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宋映泉

過去二三十年間，随着我國快速城市化及大規模人口流動，留守兒童和流動兒童的教育與成長挑戰已經引起社會廣泛關注。據國家統計局2015年人口抽樣調查數據估計，兩類兒童在全國未成年群體中占比接近4成。換言之，全國近4成兒童青少年受到人口流動影響。

已有大量研究揭示，留守兒童和流動兒童面臨教育和成長中的多種挑戰與困境，如受教育機會的不平等、情感缺失等。不過，相比之下，另一個被稱作“回流兒童”在心裡成長和教育方面，面臨這更為嚴峻和殘酷的挑戰，值得引起全社會的關注。

“回流兒童”是介于流動兒童和留守兒童之間的一個特殊群體。他們是曾經的流動兒童，随父母在城市生活或學習，但由于多種政策和制度原因，不得不最終回到“老家”繼續學習和生活。而所謂“老家”，很多時候也隻是孩子父母的老家，因為這些兒童中相當一部分生于城市、長于城市。回到老家後，他們中的大多數成為留守兒童，成為有過城市生活學習經曆的“另類”。

長期以來，關于回流兒童這個群體，學術界關注不多，研究也不夠深入，政策文件和教育新聞中也甚少提及。在算不上多的調研中，研究者發現，受訪的回流兒童在學習與生活中出現嚴重适應不良，他們在城市積累的教育人力資本并沒有在農村學校得以成功轉化。這些兒童在流動與留守之間不斷地艱難地轉換身份，他們對“家鄉”沒有歸屬感，在城市中也有一種“無家可歸”的感覺。筆者近年來帶領的聯合課題組，開展三次大型調查，使用大樣本數據對回流兒童在心理健康與學業挑戰進行定量分析，分析結果也支持以上結論。

課題組研究發現，回流兒童睡眠質量較差，高于非留守的普通兒童和普通留守兒童；該群體的抑郁風險也較高。在被調查的回流兒童中，近8成有抑郁風險，比

非留守兒童、普通留守兒童抑郁風險水平分别高出13%、6%。此外，回流兒童中低自尊水平者較多，調查樣本中回流兒童中低自尊者占比超過1/3，而留守非回流兒童和父母雙方不外出打工的普通兒童中低自尊者占比均接近30%。

此外，研究還發現，相比之下，回流兒童更容易卷入校園霸淩，更容易成為“受害者”“受害-霸淩者”甚至“霸淩者”，明顯高于非留守兒童和普通留守兒童。出乎不少人意料的是，回流兒童學業表現竟然也相對較差，被調查者整體閱讀水平相對落後，留級率較高。這可能與回流兒童生活不适應、學習教材不同于城市學習的版本、心理狀态欠佳、被人欺淩等原因有關。當然，研究也發現，部分父母和孩子一同回流的孩子，學業表現并不差。

毋庸諱言，上述研究存在樣本代表性不足、學生自報數據準确度不足夠高等不足，但其仍在一定程度上證實了回流兒童教育與成長挑戰的普遍性與嚴重性。這個急需得到關注的群體規模有多大？目前暫無權威統計，不過通過多個口徑粗略估計，或在1000萬人左右。

2014年，國務院印發“關于進一步推進戶籍制度改革的若幹意見”，戶籍制度改革在中小城市穩步推進，不過毋庸諱言的是，在一些大城市，非戶籍兒童“幼升小”或者“小升初”入讀公辦學校門檻越來越高。不少不少流動人口曾對異地中高考政策給予厚望，但該政策似也沒有突破根本的戶籍限制。2013年以來，全國各地都公布了異地中高考政策，但絕大多數流動兒童仍難以在流入地升學參加中高考。在一些城市趨緊的人口管控政策、打工子弟學校的被關閉，将流動兒童導向成為回流兒童的路徑。

這個群體，亟需進入教育工作者和研究者的關注視野。如何解決回流兒童問題？ 首先，這個群體亟需廣泛研究者和教育工作者關注。回流，将對兒童個人、家庭及社會分别産生怎樣的中長期負面影響？回流兒童遭遇的成長挑戰與困境何解？有太多諸如此類的嚴肅問題，需要研究者投以關注，并作出描述和回答。對于地方各級決策者和治理者來說，也應堅定不移推進法治政府建設，切實落實好義務教育法，保障兒童在父母或監護人工作或居住地享受義務教育的基本權利。 此外，減輕回流兒童之痛，也有賴于繼續推進戶籍制度及中高考制度改革，停止“以學控人”的人口管控措施。

（作者系北京大學中國教育财政科學研究所研究員）

來源： 光明日報客戶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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