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是儒家重要經典,它同《易經》一樣，都是儒家的理論淵薮。不過《易經》比《中庸》影響大，涵蓋面廣，而《中庸》是宋以後儒者研讀的重點。儒學，特别是理學，許多概念、命題出自《中庸》，許多理學大家持守《中庸》的信條，許多儒者用《中庸》的方法論思考，從而可以看出，《中庸》對中華文明的形成有着深遠的影響。

但今本《中庸》，并非獨立成編。它僅是《禮記》中的一篇，初始既沒有引起人們廣泛關注，也沒有留下作者姓名。

對于《中庸》的作者,一般認為，它出于子思（前483－前402）之手。司馬遷曾說子思作《中庸》。至宋代，理學大家也認為《中庸》為子思所作，這幾乎成了定論。近代人們對《中庸》作者産生疑問，認為《中庸》是秦代作品，也有人認為是子思所作，隻是摻入了秦人文字。我覺得現存的《中庸》，還應為子思所作，但可能經過秦代儒者的修改寫定。

現存本雖說沒有獨立成編，但早在西漢時代就有專門解釋《中庸》的著作。《漢書·藝文志》著錄有《中庸說》二篇，以後各代有關這方面的著作也有一些，但影響甚微。唐代韓愈注意《大學》《中庸》，揭示道統。到宋代，很多人目光轉向《中庸》，範仲淹讓理學開山者之一張載讀《中庸》，二程表彰《中庸》，二程弟子也有關于《中庸》的著作，朱熹講友石子重作《中庸解》，但影響最大的還是理學集大成者朱熹的《中庸章句》。

《中庸》在儒家典籍中，是高層次的理論色彩濃厚的著作。讀通、讀懂很不容易。

為幫助讀者讀懂《中庸》，下面具體對各重點章節做一個簡單介紹。

第一章是一篇的綱要。提出許多概念，如命，性，道，教；戒慎，慎獨；隐微，已發，未發，中和；大本，達道，位育等。成為哲學家的熱門話題。

本章先講天命，這裡講的命，不是指富貴、貧賤、壽夭等命定内容，而是指個人的禀賦而言，人的禀賦是自然形成的，這就是含有道德内容的性。人人遵循各自的性，在日常生活中，就知道當做什麼，不當做什麼，這就有了常規，這就是道。從道入手，修飾品節，這就是教化。從道不可片刻離開引入話題，強調在《大學》裡面也闡述過的“慎其獨”問題，要求人們加強道德自覺，謹慎地修養自己。

個人修養特别提出了“中和”這一範疇，進入全篇的主題。“中和”是儒學的重要範疇之一，曆來有各種各樣的理解。按照本章的意思，在一個人還沒有表現出喜怒哀樂的情感時，心中的道是挺立的，不偏不倚的，這是性，所以叫做“在中”。喜怒哀樂總是要發露出來的，但發出來要符合節度，無過不及，這就叫做“時中”也叫“和”。人人都達到“中和”的境界，整個社會心平氣和，社會和自然界很和諧，天下也就太平了。這裡講的中和，實際就是中庸。前人說：“以性情言之，則曰中和；以德行言之，則曰中庸。”大體不錯。

本章具有全篇綱要的性質，即所謂“一篇之體要”。其下十章，大體都圍繞本章内容而展開。用朱熹的話來說是“子思引夫子之言，以終此篇之義”。的确都是引孔子的話，反複申說首章所提出的“中和”（中庸）這一概念，弘揚中庸之道。

第十二章用費隐講“道不可離”，費隐後來成為哲人讨論的重要範疇。以下八章都是圍繞這一中心而展開的。用朱熹的話來說，即“雜引孔子之言以明之”。這裡費，指道的普遍性以及用途的廣泛性。隐，指道體的精微性與隐秘性。正因為人與道不可須臾離開，所以，道就應該有普遍的可适應性，但道又必須有精微奧妙的一面，供人們進行深造，進行創造性的實踐。

第二十章是重點篇章，提出了五達道，三達德，治國九經，誠、誠之等天道人道問題，同時也提出學問思辨行等治學原則。朱熹說：“此引孔子之言，以繼大舜、文、武、周公之緒，明其所傳之一緻，舉而措之，亦猶是耳。蓋包費隐、兼小大，以終十二章之意。章内語誠始詳，而所謂誠者，實此篇之樞紐也。”（《四書集注》）

第二十一章是繼續講誠。這裡接上章講“誠”。“誠”就是真實無妄。從誠開始，便具有善，這是先天的性，和聖人對應。而一般人先明乎善，真實無妄，這是後天教育的結果。無論是天性還是後天人為的教育，隻要做到了真誠，二者也就合一了。朱熹說：“右第二十一章。子思承上章夫子天道、人道之意而立言也。自此以下十二章，皆子思之言，以反複推明此章之意。”這個總結是正确的。

第二十二章是講至誠和性關系及其價值，也是講聖人與天道關系。

第二十三章是講善德積累和誠的關系。上章談的是聖人，這章說的是一般的人。

第二十四章是講至誠的作用和天道相聯。東陽許氏曰：“至誠前知，亦必于動處見所謂‘幾者，動之微’，吉兇之先見者也。聖人知來者如此，非有異也，故為中庸。”（《四書大全·中庸章句大全》）心誠則靈。靈到能預知未來吉兇禍福的程度，這似乎有些誇大。興亡征象，有點神秘。其實，無非是強調真誠見微知著的出神入化的功用罷了。

第二十五章是講要用誠來成己成物，講的是人道。真實，從自然的方面來說，是事物的根本規律，是事物的發端和歸宿；真誠是從人的方面來說，是自我的内心完善。所以，要修養真誠就必須做到物我同一來實現。這叫“合内外之道”。

第二十六章這裡用天地之道，形容至誠的盛美與生生不息。前面曆數曆代聖人，這裡把聖人之道作了一個總結。

第二十七章，首先盛贊聖人之道像天一樣廣博浩瀚，大概是從《易經》中“天地大德曰生”而來。君子應該做到“尊德性而道問學”五項。朱熹認為，“尊德性而道問學”五句，“大小相資，首尾相應”，最得聖賢精神。

第二十八章，前面談了智、仁、勇、孝等道德規範，這裡是講禮樂問題。本章承接上一章發揮“為下不倍”的意思。談的還是素位而行的問題。但“非天子不議禮”說容易形成獨斷，所以有徐乾學的說法。他說：“司禮謂：非天子不議禮，今以上意行之何為不可？予言非天子不議禮，謂所議者合于禮也。若非禮之禮，豈天子所議？況既謂之議，須合天下之情，非獨斷也。”（徐乾學《讀禮通考》卷二十一。

第二十九章這是講君子之道要經過各方面驗證，才能成為天下法則。這一章承接“居上不驕”的意思而發揮。

第三十章這是贊美孔子，提出萬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命題。“祖述堯舜，憲章文武”這兩句話，成了道統論的雛形，屢被後儒所稱道。用“萬物并育”，“道并行”比喻孔子的博大寬容，用“小德川流，大德敦化”來形容萬物的多樣性與統一性。

第三十一章極言至聖之德，含有仁義禮智。朱熹說：“聰明睿知，生知之質。臨，謂居上而臨下也。其下四者，乃仁義禮知之德。”（《四書集注》）顯然是對的。

第三十二章是講至聖誠仁作用，是中庸釋義“不依”的依據。此章還是講“至聖”。至聖必須是至誠的。“大經”，指五倫—五種人際關系；“大本”，指性之全體，如仁等，“大經”“大本”立起來了，崇高的道德自然會獨自挺立，無須依托任何東西。全篇極力形容至聖和道的同一。

第三十三章引用《詩經》證明君子之道的特點及治世作用。此篇由前面聖人之道的高遠廣博，回歸于君子之道。使人聯想前面的“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迩，辟如登高必自卑”的入德之路。

綜上，我們可以得出幾點結論性意見。

一、《中庸》思想來源主要是孔子思想。

二、朱熹正确地解釋了《中庸》的結構與章節之間的關聯。

三、《中庸》的展開是從天道開始，逐步進入人道的具體内涵，最後談的是德教的力量與方法。

四、《中庸》主要讨論的是天道與人道關系。是“究天人之際”的名篇。

五、提出了獨特的方法論。這些需要閱讀時慢慢體會。

經典是傳統文化的瑰寶，是我們之所以為“我們”的“來處”。閱讀經典，可以進一步确認和鞏固一直以來受到的潛移默化的文化熏陶及影響。然而随着城市生活節奏加快，越來越多的人苦于有讀經典之心、無讀經典之力，甚或有讀經典之力，卻尋不到親近它的路徑。因此，邀請專業的學者和研究人員向讀者總結、介紹正确的、通俗的經典閱讀方法，傳授他們閱讀經典的經驗和思考，有着十足的必要。本書挑選中華傳統經典如《楚辭》《尚書》《左傳》《史記》等等一般讀者足可想到的文學或曆史經典共50部，應是代表傳世典籍中最核心、最精粹的部分，邀請學界權威的教授或學者分篇撰寫成文，既有閱讀方法，又夾背景介紹，教授讀者科學的、正确的閱讀經典的方法。

中庸之道是中國思想與文化的靈魂，本書通過對《中庸》的诠釋揭示中國文化的基本精神。以“上下通達”重釋中庸，以“與于斯文”也即參與文化創造作為中庸的展開方式，以“命—性—道—教”的統一作為中庸的基本架構，以誠作為命、性、道、教合一的根據。由此，中庸之道落實為一種當下地承擔世界的積極精神，這種精神在成己、成人、成物的互動中呈現自身。以上述方式，本書對中庸乃至中國思想做出了别開生面而又具有一定思想深度的理論诠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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