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北鼠疫導緻6萬餘人喪生，如果不是以科學原則推動建立現代防疫體系，死亡數量将會更為巨大。

　　記者丨陳祥 編輯丨段文

　　哈爾濱市道外區，舊時俗稱傅家甸，是貧窮中國人的聚集區。它建立在一個低窪的沼澤平地上，居民多是勞工，住在肮髒、黑暗、擁擠的房子裡，出門是狹窄的街道。1910年年底，這裡成為遠東鼠疫的最重災區。

　　慘烈的鼠疫在1910年10月末暴發，持續到1911年4月中旬，整個中國東北死亡6萬餘人。其中，災情最重的黑龍江省死亡超過33000人，吉林省死20000多人，災情最輕的遼甯省死6000多人。

　　疾病肆虐後，傳家甸肮髒的小客棧、大車店、學校、兩個戲園子、幾座兵營，全被防疫局征用。加上120個貨車貨運車廂，皆用于隔離所有接觸過病人的人，通常一節車廂裝20人。最終，傅家甸死亡5000餘人。

　　鼠疫分三種：淋巴腺鼠疫、肺鼠疫、敗血性鼠疫。這是全世界幾個世紀以來，肺鼠疫第一次獨自大規模暴發。這場疾病的最顯著特點是，人與人之間通過痰和飛沫直接傳染，一旦感染，通常隻有1到4天的潛伏期，随後發燒加咳嗽，痰中帶血。患者死前呼吸困難，全身皮膚高度青紫。

　　“1910年至1911年冬天，一場肺炎型鼠疫在滿洲各地蔓延，其毒性之可怕，使我們不由得想起流行于中世紀歐洲的鼠疫，以及奪去歐洲無數生命的黑死病，還有倫敦的大瘟疫。”在東北行醫傳教30年的英國醫生杜格爾德•克裡斯蒂，晚年在故鄉回憶人生中的至暗時刻，寫下這樣的記述。

　　病菌來自旱獺。松鼠科旱獺屬有15個物種，通稱土撥鼠。因為形象呆萌，它在今天位居寵物之列，還被創作成多種文化娛樂作品形象。亞洲最常見的土撥鼠是“蒙古旱獺”，中國人俗稱“旱獺”，生活在中亞地區、蒙古、東三省西北部，以及俄羅斯和烏克蘭。這種可愛的小動物身上，可能隐藏着緻命的鼠疫杆菌。

　　闖關東，捕旱獺，惹大禍 清朝的呼倫貝爾地區有15萬平方公裡， 一直地廣人稀，直到19世紀才開始有小批量移民。清朝視滿族崛起的東北為龍興之地”，開始修建著名的柳條邊，即兩邊密密植下柳樹的壕溝。邊外是滿族漁獵區和蒙古族遊牧區，禁止漢族入内墾荒。與此同時，清廷還劃出諸多由皇室獨占的禁地，有山林、河川、牧場、圍場、官荒、皇室陵寝、出于保護皇家風水而封禁的山脈。

　　繼1858年《玻理條約》和1860年《北京條約》後，俄國對中國領土的吞噬并未就此停止，它繼續滲透東北。滿清政府終于意識到多年的封禁政策導緻東北勞動力奇缺，從而造成發展落後、國防虛弱的不利局面。若再不移民東北，祖宗之地要盡入他人之手。1870年代末，清廷取消所有禁止漢人移民東北的法令。黑龍江省在1904年全面開放墾荒，标志着曆時200多年的東北封禁政策終結。

　　技術革命也有力推動了移民潮。沙俄修建的中東鐵路在1903年7月正式通車運營，成為東北的動脈血管。中東鐵路是西伯利亞大鐵路在中國境内的延伸，為了更方便吞噬中國東北，但客觀上讓中國人闖關東變得前所未有的容易。

　　20世紀最初的十年，世界毛皮市場興盛，中國恰好邁入世界貿易體系中。旱獺皮經過染色後像昂貴的黑貂皮，市場上供不應求，捕殺、售賣早獺成為一個巨大的産業鍊。旱獺皮通過滿洲裡口岸出口到俄羅斯帝國，滿洲裡是俄國鐵路進入中國境内的首站。1907年出口70萬張，1910年出口250萬張。水漲船高，一張旱獺皮在1907年的價格是0.30盧布（約合0.12美元），1910年上漲到1.80盧布。

　　當時無養殖技術，每一張皮都來自野外捕殺，背後是無數人的風餐露宿。滾雪球般壯大起來的捕旱獺群體是中國的苦力們，以山東人為主，直隸人居次。他們沒有狩獵經驗，對鼠疫聞所未聞，見到旱獺就捕。遇到行動退緩的生病旱獺，他們還慶幸自己運氣好，輕輕松松抓獲笨旱獺。除了機關，獵捕健康旱獺需要馬匹和精準槍法，抓病旱獺靠棍棒和狗即可，技術門檻大大降低。

　　每年8月到10月中旬是獵取旱獺的最佳時節，皮毛質量最好，旱獺又最易于捕獲。 《民立報》1911年3月報道：“于是山東、直隸兩省無業遊民相繼在滿洲裡山中獵捕，而川谷流血，原野厭肉，其狼藉實不堪形狀。” 關内苦力們的夥食很差，标配是冰凍的熟肉包子，旱獺肉成為他們的大餐。闖關東的外行獵人們，隻想多捕殺幾隻早獺，多賺一份錢，在大雪封山前回老家過春節。

　　1910年11月8日傅家甸發生第一例鼠疫的房子，被标上了X的符号。

　　當地人不懂科學，但知道旱獺是瘟疫根源。他們用古老神話解釋，這類動物身上存在一種神秘疾病，一旦人類打破它們的甯靜，它們便将瘟疫傳給人類。多年來，生于斯，長于斯，最終會死于斯的獵人們一旦發現生病旱獺，立即放棄捕獵，還要通知同行遠離這個區域。

　　盡管如此，當地還是小規模的鼠疫不斷，有記載的如1876年、1886年、1888年、1889年、1891年、1893年、1902年、1905年、1906年、1907年。死亡人數不多，多則幾百人，少則個位數，疫情局限在當地。當地遊牧民族應對方式是簡單粗暴的隔離手段，一旦有人從齧齒類動物那裡染病，親人和鄰居立即棄他而去。

　　時值劇變時代，蜂擁而來的逐利人潮可不管這些古老戒條，隻求多剝下一張皮。仿佛是個預言，這些竭澤而漁的人們将遭遇一場難以想象的大譴。大禍的源頭，在幾隻生病旱獺身上。

　　1911年4月，中國醫生伍連德在“萬國鼠疫研究會”上做出具體形象的介紹，健康的旱獺喜歡曬太陽，并發出叫聲“撲一一啪，撲——啪”，中國人形容是“不怕，不怕”，染病的旱獺不出聲。“旱獺中的疾病被我們假定為鼠疫先兆，其症狀是步态踉跄不穩：被人追趕時，既不能跑動，也不能發聲。”辨别旱獺是否生病，還有兩個辦法，患病者的眼睛裡有乳白色雲，且不再跟同類們共居一個洞穴。

　　瘟疫醫院醫務人員的照片。中為中醫顧喜浩，左為西醫柳振林，右為司事賈風石。

　　1910年夏季，在滿洲裡的中國獵人超過11000人，到10月份仍有4600人。深秋時節，外行獵人們齊聚在滿洲裡或海拉爾的簡陋客棧裡，20到40人擠在一間低矮、黑暗、肮髒、沉悶的屋子裡，睡在大通鋪炕上，生旱獺皮到處堆積，門窗緊閉。殊不知，旱獺身上的跳蚤，悄無聲息地把病毒傳染給了人類，而帶有病毒的皮毛也會緻人以病。

　　不知不覺中，大難來臨。

　　鐵路：鼠疫的最佳搭檔 “工人張萬壽者，向在俄境大烏拉站以招工為業。宣統二年九月初，工棚内暴斃七人。俄人聞之知為疫也，焚其棚屋、逐其工人，并将工人所有衣服行李等件盡行燒毀，以為斷絕疫根之計。”《東三省疫事報告書》說，“大烏拉站距滿洲裡百三十裡，有業木工者二人被逐，于九月十七日由烏拉站來滿，寓居鐵路界内二道街張姓木鋪，二十三日疫發相繼死亡。同院田家夥房住客金老耀、郭連印二人遂亦傳染于二十三日身死，是為滿洲裡疫症發現之起源.”

　　“大烏拉站”，即俄羅斯境内、中俄邊境線以西6英裡處的火車站Dawoolya，今譯為達斡爾亞，距離滿洲裡很近。此地的華人木匠店裡出現首個病例，病毒來自瘋狂捕殺旱獺的苦力，隻是獵人們發病稍晚。

　　《東三省疫事報告書》用的是農曆，張萬壽手下六七個木匠于公曆9月16日死在異國他鄉。另有兩個人離開張萬壽處，搭火車回國，10月23日死在滿洲裡的客棧中，症狀為痰中帶血。這兩個歸國後立即病逝的木匠，成為中國境内的首批病死者。

　　飛行小隊的勤務兵從棚戶中挑選出鼠疫病人。

　　邊境口岸城市滿洲裡，出現在國内的首個鼠疫病例。不僅是滿洲裡，整個呼倫貝爾一帶，衛生條件跟近代化無緣，醫院、防疫站與實驗室對當地人如同天方夜譚。整個東北地區，在冬季洗澡是件奢侈事，極差的個人衛生為攜帶鼠疫病菌的跳蚤大開方便之門。

　　原先，黑龍江省的荒涼山區是對鼠疫的有力屏障，但如今有了鐵路。東三省有全國最發達的鐵道交通網，總裡程數超過3000公裡。滿洲裡到哈爾濱有530英裡鐵路路程，病倒的人紛紛中途下車，鼠疫便沿着鐵路傳播開來。鐵路沿線的城鎮淪為重災區，大城市成為疾病傳播的中心，病毒向城市周圍擴散。

　　10月27日，中東鐵路的樞紐城市哈爾濱出現首個病例，它将成為疫區的感染中心。11月4日，黑龍江省省會齊齊哈爾出現病例。12月14日，東清鐵路南端的寬城子（今長春）岀現病例。翌年1月2日，東三省中心城市奉天（今沈陽）出現病例。1月5日，沿鐵路距離哈爾濱3英裡的小鎮雙城堡出現病例。1月12日，北京驚現病例。1月14日，天津出現病例。2月1日，濟南出現病例。東北和華北地區陷入恐懼中。

　　東三省總督錫良上奏時說：“朝發夕斃，前仆後繼，官商紳民，無中外貴賤，日惴惴焉如臨大敵。”黑龍江巡撫周樹模上折描述：患者寒熱咳嗽，頭暈吐血，一二日間即不可治，日斃數人，甚至一二十人，勢頗劇烈。”

　　雙城堡是個經過精緻規劃的小鎮，至少一半居民是富裕階層，窮人很少，故他們住房寬敞、衛生習慣良好。待病菌前來，這一切似乎也起不了多少作用。雙城堡人口不到6萬，兩個月裡卻有1500人喪生，包括500名女性。

　　哈爾濱的疫情，最初集中在傅家甸，街道上随處可見屍體。許多人在夜裡悄悄抛屍，以防警察上門調査和強行消毒，他們笃信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黑龍江冬季的凍土層可不薄，挖坑埋屍成為一件奢侈事。人口大量死亡讓棺木供不應求，有的棺木放入三四具屍體，政府推出用未抛光的薄木闆制成的廉價棺材。街上大量抛灑石灰汁，奉天、鐵嶺商鋪裡的石灰酸一時售罄。

　　行走在傅家甸，一片末日景象。簡陋的棺材、裸露的屍體在雪地上延綿不絕，隻有少數棺材是牢固釘上蓋子，多數棺蓋虛掩或敞開，可見猙獰面容或以駭人姿态伸出來的四肢。它們必須被集中火化，但火化跟中國傳統孝道相悖，唯有以政府強力執行，還得用炸藥在凍土上轟出大坑。

　　起初，唯有中醫們躊躇滿志承諾，鼠疫太容易治療了，他們甚至拒絕佩戴防護口罩。中醫定性鼠疫為“戾氣緻疫”和“燥邪緻疫”，多年來對包括鼠疫在内的一切瘟疫采用清熱解毒之藥和針灸，沒有隔離和消毒的概念。所以，當時的中醫對鼠疫是無效的，反倒徒然犧牲了許多勇敢的中醫人士。

　　長春某個有10萬人口的地區，西醫很少，中醫生意火爆，但登記備案的31個中醫死了 17個。在參與防疫的職業群體裡，中醫死亡率遠超過西醫、警察、消防隊員、士兵、輔助勞工（醫院雜役、居民區巡視員、掩埋屍體者）、廚師，僅次于救護車司機。

　　鼠疫病人被帶到瘟疫營内。

　　這場浩劫帶來意想不到的結果，受過現代化專業訓練的醫護人員讓全社會刮目相看，帶動中國人尤其是東北人民加速接受現代醫學理念。

　　謠言四起：日本、俄國、黃天道 死亡的陰影下，謠言和病保一樣随着鐵路擴散，謠言是乘客們的最好談資。日本勢力在南滿，俄國勢力在北滿，針對兩國的政治性謠言跟政治局勢密不可分。

　　東三省流傳最廣泛的謠言，是日本人往水井投毒，緻使鼠疫橫行無忌。内容不甚嚴謹的報紙如《東三省日報》，在1911年1月24日報道，村民們抓獲了一名往井裡投毒的日本間諜。文章分析，這是日本人處心積慮挑起事端，為武裝幹涉尋找借口。嚴謹度同樣不足的《大中公報》，則在一天前揭露日本人驅使華工往井裡撒毒藥。

　　公信力相對高的《盛京時報》《大公報》《申報》，則連續批評此類謠言。日本官員幹脆在報紙上放話，直接化驗井水和屍體，就能真相大白。吉林省政府派警察輪流看守城市和鄉鎮的水井，取水者要先去警局領取小牌，經守井警察査驗後方可打水。

　　謠言越傳越神，不乏有作奸犯科者被捕時撒謊稱受日本人指使投毒，借機隐瞞自己的真正罪行，這迫使清廷出面辟謠。奉天省民政司幹脆出告示禁止謠言：“奉省疫病流行，因之謠言驟起，竟有冒充外人至民間四處揮灑藥水及在井邊暗投毒藥之事，種種謬說，殊駭聽聞，當經本司密饬巡警嚴行訪拿在案，嗣經承德、鎮安等縣先後拿獲此項嫌疑之犯數起，解省均交審判廳切實嚴查，毫無确證，搜査所帶藥水藥末交醫官化驗并無毒質，在内必系匪徒，乘機煽惑，藉圖擾亂，實于國際治安大有妨害。”

　　《盛京時報》1月27日文章稱：民政、 交涉二司現在出有示谕，以近日疫症流行， 已設法多方防遏，乃近有無知愚民，妄生謠喙，肆行蠱惑，誣言日人有雇人撒藥情事，實屬不知大體，夫疫症為害最烈，中外莫不畏懼，日人亦居奉天，豈獨不怕傳染乎.是以謠傳不辨自明，況文明之國，素敦友邦，豈有為此不義之事，仰所屬商民仍宜認真防疫，毋得輕聽謠言，妄生疑懼，倘有造謠生事，一經拿獲，定行重懲不貸。”

　　奉天省的民政司與交涉司負責人，分别是張元奇和韓國鈞，成為總督錫良在非常時刻的左臂右膀。韓國鈞晚年寫回憶錄時稱，對外交涉生涯裡，“防疫案尤為最大最棘手之事”。滅頂災難面前，日俄兩國屢次想動用軍警力量做出過激的防疫措施，辟謠算是微不足道之事。

　　瘟疫面前，衆生平等，洋人也不時閃現人性的光輝。如新民府聘請日本醫生守川為醫官，他和妻子在照料中國病人時雙雙斃命，留下三個年幼的孩子。錫良特地向奉天的日本領事館送去一萬銀元，用于照顧這三個孤兒。錫良出告示稱，政府将嚴懲造謠生事者，“外國人在奉與吾國同此食息，決無暗投毒藥害人自害之理”。

　　另一種政治謠言，是針對俄國的陰謀論，好事者說俄國将出兵幹涉中國的衛生主權，中俄即将開戰。俄國在客觀上配合謠言的演出，它恰好在此時增兵東北，沒甚文化的俄軍士兵還四處嚷着要打仗了。最終，清廷的辟謠說法是，俄國增兵是為了防止 “黃道教煽惑，恐有暴動”。

　　“黃道教”就是黃天道，又名黃天教，創立于明朝，是北方地區的民間秘密宗教。這夥人趁機出來收取“智商稅”，大肆渲染“因果報應”邏輯，世界末日來臨之際，唯有信奉黃天道才“可免災避禍”。

　　譬如在鐵嶺，黃天道人士大賣草藥和畫符，造謠說“百斯笃系外人所撒之災，意将毒盡華人，然後奪取土地”，他則是“天師差來，到處賣藥救人”。針對這一跳梁小醜，清政府張貼公告，告誡百姓不要聽信黃天道的胡言亂語。黃天道在鼠疫面前無濟于事，但趁交通隔絕、秩序失常時刻，大力吸納信衆。

　　天下謠言有共通性，水井下毒是最常用的謠言之一。就在1900年的義和團運動中，謠傳外國人和基督徒在農村水井裡下毒。1923年9月1日，日本關東平原發生大地震，東京和橫濱兩座大城市遭受毀滅性破壞，地震後盛行謠言說朝鮮人趁亂實施放火、搶劫、破壞橋梁等一系列犯罪行為，多家正規媒體還煞有介事如此報道。民間組織自警團殘酷捕殺朝鮮人，就此殺害了超過700名中國人。

　　傅家甸鎮附近，大規模焚化被煤油浸透的屍體。

　　中日俄三家的合作與抵觸 在哈爾濱傅家甸，生病的勞工們被集中安置到鎮中心一座寬大的兩層樓房裡，它原先是公共浴室。總督錫良派了兩名天津北洋醫學堂畢業的西醫，來此負責防疫工作。 這點人力遠遠不夠，直到畢業于劍橋大學的伍連德到來，這所臨時醫院裡仍然隻有這兩位醫生，以及他倆臨時培訓出來的5個看護。他們無法做到檢査每個病例，隻好讓未經專業訓練的警察來幫忙。

　　既然清廷無能，日本和俄國就釆取強硬防疫措施，但遭到了中國民衆的反對。

　　日本的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立即停售三等艙車票，在車站設立隔離檢驗所，由軍警強制執行。如滿鐵在長春設立7個大型隔離所，每所能容納500人，來自北滿的乘客必須在隔離所待滿7天，确定無恙後才能坐火車南下。這一政策對廣大中國貧民具有歧視性，但他們确實是染病的主要群體。無資格購票的苦力大軍，隻好沿着鐵道步行，日本人又想方設法予以阻止。

　　1911年1月15日，日本關東都督府和南滿鐵路成立“聯合防疫局”，總部由大連遷往奉天。大連的日本僑民自發組織起來，焚燒患者的房屋，無論是中國人的還是日本人的。在沈陽的日本人不相信清廷的防疫能力，自行挨家挨戶檢査疫情，遭中國居民拒絕後依然堅持。錫良傳令各地，日本人上門檢査時，可以關門拒絕，隻要别跟日本人起沖突。

　　為防止中國人進入日據朝鮮，1000多名日本陸軍官兵在鴨綠江一帶巡邏。最終，朝鮮隻有在東北鼠疫早期發現幾個病例，沒有擴散。

　　俄國人的做法一向簡單粗暴，直接在滿洲裡和哈爾濱大批驅趕中國人。俄國在本國邊境地區驅趕華人時更是變本加厲，某些地方的所有華工都被驅逐出境。在鐵路運營上，俄國也設立大量隔離站，禁止華人跟俄人同乘。俄國人對日本平民也不客氣，日本隻好從沈陽派遣500名陸軍，坐汽車北上哈爾濱，保護當地的日本同胞。

　　俄國斥貴清廷無能，警告絕不會坐視瘟疫蔓延到租界，必将越界幹預。大量軍人、醫護人員通過西伯利亞鐵路來到中國，瘟疫調査團帶着28箱器械和藥物來到哈爾濱。俄國還在歐洲大張旗鼓宣傳，若非俄國在中國東北釆取更強硬措施、派遣更多軍隊，遠東的鼠疫将蔓延到俄國境内，繼而傳播到歐洲，而東道主中國是不會釆取合理措施的。這番言論遭到了美國的譴責，許多虛假論據被揭穿。

　　日俄兩國的強大壓力前，清廷不敢怠慢。“查疫勢傳染甚烈，外人尤極注意，辦法稍不如法，即恐乘機幹預。”錫良上折表示擔憂，“稍一延緩，外人便執世界人道主義以肆責言。”

　　并非所有洋人都在滅頂之災面前采取科學、理智手段。如傅家甸偏僻角落的一座羅馬天主教堂住着300多個信衆，負責人是一個法國神父，他無視命令，不上報疑似病人，結果是300餘人裡死亡243人。死者太多，教堂無力組織秘密埋葬，大量棺木不經掩埋。法國神父與中國神父依然堅持做禮拜，人群聚集導緻病情加速感染，兩名神父也病逝了。政府發現這個秘密後，将幸存者安置到專門場所，把屍體和棺木堆于坑中火化。

　　“就個人而言，他是進步的，樂于傾聽任何對自己的人民有益的建議。對其治下的人民，他有着父親一樣的熱心腸，與民同樂，與民同憂，是中國傳統官僚的典範。”克裡斯蒂醫生對錫良有很高評價，“對滿洲北部兩省抗擊鼠疫的鬥争，他幾乎沒有什麼直接的責任。從北京和全國各地其他地方前往哈爾濱抗擊鼠疫的醫生們，曾一度受到庸碌無能且反應遲鈍的主要官員的阻攔。但奉天的情況則不同，總督似乎有用人的天賦，負責的官員都是最有實際能力的中國人，我樂于與他們共事。”

　　最終，清廷和洋人的措施大體一緻，嚴格管制鐵路，同時巡査道路和冰凍的河流，建立更多的隔離所和臨時醫院。哈爾濱的疫情最嚴重、政局最劍拔弩張，所幸外務部右丞施肇基慧眼識才，任命年僅31歲的英籍華人伍連德為總醫官，統籌哈爾濱的防疫工作。

　　人類與鼠疫的這場艱巨戰鬥中，中國、 日本、俄國，三方合作缺一不可。

　　鼠疫撲滅，防疫人員犧牲巨大 東三省防疫體系建立，伍連德獲得全權之後，在他領導下釆取如下措施：

　　首先，從長春調動1000餘軍人奔赴哈爾濱參加防疫。據統計,1911年1月底到達哈爾濱的防疫人員共計2675人，駐守于人群流動的地點設立哨卡執行嚴格出入檢査。

　　其次，疫情檢査和呈報工作不再由警察來執行，而由受過醫學訓練的人員完成。建立一支600人的警察隊伍，受過防疫訓練後駐守在重點地區處理民事問題。

　　最後，将傅家甸分成4個疫區，每區由一位高級醫官負責，統帥助理和雜役（包括消毒員、搜索隊、搬運工、馬車夫），對區内房屋逐一檢査和消毒，發現患者即送到新的鼠疫救治醫院，同時将患者家屬或與之接觸者置于隔離營。各區居民要佩戴政府分發的“白、紅、黃、藍”四色臂章，他們的流動受到全程監控。

　　但參與防疫的人員并非每個人都接受了嚴格醫學訓練，雖懂得醫學常識但并不能時刻謹記防疫局頒發的操作規範，因此也有不少人染病死亡。死亡人數最多的防疫人員是當地的中醫、急救車司機和雜工，因為他們與病人接觸頻繁，其中不少人缺乏訓練。長春有個疫區，由于當地幾乎沒有現代醫生，鼠疫流行時中醫郎中生意特别興隆，但登記在案的31位執業中醫有17人死于鼠疫。

　　可以說，沒有這些防疫人員的巨大犧牲，就不可能有撲滅鼠疫的勝利。

　　最終，導緻6萬餘人喪生的東北鼠疫被撲滅。如果不是伍連徳以科學原則推動建立現代防疫體系，死亡數量将會更為巨大。

　　中國主導之下撲滅東北鼠疫令各國刮目相看。1911年4月3日，清政府倡儀和籌辦了奉天“萬國鼠疫研究會”，參會代表來自英美法等11個國家，伍連德任大會主席。

　　這是首次在中國本土舉辦的真正意義上的世界學術性會議，漢語被列為會議官方語言。這也是中國公共衛生史上的高光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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