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141年，漢景帝駕崩，年僅十六歲的太子劉徹登基即位，是為漢武帝。漢武帝是中國曆史中的一代雄主，他在位54年，推出了一系列對後世影響深遠的改革舉措，第一個提出了年号制度，“建元”成為曆代帝王的首個年号；采納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建議，開創了以儒家學說作為治國之本的先河。甫一登位的漢武帝，重用儒家人士，推行了以儒家學說取代西漢建國以來占據主導地位的黃老之術的改革，史稱“建元改制”，但是，在以擁有強大政治影響力的太皇太後窦太後為首的保守派堅持擁護黃老之術，迅速反制，使得“建元改制”最終失敗。那麼，漢武帝為何堅持以儒家學說取代黃老之術的主導地位？“建元改制”又是怎樣被扼殺的？儒家學說又是怎樣如何成功上位的？帶着這些疑問，本文打算分析“建元改制”推出的深厚社會經濟背景，分析“建元改制”失敗的主要原因，并對儒家學說與黃老之術之間艱苦卓絕的鬥争略作闡述。

黃老之學始于戰國盛于西漢，假托黃帝和老子的思想，實際上是道家和法家思想結合，并兼采陰陽、儒、墨等諸家觀點而成的綜合性思想學說。在社會政治領域，黃老之學強調“道生法”，主張“是非有分，以法斷之，虛靜謹聽，以法為符”。認為君主應“無為而治”，“省苛事，薄賦斂，毋奪民時”。黃老之術能夠成為西漢建國之後主流的治國理念，與秦末漢初的戰亂後遺症密切相關。

在曆經秦末戰亂之後，西漢初期社會民生瘡痍，民無蓋藏，人無作業，連劉邦乘車出行都湊不齊四匹顔色相同的馬。當時人民亟需休養生息，恢複生産。因此，劉邦采取了輕徭薄賦、與民休息的政策，這與黃老之術的思想相吻合。

漢初推行黃老學說最為著名的是名相曹參。他從漢惠帝元年（公元前194年）擔任任齊相。到任後，“聞膠西有蓋公，善治黃老言，使人厚币請之。既見蓋公，蓋公為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推此類具言之” 。曹參照計施行，相齊九年，齊王國大治。蕭何死後，曹參繼為漢相，他将在齊國的治術推廣到漢家天下，大獲成功。當時的人們贊頌道：

“蕭何為法，斠 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靜，民以甯一。”（《史記·曹相國世家》）

随着執掌政權的漢文帝、漢景帝和窦太後也都尊崇黃老學說。《史記·儒林列傳》記載：漢景帝在位期間不重用儒家人士，而漢景帝的母親窦太後深信黃老之術，對儒家博士不感興趣。

“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窦太後又好黃老之術，故諸博士具官待問，未有進者。”

《史記·外戚列傳》記載，窦太後不僅自己深信黃老之術，還要求漢景帝和太子劉徹以及自家窦姓子弟都必須學習黃帝和老子的言論，尊崇黃老之術。

“窦太後好黃帝老子言，帝及太子、諸窦，不得不讀黃帝、老子言，尊其術。”

在黃老之術的治國理念指引下，經過西漢前期七十多年的休養生息和經濟建設，西漢的經濟實力得到恢複并空前強大起來。

“國家亡事，非遇水旱，則民人給家足。都鄙廪庾盡滿，而府庫餘财，京師之錢累百钜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于外，至腐敗不可食。衆庶街巷有馬，仟佰之間成群。”（《漢書·食貨志》）

在政治上，在平定了吳楚七國的動亂後，諸侯王的力量進一步削弱，中央集權得以進一步鞏固。在一片看似歌舞升平的太平盛世的背後，隐含的社會政治危機如影随形。在思想上，當時卻是“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漢書·董仲舒傳》），黃老之術的無為而治，也導緻了中央集權有所弱化，制度建設相對滞後，管治效率不高，“網疏而民富，役财驕溢，或至并兼豪黨之徒以武斷于鄉曲。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争于奢侈，室廬車服僭上亡限。物盛而衰，固其變也。” （《史記·殖列傳》），這勢必影響政治的長治久安。

“建元改制”的主要内容

漢武帝即位後，年輕氣盛，急于打破幾成慣性的因循守舊局面，急于改變西漢開國以來已行之多年的統治指導思想。，緻力于變“因循無為”的“黃老之道”為積極進取的“儒家教化”，試圖将“文景之治”以來積累的豐沛國力轉化為政治和軍事方面更主動更進取性的國家形象。這就是曆史上著名的“建元改制”。

影視作品中的窦太後

漢武帝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漢武帝劉徹向“賢良文學”之士發布了“策問”。”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災異之變，何緣而起？性命之情，或夭或壽，或仁或鄙，習聞其号，未燭厥理。伊欲風流而令行，刑輕而奸改，百姓和樂，政事宣昭。何修何饬而膏露降，百谷登，德潤四海，澤臻草木，三光全，寒暑平，受天之祜，享鬼神之靈，德澤洋溢，施乎方外，延及群生？”（《漢書·董仲舒傳》），這一風氣明顯更有利于儒家學派。當時擔任丞相的魏其侯窦嬰、太尉武安侯田蚡看到皇帝的執政風格與前代迥然不同，便開始積極迎合皇帝的主張。于是，這兩位高官開始大力推薦提拔儒家人士進入朝堂，他們推薦趙绾為禦史大夫、王臧為郎中令，并采納此二人的意見，從魯地迎接他們的老師魯申公來朝指導具體工作，具體工作開始交與趙绾和王臧。

影視作品中的魏其侯窦嬰

“魏其、武安俱好儒術，推毂趙绾為禦史大夫，王臧為郎中令。迎魯申公，欲設明堂……以禮為服制，以興太平。”（《史記·魏其武安侯列傳》）

趙绾和王臧被漢武帝委以重任後，也深知當時黃老之術已是治國根本，難以在短期内撼動，便打算采取試探性的改制政策，以避免徹底觸怒實際掌握最高權力的窦太後，再逐步推廣其他改制政策。一是奏請在長安建立“明堂”用來彰顯天子的威嚴，并籌備泰山“封禅”大典，祈求上蒼佑護，強化皇權的正統性。二是将法家學派和縱橫家學派作為打壓對象，以測試窦太後對此的反應。

“建元元年冬十月，诏丞相、禦史、列候、中二千石、二千石、諸侯相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谏之士。丞相(王)绾奏；‘所舉賢良，或治申、商、韓非、蘇秦、張儀之言，亂國政，請皆罷。’奏可。”(《漢書·武帝紀》)

但是，曆經四朝，并在漢景帝時期和漢武帝初期實際執掌最高權力的窦太後，此時雖然已雙目失明，但她尊崇黃老之術的決心并未消退，政治決心和政治手段依然強硬。當漢武帝開始起用趙绾和王臧等儒生，魏其侯窦嬰、武安侯田蚡也着力推波助瀾時，窦太後已經是相當不高興。

“魏其、武安、趙绾、王臧等務隆推儒術，貶道家言，是以窦太後滋不悅魏其等。”(《史記》卷一百零七，《魏其武安侯列傳》)

在看到趙绾和王臧請求斥退法家和縱橫家之術的時候，政治經驗豐富的窦太後立即看出來了儒家人士試探自己維護黃老之術的底線，試圖動搖更叠國本的政治演變企圖，果斷下達了反制命令，此時就連漢武帝也不敢違抗。窦太後大怒，下令将趙绾、王臧投入監獄嚴加審問，并免去了魏其侯窦嬰的丞相職務、武安侯田蚡的太尉職務，以擁護黃老之術的柏至侯許昌為丞相，武強侯莊青翟為禦史大夫。

“窦太後大怒。乃罷逐趙绾、王臧等，而免丞相、太尉。”(《史記·魏其武安侯列傳》)
“以柏至侯許昌為丞相，武強侯莊青翟為禦史大夫。魏其、武安由此以侯家居” (《史記·魏其武安侯列傳》)。
“建元二年，郎中令王臧以文學獲罪。皇太後以為儒者文多質少，令萬石君家不言而用躬行，乃以長子建為郎中令，少子慶為内史。”(《史記·萬石張叔列傳》)

被投入監獄的趙绾、王臧深知窦太後一派不會輕易放過自己，為了避免最終牽連到漢武帝，使得儒家學派複興喪失良機，這兩人最終在獄中自盡而死。漢武帝以儒學取代“黃老之學”成為封建帝國統治指導思想的第一次嘗試即“建元改制”以失敗告終。

“建元改制”失敗的原因探析

在漢武帝即位之初，黃老之術的階段性曆史使命已基本完成，以更符合時代要求、更有進取性的儒家學說取代黃老之術已是大勢所趨，“建元改制” 的推出總體上沒有太大問題。“建元改制”之所以會草草了事，最終夭折，主要有以下方面原因：

一是漢武帝急于求成，推行“新政”的戰略時機還不成熟，一味蠻幹，隻會是欲速則不達，自取其辱。改革從來不是一件輕松的事，往往會觸及甚至推翻既有的利益集團的切身利益，因此，推行改革是一門技術活，要審時度勢，準确把握當時的形勢。何時實施改革，怎麼推動改革，使改革穩妥紮實地推進，避免引起既得利益勢力的強烈反彈，化解各種阻礙與消極因素，則需要有通盤考慮的政治智慧。猶豫不決，錯過改革良機，固然不可取，但不谙政治形勢，過早發動，激化矛盾，惹火燒身，同樣是幼稚、魯莽的行為，同樣會落入南轅北轍、進退維谷的困境。

在這方面，初登大寶的漢武帝年輕氣盛，急于求成，趙绾和王臧在皇帝的壓力之下，被迫草率行事，引發以窦太後為首的保守派全力反制，改革最終失敗。值得一提的是，在改制的過程中，漢武帝千裡迢迢從魯地請來的申公培把當時的形勢看得很透徹，他認為漢武帝的改革熱情和改革方向沒有大的問題，但是時機不太成熟，以很含蓄的話語勸谏：“為治者不在多言，顧力行如何耳！”，可惜的是，漢武帝沒有領悟到申公的話外之意，繼續冒險推進改制。

二是改制之初黃老之術在學術界和政界都占據優勢，皇權和儒家話語權都處于下風。與後世看到的儒家學派占據統治地位的情況不同，自西漢開國直至漢武帝即位初期，崇尚“無為而治”，講究“因循虛靜”的黃老之術成為治國的根本理念，在學術界，漢初以來，黃老之術極盛，張良、曹參、汲黯等名士都是黃老之術的忠實粉絲，儒家學派雖然有所傳播，但沒有太大的話語權。在政界，黃老之術的尊崇者更多，最典型的就是漢武帝的祖母窦太後，作為太皇太後，生性喜歡幹預政事的她絕不容許有誰試圖動搖黃老之術的國本地位。在窦太後多年積累下來的政治威望面前，初登大寶的劉徹沒有還手之力，隻能被動地聽從祖母的旨意。

在窦太後和漢武帝的短暫交鋒背後，隐藏的則是黃老之術與儒家學說之間的矛盾鬥争，很遺憾，在圍繞“建元改制”的問題上，窦太後代表的黃老之術取得全勝，不僅迫使儒家學說的代表人物趙绾和王臧自盡，魏其侯窦嬰、武安侯田蚡退出政壇，還趁機将推崇黃老之術的政治人物推到了丞相和禦史大夫的高位。此時的漢武帝退讓選擇是很正确的，畢竟吃一塹長一智，自己青春年少，而窦太後已經日薄西山，隻要保住自己的皇位，韬光養晦幾年，時間還是站在自己一方的。

窦太後去世後，儒家學派逆轉取勝

遭遇重大挫折的漢武帝失意地過了幾年日子，終于等到了獨掌政權的時機。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年邁的窦太後終于離開了人世，已經成熟很多的漢武帝終于有機會掌握實際權力，此時黃老之術的靠山不在，儒家學派登上政治舞台的時機終于成熟。漢武帝再次召集賢良文學”們詢問治國安邦之策略，并鄭重其事地公開宣布：“子大夫其盡心，靡有所隐，朕将親覽也。”

董仲舒

在這樣的背景下，一代大儒董仲舒閃亮登場。漢武帝先後三次召見了董仲舒，董仲舒提出了三項主張，一是“天人感應”，二是“大一統”，三是“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具體來講，就是天下是要實現“大一統”的。為了實現“大一統”，最好的辦法，就是“獨尊儒術”。董仲舒在理論上解決了漢武帝必須要削藩，必須要實行皇帝高度集權的問題。儒家學說由此成為了封建王朝主流的治國理念，而黃老之術就此退出了曆史舞台。

結語

雄才大略的漢武帝針對即位之初的實際情況，順應時代的需要，變無為而治為進取有為，變滿足于經濟發展為追求政治軍事方面的發展，推行了著名的“建元改制”，是試圖确立儒家學說在治國執政方面的主要地位。這就不可避免地與當時占據主導地位的黃老之術發生沖突，由于年輕的漢武帝急于求成，沒有考慮到當時掌握帝國實際最高權力的窦太後對黃老之術的尊崇，使得窦太後對漢武帝推行的改制相當不滿，一舉反制罷黜了漢武帝的改制班子，使得“建元改制”最終夭折。漢武帝受此挫折，不得不學會韬光養晦，避開窦太後的鋒芒，直到窦太後去世後，自己掌握了最高權力才再次推行改制，最終采納董仲舒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建議，開創了以儒家治國的先河。

“建元改制”的失敗給我們一個啟示，推行改革不可避免地與既得利益集團發生沖突，因此要審時度勢，準确把握當時的形勢。何時實施改革，怎麼推動改革，使改革穩妥紮實地推進，避免引起既得利益勢力的強烈反彈，化解各種阻礙與消極因素。如何掌握改革進度和尺度，把握改革的關鍵時點，考驗着當權者的政治智慧和領導藝術。從儒家學說和黃老之術圍繞治國主導權的反複鬥争，以及從“建元改制”中汲取的深刻教訓，折射出漢武帝在政治考量方面由急躁稚嫩到隐忍成熟的轉變。

參考資料：《史記·魏其武安侯列傳》、《史記·外戚列傳》、《史記·食貨志》、《漢書·食貨志》、《漢書·武帝紀》、黃樸民《漢武帝“建元改制”的風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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