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處山東半島最東端的威海在古時屬于荒遠蠻夷之地，往往會被誤以為沒什麼曆史文化可言。但走進文登博物館，一件件展品不僅會徹底打消這個誤解，還會為您呈現一個有着深厚曆史文化底蘊的文登。

羲仲賓日定春分

“二月中，分者半也，此當九十日之半，故謂之分。”（《月令七十二候集解》）

水邊新綠野草，陌上粲然花枝，正是一年春好處。這便是二十四節氣中的春分時節。

二十四節氣準确地反映了自然節律變化，在人們日常生活中發揮了極為重要的作用。二十四節氣是上古農耕文明的産物，它是上古先民順應農時，通過觀察天體運行，認知一歲中時令、氣候、物候等變化規律所形成的知識體系。在二十四節氣這個體系中，最先被确定的夏至、冬至、春分、秋分四個節氣是整個體系的“骨架”。

春分是怎麼來的呢？這與文登有着莫大的淵源。

《尚書·堯典》記載了“羲仲賓日”的故事，“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旸谷，寅賓出日，平秩東作，日中星鳥，以殷仲春”。4000多年前，堯帝命羲仲、羲叔、和仲、和叔四人分别駐于東、西、南、北四個方位之地，觀測星象，判定季節。羲仲從堯都平陽出發，一路向東，來到了嵎夷的旸谷，測定春分(仲春)。

由于古人知識的局限，認為太陽是出自膠東半島一帶，有“日出旸谷天下明”之說。據考證，“旸谷”就是今威海市文登區界石鎮旸裡店村一帶，附近與“旸谷”有關的地名還有旸谷山、旸裡村、旸裡後村等。

旸谷山位于昆嵛山主峰泰礴頂東，風景優美、背風向陽，而且四季分明，氣候宜人，堪稱觀日出、測春分的最佳地選。清朝雍正年間修撰《文登縣志》也有記載：“旸谷，在縣西北六十裡，堯命羲仲賓日處。”

在文登博物館，陳列有石斧、石鑿，以及紅陶和黑陶制作的罐、壺、鼎等新石器時代的文物。講解員介紹，在文登境内共有18處新石器時代的遺址，其中一處便是位于界石鎮的旸裡店遺址。2012年，考古工作者在旸裡店的兩個山頭上共發現了15座石棺墓，出土了40餘件文物。這些文物産生的年代距今4500年左右，與羲仲所處的時代接近，為羲仲賓日提供了佐證。

文登境内的新石器時代遺址，大體經曆過大汶口文化的早、中、晚期，說明6500年前就有人類在此生活。其中，位于文登營鎮的沙裡店遺址還出土了代表當時最先進制陶技術的蛋殼陶，說明在人類進入文明社會前，處于偏遠東陲的文登地域的制陶技術并不亞于西部發達地區。

據山東大學(威海)兼職教授、文登師範學校原副校長于敬民考證，在夏商周三代時，萊夷族和嵎夷族是文登地域最早居住的部族，他們創造了燦爛的地域文化。萊夷族在内陸生活，主要的物産和貢品有三類：畜牧産品、篚(圓筐)、檿絲(山桑絲、柞蠶絲織成的綢)，《尚書·夏書·禹貢》記載：“萊夷作牧，厥篚檿絲”。靠近海邊生活的嵎夷族的主要物産和貢品也是三類：鹽、絺(細葛布)、海物。這些說明文登在古代鹽業、紡織業、近海捕撈業、畜牧業、手工業、絲綢業都是較為發達的。

秦時鐵權漢時縣

在文登博物館，有一枚大“秤砣”，它是國家一級文物——秦嵌銅诏版鐵權的複制品，真品目前藏于煙台市博物館内。通俗來說，秦權就是秦朝時的秤砣，代表着重量标準。1973年5月13日，這枚秦權出土于威海市臨港經濟開發區蔄山鎮新權村(當時隸屬文登縣)，重約32.5公斤，與國家博物館所藏的山西省左雲縣出土的鐵權重量基本相同，這是目前所知最重的秦權。

秦始皇一統天下後，“一法度衡石丈尺，車同軌，書同文”，秦權上的诏版文字就是秦始皇為統一度量衡标準而頒發的文告，共40字，全文為：“廿六年，皇帝盡并兼天下諸侯，黔首大安，立号為皇帝，乃诏丞相狀、绾，法度量則不壹，嫌疑者，皆明壹之”，大意是：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統一天下，百姓安甯，定立了皇帝稱号，下诏書于丞相隗狀、王绾，把不一緻的度量衡制度都明确地統一起來。

這枚秦權，證明秦始皇“普施明法，經緯天下，永為儀則”的影響所及已達秦疆東陲——文登。

而文登一名的由來，也與秦始皇有關。無論是正史、地方志，抑或是私人著述，都毫無争議地認為，文登一名由境内的文登山而得名，如今名為文山的文登山則取“文人登山”之意。

《史記·秦始皇本紀》載“二十八年，東行郡縣，上鄒峄山……并渤海以東，過黃、腄，窮成山。登之罘，立石頌秦德而去”“三十七年，始皇出遊，自琅琊北至榮成山”。秦始皇兩幸成山，文山是必經之地。北宋地理總志《太平寰宇記》記載“古老相傳，秦始皇東巡，召集文人登此山，論功頌德，因名。”至今，文登仍留有辇道口、辇子村、歇駕夼、駕山等地名，可見當初的确是有皇帝一級的人從此處經過。

在文登博物館入口處，有一面“千年古縣”匾額，這是聯合國地名專家組中國分部在2011年頒發的。榮膺“千年古縣”，是因為文登是全國800多個有着上千年置縣史且仍保留原名稱的古縣之一。其實，曆史上最早在文登設置地方行政機構時，名字卻并非“文登”，而是“昌陽”。

《漢書·地理志》記載，東萊郡轄17縣，内有昌陽縣。據史學家考證，西漢時在今文登區宋村鎮一帶設昌陽縣，昌陽古城遺址也被考古學者認定為漢代建築。而近年來，國内秦封泥的研究逐步深入，其中一枚“昌陽丞印”被确定為秦代封泥。所以，昌陽縣未必首置于西漢時期，極有可能是秦代，但古籍中至今沒有秦代在威海境内置縣的明确記載。

文登何時被冠以文登之名，有兩種說法。唐代《元和郡縣圖志》、宋代《太平寰宇記》、金代《文登新修縣學記》、清代《山東通志·城池篇》等書籍均稱置縣時間為“北齊天統四年”(568年)，而明代《甯海州志》、清代《山東通志·建置篇》，以及清代多個版本的《文登縣志》，又稱置縣時間為“北齊天保七年”(556年)。據《威海市域文化通覽》編委會考證，“北齊天統四年”為文登置縣之年的理由較為充足。

近1500年來，文登再無易名，也使得人們形成了心理上的地域認同感，繼而形成了獨特的地域文化。

固本鑄魂“文登學”

文登博物館的鎮館之寶之一，是一面康熙年間的七彩聖旨，該聖旨共有金黃、大紅、赭石、橘黃等七種顔色，錦緞底紋更是繪有仙鶴、獅子以及卷雲圖案，用滿漢雙文書寫，稱得上是聖旨中的極品。

在影視劇中，我們常看到聖旨是一塊繡有龍的黃綢緞。其實不然，聖旨的材質按照官員品級不同而定。以聖旨的顔色為例，明清兩代的聖旨分為單彩、三彩、五彩、七彩，隻有一品大員才可被授予七彩聖旨。

這面七彩聖旨的主人叫于漣，領到聖旨時還隻是一名七品縣官，領旨後就連升十一級。據史料記載，于漣是文登大水泊村人，順治五年（1648年）中舉人，随後又中進士，相繼任雲南楚雄府推官、陝西鳳翔府推官、浙江義烏縣知縣等職，因公正廉明深得民心。“三藩之亂”時，身為義烏知縣的于漣立下奇功，康熙皇帝特下聖旨賜予其戶部雲南司主事，加官十一級，享正一品封典。

“連升十一級”堪稱奇迹，另一件令人不可思議的事情是，在于漣中進士的同時，文登縣創下了“一榜七進士”的壯舉，轟動朝野。另外，在文登還有着“父子同科登榜”“祖孫三代三進士”“一門四進士”的科舉佳話。

在文登博物館，還有一面五彩聖旨，他的主人是明代文登人叢蘭，叢蘭是有記載的官職最高的文登籍進士之一，官至南京工部尚書。博物館内的另外三張聖旨則分屬于叢蘭的祖父叢實榮、父親叢春、兒子叢磐。叢氏一門能被授予四面聖旨，家族是何等榮耀不言而喻。

在1300多年的科舉曆程中，文登有據可查的進士有102人，舉人226人，貢生647人。文登學士緣何如此多？這源于曆經千年的“文登學”。

文登地偏一隅，遠離戰亂，為文人學子創造了寬松平和的環境，“士好經術、民崇禮讓”的士學之風和“重教化、修官學”的廟學之興穩步發展。

早在東漢時期，大經學家鄭玄于漢桓帝永康元年(167年)至漢靈帝中平元年(184年)，在文登米山鎮長山村聚衆講學，前後曆時17年。這種辦學講學方式，采用的是亦農亦學，即一邊學習儒家經典，一邊種田勞動，以解決衣食和辦學經費。《後漢書·鄭玄傳》載，“客耕東萊，學徒相随已數百千人”。

科舉制度誕生後，文登的第一位進士出現在唐代，名為何弼實，他的事迹載于文登蓮花院的石幢上。之後數百年間，有史可證的進士也有多位。

宋代“重文輕武”，文化教育更加繁榮，先後開展了三次大規模興學活動。文登的官學教育機構——文登縣學(也稱文登學宮)，就是在宋仁宗慶曆四年(1044年)範仲淹發起的第一次興學運動中創辦的。後經多次擴建，在明末時達到頂峰，成為設施、設備、制度齊全的教育機構，不僅有學堂、門、殿、祠，還有相關管理辦法及考核制度，并有專為學宮提供辦學經費的學田。

除文登縣學外，文登在曆代還有教育民間子弟的社學、專為解決貧苦子弟無錢入學而設立的義學，以及長學書院、崇文書院、文昌閣、名宦祠、明倫堂等諸多教育機構。

文登縣學和文化教育的多渠道造就了“文登學”，“文登學”也造就了文登崇文尚學的風氣。“文登學”集中體現了文登悠久的曆史文化，是文登曆史文化的一個縮影。

（大衆日報客戶端記者 陶相銀 報道）

更多精彩资讯请关注tft每日頭條，我们将持续为您更新最新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