高下”,可是畢竟再狡猾的獵物也不是獵人的對手,最終這種人還是聰明反被聰明誤,隻落得“中于機辟,死于罔罟”的下場———可知莊子最終諷刺和批判的矛頭是利用“小知”去謀求名利的社會現象。“小知”是淺層次的、一般人容易達到的、不脫離物性的見識罷了,因此不同于莊子鼓吹的“大”知,即人類智慧的高度。

五、結語

對于莊子《逍遙遊》思想的理解,我們還要結合莊子的時代與史料中對他的記載。處于戰國中後期那個“高岸為谷,深谷為陵”(見《詩經·小雅·十月之交》)的巨大變革的時代,大小諸侯國之間弱肉強食,攻城略地戰事不斷,莊子的時代對民生來說确實是個“福輕于羽”、“禍重于地”、“僅免于刑”(見《莊子·人間世》)的時代,《則陽》篇中的“蠻觸之争”實則是莊子對統治階級發動的不義戰争的嚴厲控訴,而莊子避禍隐居的态度實在是他于亂世中清醒而無奈的自我保全之手段。不僅能清醒地認識社會,莊子對當時各家學說也有全面的認識,司馬遷《史記》卷六十三《莊子列傳》記載:“(莊子)其學無所不窺,然其要本歸于老子之言。

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皆空語無事實”,“然善屬書離辭,指事類情,用剽剝儒墨,雖當世宿學不能自解免也。其言洸洋自恣以适己,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東漢時期大史學家班固也認為“道家者流,蓋出于史官,曆記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然後知秉要執本,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漢書》卷三十“藝文志”),結合這些材料我們可以知道,莊子對當時社會與各家學術流派的批判是經過深入廣泛的學習和觀察,建立在深刻認識的基礎上的嚴肅認真地批判。在批判的同時,他構築起自己精神理想中大“道”的境界,———而這種境界,跟現代社會所謂的“終極關懷”極其近切,試想:如果不考慮“大”的、長遠的方面,僅僅從眼前的小利益出發,太過現實的話,将會嚴重我們人類自身今後的發展和命運,我想這也是我讀莊子《逍遙遊》的一方面較深的感受和體會———而通常我們所認識的離經叛道、憤世嫉俗隻是莊子的表象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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