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在一個選舉君主制中，由于存在着個人意志成為最後決斷這樣一種關系的本性，國家制度等于選舉協約......等于把國家權力無條件地交給了個人意志，結果，各種特殊的國家權力變成私有财産”，等等。

第280節：“君主行使的主權産生對罪犯的赦免權，因為隻有它才可以實現精神的威力，去挽回已經發生的事并用寬恕和忘卻的辦法消滅犯罪活動。”

赦免權就是恩赦權。恩赦是頗具偶然因素的任意的最高表現，黑格爾意味深長地把這種任意變成君主的真正屬性。黑格爾在補充中甚至認為“無根據的決斷”是恩赦的起源。

第281節：“王權中包含的第二個東西，就是特殊性環節或特定内容的以及使特定内容從屬于普遍東西的環節。就這個環節獲得特殊的存在來說，它是最高咨詢機關及機關人員，他們把國家當前事務的内容，或把那種由于當前的需要而必須制定的法律規定的内容，連同其客觀方面即決斷根據、與此有關的法律、情況等等，一并呈請君主決斷。負責這些事務的人員的任免，全憑君主的不受限制的任意來決定，因為他們直接同君主本人打交道。”

第284節：“因為決斷的客觀方面——對事務的内容和情況的了解，決斷的法律根據和其他根據——是能夠承擔責任的，也是能夠證明客觀性，從而這些客觀方面是可以進行咨議的，以示它不同于君主的個人意志本身，所以隻有這些咨議機關及機關人員才是承擔責任的，而君主特有的威嚴，作為最後決斷的主觀性，則對政府的行動不承擔任何責任。”（以上請仔細讀！！！君主有多威嚴，慈祥，那麼底層官員就有多流氓，可憎。後者不過是君主的另一面而已，它通過底層官員的嘴臉和行為得到了指數級放大，因而當我們批判基層官員時，這并不是在解決問題，這是縱容惡，權力的惡）

黑格爾在這裡純經驗地描寫了大臣的權力，（黑格爾哲學是以巨大的曆史感和時代感為基礎的。黑格爾将曆史和時代的内容以思辨化的語言表達了出來。雖然在原則高度上，黑格爾對曆史與時代采取了唯心主義的态度，但是這并不能否定黑格爾哲學的豐富内容。我們必須科學對待黑格爾的哲學遺産。因為我們至今仍然活在黑格爾的哲學視阈中，雖然它的方案如馬克思一樣被實踐證明是有問題的，但是他對現代性問題的切思及其解決方案，對于我們認識和把握當代世界的真實方位與曆史走向具有極大的教益。雖然實踐本身的開放性注定了理論本身無論怎樣科學，它都必須被“淘汰”，被證明自己的不足，但是理論本身的雄心就在于建立對此在世界的完整性和整體性的理解，在思維中把握人類命運的走向。這是任何一種重大理論所具有的認識世界與價值導向功能。它不僅給人說清楚當前是世界是怎樣的，而且要說明何為好的世界，并給人實現的方案。）正像它在立憲國家中通常被規定的那樣。哲學在這裡附加的惟一東西，就是把這一經驗的事實“變成存在，變成王權的特殊性環節”的謂語。（黑格爾哲學是認識世界哲學的高峰，它的目的是解釋世界，即把世界納入邏輯合理性的範疇體系。人活着，是需要理由的，黑格爾哲學就是給時代把脈，目的是實現人與世界的和解，或實現人的心與腦的和解。現代世界是心與腦分離與對立的世界。時代的變動使得人的心躁動不安，而要安頓心，隻能力求用頭腦認識世界的内在邏輯，給人以合理性的解釋，否則心是永無甯日的。與其說人是有理性的動物，不如說人是需要理由的動物。人活着，需要一個活着的理由，無論是為了孩子，還是為了國家，等等。在黑格爾看來，他需要給時代一個理由，但是這個理由是什麼需要理性的努力，這也是他執着于世界合理性解釋的原因所在。

西方哲學，是理性哲學，也就是說，它相信無論是自然世界還是人類社會世界，都是有規律的，不是盲目的，規律需要理性來認識和把握，理性一旦認識和把握了規律，那麼也就是意味着世界成為了屬人的世界，理性承擔着發現的使命，并且理性意味着隻有被證明的世界，才是人的世界，也因而，理性具有了人的地位，有理性的動物——人。）

（大臣代表行使主權的意志的合乎理性的客觀方面，所以他們也獲得承擔責任的榮幸，而君主則甘于自己“威嚴”特有的想象。）因此，思辨的因素在這裡是很少的。相反，細節上的闡述，其立足點卻是純經驗的根據，并且是非常抽象、非常糟糕的經驗的根據。

例如，選用大臣要由君主的“不受限制的任意”來決定，“因為他們直接同君主本人打交道”，這就是說，因為他們是大臣。同樣，“不受限制地選用”君主侍從也可以從絕對觀念推演出來。

在論證大臣的責任時，所舉的理由就好些了，“因為決斷的客觀方面——對事務的内容和情況的了解，決斷的法律根據和其他根據——是能夠承擔責任的，也就是能夠證明客觀性”。顯然，一旦某一個體成了任意這一神聖的、被認可的存在，那最後決斷的主觀性、純粹的主觀性、純粹的任意就不是客觀的，從而也就不能夠證明客觀性，也就不能承擔責任。如果從立憲的前提出發，黑格爾的證明還是可信的，但是，黑格爾是從這些前提的基本觀念來分析這些前提的，因而他沒有證明這些前提。這種混亂表明了黑格爾法哲學的全部非批判性。（重要！！！說明了黑格爾并不是從真正的前提出發的，而是從前提概念出發，并且他隻是對前提概念進行分析，并不涉及前提概念得以産生的社會曆史前提，或感性前提。黑格爾的法哲學不如《共産黨宣言》那樣，是革命的指南性理論，黑格爾的法哲學，包括他的整個哲學，都是力圖在理性的範圍達到對世界的合理性解釋。黑格爾至始至終都相信理性的力量，人類唯有在理性的框架内才能實現和解，靠革命或暴力必然帶來強權和霸道。）

第285節：”王權的第三個環節所涉及的是自在自為的普遍東西，這種普遍東西從主觀方面考慮是君主的良心，從客觀方面考慮是國家制度的整體和法律；由于其他每一個環節都以王權為前提，所以王權就以其他環節為前提。”

第286節：“王權、合法的王位世襲制等等的客觀保證在于，這個領域具有從其理性所規定的其他環節中分離出來的現實性，同樣，其他環節本身也具有各自的規定的固有權利和義務。在理性的機體中，每一部分在各自保存自身時，也保存其他部分的特點。”

黑格爾沒有意識到，他用第三個環節即“自在自為的普遍東西”炸毀了前兩個環節，或者說，用前兩個環節炸毀了第三個環節。“由于其他每一個環節都以王權為前提，所以王權就以其他環節為前提。”如果這種設定不是被神秘主義地而是現實地理解，那麼王權就不應由出生設定，而應由其他環節設定；就是說，王權不是世襲的，而是流動的，也就是說，王權是一種國家規定，這種規定是按其他環節的内在制度輪流指派給國家單個公民的。在理性的機體中，不可能頭是鐵的，而身體卻是肉的。各個部分為了保存自身必須同出一源，必須具有同樣的血和肉。（這是馬克思用黑格爾來批判黑格爾。黑格爾雖然堅信理性的全域性，但是事實上他并沒有貫徹落實，不過這從客觀上說并不怪黑格爾，理性至多隻能到達對世界的不完全理解。理性是人的理性，因而是有限的理性。人的理性雖然有神的願望，但是不可能實現。理性在其現實上，隻能是一種曆史理性，而非康德或黑格爾的純粹或理性絕對理性。曆史理性是馬克思的理性範式。理性本身也是曆史的産物，并在曆史的運動中不斷地發展。它并不具有立法者的絕對權威，正如法官本身也是時代和曆史的産物。）但是，世襲的君主不是同出一源，他是由另一種材料做成的。在這裡，大自然的魔法就是同國家其他部分的理性主義意志的單調對立起來。況且各個部分之所以能互相保存，隻是因為整個機體是流動的，每一部分都在這種流動性中被揚棄，可見，任何一部分都不會像這裡所說的國家首腦那樣，是“不動的”、“不變的”。因此，黑格爾的這種說法取消了“與生俱來的主權”。

其次，關于不承擔責任。如果君王違反了“國家制度的整體”，違反了“法律”，那麼他的不承擔責任也就終止了，因為他那種由國家法律規定的存在終止了。然而，使國王不承擔責任的正是這些法律，正是這個國家制度。可見，它們自相矛盾，而且僅僅這一個附加條款就可取消法律和憲法。因此，立憲君主的國家制度就是不承擔責任。（可見，理性國家和法律并不是理性的，而是非理性的，他們的矛盾并不能靠理性來解決，而必須上升到對非理性——市民社會批判性理解和把握，才能具備解決的必要條件。在意識範圍内，兜圈子，結果隻會越來越亂。）

但是，如果黑格爾滿足于：“這個領域具有其從理性所規定的其他環節中分離出來的現實性，同樣，其他環節本身也具有各自的規定的固有權利和義務”，那麼他就應該把中世紀的國家制度也稱為機體。這樣一來，我們在黑格爾那裡所看到的，隻是許多與一種外在必然性聯系在一起的特殊領域，而肉體的君主當然也隻适合于這種情況。在每個規定都獨立存在的國家中，國家主權也惟有通過特殊的個人才能确立。（重要！！！東方專制主義國家并沒有獨立存在的規定，個人不獨立，社會組織不獨立，包括所謂掌權的人也不獨立，個人的權利還随時被權力所侵犯，這是因為它們的國家主權不是通過個人确立的，而是繞過個人或忽視個人而确立的，因而是非法的。）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7—4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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