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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中山裝上街

民俗 更新时间:2025-07-24 16:24:58

  1991年8月,王震以83歲高齡回新疆視察工作。他說,“我在1980年曾經說過,現在我重申,如果去見馬克思、毛主席,我已委托戰友和親屬将我的骨灰撤在天山上,永遠同各族人民守衛在社會主義祖國的西北邊疆”。回京前,王震在機艙門口久久地揮動手臂,向歡送的人群緻意。艙門就要關閉之時,王震緩緩地彎下腰來向新疆大地、向新疆各族人民深深地鞠了一躬。

  1993年4月5日,将軍的忠骨伴随着鮮豔的月季、菊花和玫瑰,緩緩撒落在大雪初霁、晶瑩奪目的天山之巅和他魂牽夢繞的石河子墾區。

  庫叔整理了中國社會科學院原副院長、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社會主義研究中心主任李慎明追憶其在王震身邊工作時的所見、所聞、所感,與讀者們分享。

  文 | 李慎明 中國社會科學院原副院長、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社會主義研究中心主任

  編輯 | 丁貴梓 瞭望智庫

  本文為瞭望智庫書摘,摘編自《衣食住行憶王震》(載于《百年潮》2008年第6期)、《王震同志的共産主義情懷》(載于《黨建》2018年第6期)、《大将籌邊 嘔心披膽——憶王震晚年關心新疆往事》(載于《中共黨史研究》2009年第12期),原文有删減,不代表瞭望智庫觀點。

  1把馬克思主義讀到骨髓裡

  我曾在王震同志身邊工作十幾年。我第一次見到他是1980年9月27日,在新疆。那時,他率中央代表團慰問新疆各族軍民,我作為解放軍報報社記者随團采訪。1982年底,我又被調到他身邊工作,一直到他去世。

  穿中山裝上街(一套中山裝穿了20多年)(1)

  1951年10月31日,王震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國委員會第三次會議上發言。圖|新華社

  他政治上十分敏銳,又十分清醒,在重大曆史關口或在重大問題上,他立場堅定、敢于擔當。

  湘贛蘇區第五次反“圍剿”中,頂着王明左傾軍事路線的壓力,王震堅決貫徹毛澤東在中華蘇維埃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期間給他所談要打埋伏戰、運動戰和殲滅戰的指示,在沙市伏擊戰中,全殲湘敵王牌軍第四十三旅,擊斃國民黨軍600餘人,俘虜旅長以下1000 餘人,繳槍2000餘支。長征途中,他與張國焘分裂紅軍的路線進行堅決鬥争,并下令全部燒毀張國焘下發的分裂紅軍的小冊子。賀龍連說:“燒得好!燒得好!”任弼時誇贊說:“王胡子的胡子就是硬!”

  為了全局的勝利,王震甘願犧牲自己部隊、部門和地區利益。他和自己率領的部隊,常常是吃苦、沖鋒甚至犧牲在前。

  1944年南下前,毛澤東原本的設想是,讓三五九旅派一個團長率領一個加強營,護送3000餘名幹部到廣東擴大敵後抗日根據地。王震深感這次護送幹部任務艱巨,當場請求批準他親自前往。毛澤東說:“若抗日戰争勝利到來得快,蔣介石便可能揮師圍剿你們。你要準備全軍覆沒其中包括王震你自己。”王震當即向毛澤東表示:“我全體将士,均抱壯士一去不複返的壯烈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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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6年2月,長征途中的王震(前左一)與苗族群衆合影(資料照片)。圖|新華社

  在艱難情況下,王震率南下支隊先後途經8個省份,跨越大半個中國,跋涉2萬裡,突破敵人100多道封鎖線,英勇戰鬥300餘次,勝利重返延安。毛澤東感慨地說:“若換個人,隊伍就可能帶不回來了。這是軍史上的第二次長征。”

  在處理個人與集體利益的關系上,王震始終把人民群衆的根本利益放在前邊,把個人利益甚至自己的健康乃至生命放在後面。

  戰争年代,他曾7次負傷。1957年至1966年這9年間,他有6個春節在北大荒、1個春節在新疆墾區度過。北大荒開春時,他跟大家一起蹚冰水。當時一個老中醫對他說:“王部長,您年紀大了,這樣不行,身體會落下病的。”到了晚年,他也多次自嘲說:“哎呀,老中醫說得還真靈,現在往往不知道這腳還長在自己腿上,兩腳木的,像綁了個鐵闆一樣難受,很難睡得着。”

  王震是個工作狂,除了工作外就是兩個愛好:一是讀書,二是與人聊天。他常說:“我是個粗人,一個業也沒畢過。”“我沒有多少學問。深思還可以,熟慮不行,又不善言辭。”實際情況是,他把馬克思主義讀到了骨髓裡,融到了血液裡。

  他第一次接觸馬列著作,應該是1926年在長沙工人夜校裡,聽共産黨員、湖南省總工會委員長郭亮等講解《共産黨宣言》《共産主義ABC》等著作。1932年1月,全蘇大會結束返回湘贛前,毛澤東說“在緊張的戰争間隙,要抓緊對革命理論的學習”,并親筆簽名題字把列甯的《共産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國家與革命》《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這3本著作送給王震。

  這些著作加上《共産黨宣言》等,他讀過多遍。他多次說:“《共産黨宣言》我沒有讀過100遍,也有80遍了。”《共産黨宣言》中的許多段落,他能熟練背誦。《毛澤東選集》他也讀過多遍。在他讀過的馬列著作中,到處可見圈圈點點,并不時有所批注。為了使每次所讀有所區别,他分别用紅、藍、黑鉛筆和鋼筆等進行标注。

  他經常與理論家、學者、作者當面或書信共同探讨問題,以使學習更加深入。他先後與胡喬木探讨毛澤東的《矛盾論》《實踐論》,與鄧力群探讨《學習〈論持久戰〉哲學筆記》,與胡繩探讨《從鴉片戰争到五四運動》,與楊東梁探讨《左宗棠評傳》,與彭明探讨《五四運動史》,與夏東元探讨《鄭觀應傳》。

  1983年8月,王震患急性肺炎住院。他在高燒中寫下遺囑:“骨灰撒在天山上,永遠為中華民族站崗,永遠向往壯麗的共産主義。”可以說,他所信仰的共産主義,就是他的靈魂和生命。

  除了學習馬列著作外,他還讀曆史、人物傳記、古詩文、小說,讀現代科學技術等。擔任農墾部部長後,他有計劃地鑽研了土壤學、栽培學、水利學、細胞學、生物學和遺傳學等方面書籍。毛澤東知道後高興地說:“領導農業的,學一點農業科學知識很有必要。”毛澤東還讓王震給介紹了幾本農業知識方面的書籍。他還經常請教數學家華羅庚,農學家金善寶,生物學家童第周、方宗熙、談家桢。為弄清馬赫數是因數還是速度,他專門請教了空氣動力學家吳仲華等。

  2大将籌邊,嘔心披膽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王震已進入古稀之年,但他更加情系被他視為自己的第二故鄉——他曾經戰鬥、工作和生活過的新疆。自1953年調離新疆到去世前,他曾先後14次回新疆視察工作。他還經常戴着老花鏡,親自動筆,敲字琢句,多次就新疆的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事業給中央寫報告,提出建議。

  1980年9月23日,中央召開新疆工作座談會,座談會紀要說:“中央決定,派王震同志到新疆,代表中央慰問新疆各族幹部、各族群衆和解放軍指戰員。”此時, 王震做了膀胱癌治療手術還不滿四個月,身體十分虛弱。但他受命的第4天,即帶着《馬恩列斯毛論民族問題》《列甯、斯大林論中國》《沙俄侵華史》《左文襄公在西北》等書籍,登機出發。

  穿中山裝上街(一套中山裝穿了20多年)(3)

  1985年9月29日,王震率中央代表團抵達烏魯木齊,前來祝賀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成立三十周年并同新疆各族人民一起歡慶節日。圖|新華社

  在新疆視察慰問的17天中,王震往往每天工作十一二個小時,腳上的末梢神經炎經常使他深夜難以入睡,但他仍咬牙堅持,先後與幾百人直接座談。9月27日,在自治區歡迎便宴後,有少數民族同志邀請他跳舞,他十分高興應邀,潇灑地跳了一段新疆舞,赢得在場的各族幹部群衆齊聲喝彩。

  王震率中央慰問團在新疆慰問期間,更加感受到大力發展新疆經濟對加強民族團結、穩定新疆局勢、改善各族人民群衆的生活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戰略意義。他在各地的每次講話,除了強調各族人民的團結、邊防的鞏固、四化建設外,幾乎都要強調農墾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10月5日,王震在阿克蘇接見當年跟随他進疆開發塔裡木仍留在原農1師工作的老紅軍、老八路和老标兵時說:“屯墾戍邊,是我們老祖宗留下來的。我們的農墾方針是正确的。希望老同志保持和發揚艱苦創業的光榮傳統,安心邊疆工作……在開發邊疆、建設邊疆、保衛邊疆中,作出更大的貢獻。”

  第一次赴新疆返回後, 王震即向中央建議由冶金、農委、農墾、農林、農業、水利、化工、财政、石油、三機、五機、中國人民銀行總行等十多個部門抽調專人,組成中央赴新疆巡視團,對口考察新疆的工農業生産情況,幫助解決具體問題, 以加快新疆的經濟發展。

  中央批準了王震的建議。1981年5月中旬,王震作為中央巡視團團長,親率七位副部長和幾十名部門領導、專家成行。到達新疆後,除少數同志随王震活動外,其餘分為各個專業調研組,分赴新疆各地調查研究曆時一個月左右,分别對開發新疆的水利、有色金屬、石油、天然氣和各種礦産資源,加快基礎設施和重點工程建設等提出了很好的建議。有的部門現場辦公,當即解決問題;有的返回北京後向所在部委彙報,迅速開展研究。

  對事關新疆經濟建設全局的重點項目,王震倍加關心。

  5月18日,王震率中央巡視團聽取新疆自治區工作彙報,當他得知年産30萬噸合成氨、52萬噸尿素的新疆大化肥工程于1980年11月列入停緩建項目時,十分着急。19日上午,王震即來到施工現場。他看到已花費2.3億元人民币從日本、荷蘭購進的成套設備在40公頃施工現場的簡易倉庫或露天堆放,從四川等地調集的2000餘名專業施工人員卻無所事事時,心裡更是“上火”。

  王震深知,新疆日照充足、晝夜溫差大,十分适合農作物生長。若再投資2.5億元人民币,該項目建成後,全疆每年僅增産的糧、棉、油、甜菜等收入可達10多億元人民币,農業總産值可增長30%以上,同時每年可增加工業産值1.8億元,向國家多繳利稅近1億元。

  王震凝聚眉峰,揮着手杖“咚咚咚”地敲擊着地面:“我要罵人哩!我也知道,罵人不文明。這樣停緩建,長此以往,兩個多億的設備就會變成一堆堆廢鐵!幾千名施工人員還得發工資。不一鼓作氣建成,損失太大!國民經濟要調整,但決不能一刀切。”

  接着王震即要來紙筆急速寫道:

  “烏魯木齊石油化工廠廠長、副廠長、總工程師各同志:新疆建大化肥計劃已是二十年了。現在設備基本進入廠址,要加強領導,加速施工,講求質量,動員建設。”“以增加糧、棉、糖、油、肉、奶人民生活必需物資”、以“鞏固國防, 振興中華”。“切切此令。中央巡視團團長王震。”

  寫畢,王震囑大化肥建設指揮部即給他拟呈請求開工的正式報告。王震返京後,又向國務院有關領導詳細陳述了續建的理由。不久,新疆自治區計委接到國家計委正式同意續建新疆大化肥工程的通知。

  1982年6月3日,王震在疆期間又一次親臨視察該項工程,勉勵大家“緊密團結,精心施工,确保質量,加速建設”。1986年7月31日,大化肥裝置一次試車投産成功。從鍋爐點火到出尿素隻用了102天,與國内同類裝置比,試運時間最短,國内投資比預算節省了2000餘萬元。

  對看準的工農業新技術,王震則奔走呼号,全力推廣。

  20世紀70年代以來,王震積極倡導石河子墾區進行地膜植棉試驗。1981年1月12日,王震視察石河子墾區,得知地膜棉試驗田畝産270斤,十分高興。當天晚上,他接見石河子墾區新湖農場場長黃金山,鼓勵他們将當年35000畝棉田一畝不空地全部改種為地膜棉。當黃金山擔心太費工時,王震說:“你們原定1981年棉花畝産70斤,搞地膜,可以翻番甚至更多。利潤相當可觀。這個是費工,但你們有20多萬職工,勞動力充裕,完全可以做到。”

  為了确保地膜棉推廣,王震與黃金山當場簽了如下合同:

  “新湖農場植棉三萬五千畝,使用地膜植棉技術措施。單産争取一百五十斤以上,利潤一百五十元以上。”

  1月13日上午,王震又與奎屯農墾局局長修新民簽訂了1981年地膜植棉20萬畝的合同。為調動職工采用地膜植棉的新技術,合同中還寫道:

  “争取單産皮棉一百五十斤以上,并力争向石河子試驗場畝産皮棉二百七十斤奮鬥。達到第一項畝産指标,則每人可得超産獎金一百四十元,如達到畝産二百七十斤,則每人可得獎金三百八十元。此議向全體職工宣布,進行革新競賽。”

  返京後,王震又專門指示國務院有關部門給新疆墾區安排了農用薄膜。同年8月13日下午,王震陪同鄧小平來到石河子總場一分場視察。望着近一人高的、長勢喜人的地膜棉,鄧小平叫着“王胡子”稱贊說:“你來新疆帶了個頭,把地膜推開了!”

  接着,王震又指示這一技術在全疆推廣,後又專門給國務院副總理萬裡寫信,建議在全國普遍推廣,從而把棉糧及蔬菜等生産提高到了新的水平。

  3安心邊疆,紮根邊疆

  王震是新疆現代屯墾事業的開創者,又是新疆生産建設兵團的締造者。

  1981年1月30日,他遞呈報告:

  新疆農墾現有200萬人,“屯墾在全疆各地”。“主力屯墾于準噶爾(天山北)、塔裡木(天山南)兩大盆地,建設起七十多個邊境團級農場,擔負生産和邊防警備。”“應恢複……新疆生産建設兵團,實行農工商聯合企業,歸中央農墾部和自治區雙重領導。”

  同年8月10日至19日,王震和時任中央書記處書記的王任重,陪同鄧小平到新疆視察。這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在短短不到一年的時間内,王震撐着患癌症的身體,第四次視察新疆。就在臨出發的當天上午,王震作了膀胱鏡檢查,往膀胱裡注射了治療癌症的藥物,心率最快曾達每分鐘160多次,醫生讓他最少休息半個月。但王震深知此行的重要性,下午便出發了。

  穿中山裝上街(一套中山裝穿了20多年)(4)

  2005年5月17日,新疆石河子市市區新貌。圖|新華社

  8月13日,鄧小平在王震、王任重的陪同下視察了軍墾新城石河子,對阡陌相連的綠洲、高矗入雲的林帶和豐收在望的棉田欣喜不已,感歎不已。回京後不久,鄧小平在一次中央會議上強調指出:

  “新疆生産建設兵團恢複起來确實有必要。組織形式與軍墾農場不同,任務還是黨、政、軍結合。新疆生産建設兵團,就是現在的農墾部隊,是穩定新疆的核心。”

  王震約集國家農委黨組和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黨委緊鑼密鼓給中央起草《關于恢複新疆生産建設兵團的報告》。經王震多次親筆修改和國家農委黨組、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黨委多次讨論并通過,1981年9月22日,《報告》終于正式成文。《報告》總結了30年來新疆農墾事業的經驗教訓,認為:“生産建設兵團這種體制,是有利于新疆的安定團結的,是适合新疆各族人民經濟、文化事業發展需要的”。同年12月3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根據上述報告,聯合發文, 決定恢複新疆生産建設兵團。從此,新疆生産建設兵團得以新生。

  王震對恢複後的兵團更是十分關心,倍加愛護。

  他關心兵團領導班子建設,關注各級領導班子的年輕化。他說,兵團各級領導班子中老同志多,那些年歲大了、身體确實難以支持工作的,就退下來。老同志要搞好傳、幫、帶,選好接班人。這些老同志是有功勞的,一定要安置好。各級領導班子成員一定要加強學習和改造,逐步确立共産主義的人生觀和世界觀,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

  王震一有機會,便和兵團各級領導接觸。他聽彙報、憶往事、唠家常,談笑風生、言傳身教,使大家倍感親切、深受教育。原兵團政委郭剛回憶此事說:

  “我來兵團工作後的六七年間,曾先後12次谒見王震同志,深深感受到王震同志為兵團事業的發展壯大傾注全部心血的深情厚誼,更受到王震同志始終站在曆史的制高點上,思考和決策問題的遠見卓識的教育和啟迪。”

  王震十分愛聽、愛唱《新疆是個好地方》這首歌。在北京或到外地視察,一有機會他便誇起新疆好,動員大家到新疆安家落戶。對已調離新疆工作的老同志,王震則多次鼓勵他們退休後重返新疆安家。1986年10月, 當他得知南京軍區原副司令員張希欽、工程兵原副司令員徐國賢、成都軍區原副政委金忠藩結伴退休後到新疆安家時,十分欣慰。他提筆給這三位原359旅的老戰士寫信,信中說:

  “你們把天山當成你們的家鄉和歸宿,是光榮的忠誠的共産主義戰士,是中華民族的優秀兒女和公民。我向你們緻以崇高的敬禮。”

  王震強調,一方面要大力提倡安心邊疆、紮根邊疆的精神,另一方面要提倡各級領導關心群衆疾苦,為大家安心邊疆、紮根邊疆創造各種條件。他建議恢複邊疆津貼,也十分關心兵團職工居住條件的改善。在王震深切關懷和悉心指導下,兵團在新疆廣袤的戈壁深處建起的200個大農場套小農場的小城鎮,以獨有的風姿屹立于天山南北。

  兵團剛恢複之時,王震指出:兵團各級不要搞那麼龐大的機關了。兵團在平時主要是一支有組織、有紀律的生産部隊,是一個經濟實體,實際上是一個大的企業公司,主要是講求經濟效益,同時是擔負維護祖國統一,鞏固祖國邊防的工作隊和戰鬥隊。

  1989年10月,全國政協副主席、原水利部部長錢正英赴新疆考察回來後轉送王震一個報告。報告說,兵團恢複後,各項建設事業有了很大發展,但也遇到不少的問題:兵團糧、棉、油等大衆産品和糖、布、紗等生産是按照國家體制進行生産的,産品絕大部分都按平價交給國家,而農産品價格偏低,所需生産資料大部分又為議價購進,不少團場和企業出現虧損;兵團有豐富的水土資源,有強大的職工隊伍、機械化等優勢,但兵團的工農業生産計劃沒有直接列入國家或國家有關部門的計劃,緻使這些優勢遠遠沒有得到發揮。

  不久,國務院召集國家計委、财政部、農業部、水利部等七個部門專門開會研究,并形成紀要,同意對新疆生産建設兵團的計劃和經濟管理體制作必要的調整;兵團可向國務院各部門直接請示報告工作,各部門要積極支持兵團并在計劃行業規劃上給予安排;兵團的工農業生産計劃納入國家計劃或有關部門計劃;凡兵團自産的産品,允許兵團有經營銷售權,并享有外貿進出口權。

  此紀要的貫徹,使兵團的各項建設邁上了一個新的台階。

  他關心兵團和自治區的關系。1991年8月17日,王震最後一次來到石河子墾區視察。在兵團農8師143團的棉田裡,王震特意把陪同自己視察的自治區政府主席鐵木爾·達瓦買提和兵團領導金雲輝、郭剛拉到自己身邊,語重心長地囑托:“地方和兵團不要分你我,要互相支持,加強團結。”當這三位領導彙報說,地方和兵團曆來團結得很好,并都表示要進一步加強團結時,王震滿意地笑了。

  王震對新疆生産建設兵團傾注了大量的心血,新疆生産建設兵團這枚鑲嵌在祖國西北邊陲的明珠則更加璀璨奪目。截至1993年,兵團的工農業生産總值達119.05億元,比恢複前的1980年的16.56億元增長了7倍;人均收入達1619元,比1980年增長了4.8倍。兵團的教育、科研、文化、衛生等各項社會事業也有了很大的發展,為各族幹部職工安心邊疆、紮根邊疆創造了良好的生活環境和條件。

  1993年4月5日,中華民族一年一度傳統的清明節,上午11時30分,将軍的忠骨伴随着鮮豔的月季、菊花和玫瑰,緩緩撒落在大雪初霁、晶瑩奪目的天山之巅和他魂牽夢繞的石河子墾區。将軍艱苦創業、不息奮鬥的偉大精神和“安心邊疆、紮根邊疆”的諄諄囑托永存在新疆各族人民的心田。

  4艱苦樸素,廉潔奉公

  跟随王震同志10多年,親眼所見,又聽其老部下所談,對其艱苦樸素、廉潔奉公之事了解得便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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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3年4月4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副主席王震同志的骨灰從北京運抵烏魯木齊,遵照王震同志的遺囑,他的骨灰将撒在新疆天山。圖|新華社

  20世紀50年代他任鐵道兵司令員和農墾部部長時,經常穿的是套舊軍裝。他的夫人王季青說:“給他添件衣服難着呢!他不許别人給做衣服,一說做,他就鬧騰!”後來,沒有換洗衣服了,就比照身材和他差不多的大兒子王兵剪裁做好,然後下水洗得舊一點兒,不讓他察覺,換着穿。

  20世紀70年代初回北京時,王震沒有一件像樣的衣服。王季青用兩人的布票扯了18尺藍灰滌卡布,給他做了一套中山裝,滌卡布結實、耐穿、随意。王震不僅經常在家裡穿,在平日活動時也經常穿,直穿到去世前,前後20多年,舊得都發白。

  改革開放後,王震添了套黑呢子中山裝,在出國和外事活動時穿。1984年,西裝興起,家人和工作人員趁他将要率團到日本訪問,勸他又做了套西服。1985年,他率團訪問美國,大家勸他再添一套西服,以便換洗。王震說:“不用添,我那套中山裝可以替換”。大家說,到發達的美國去訪問,不能太寒酸了。王震說:“什麼寒酸,節儉是我們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他堅持不允,大家撺掇他最喜歡的兩個孫女做爺爺的工作,王震把兩個孫女都罵哭了,最後才讓服裝店比照他原有的那套西服又做了一套。

  新中國成立後直到王震去世的44年間,除了軍裝,滿打滿算,他僅添置過七八套衣服。

  20世紀50年代,王震規定炊事員給自己家每頓做四五個菜1個湯,夥食費每月每人不得超過30元。70年代末80年代初,每人夥食費逐漸增加到80元。他還規定,要多吃粗食,剩飯下頓熱熱再吃。吃飯時,若是飯粒掉到桌上,王震便用筷子夾起再吃掉;若是掉到地上,他常常是歎口氣說:“又要浪費了”。

  王震冬季不吃時令鮮菜。他說:“那都是大棚生産的,有的比肉還貴。”冬季飯桌上往往是白菜、蘿蔔、土豆。為了調劑生活,他讓炊事員在入冬前泡大缸酸菜,腌制雪裡蕻、芥菜、胡蘿蔔等小菜。

  1971年10月間,王震回到北京,家裡爐竈還沒修好,組織上安排他吃住在北京飯店。他說不浪費了,讓管理員在院子裡用磚頭支個鍋,每天和家裡人一樣,面條就着煮白菜、炸辣椒吃,就這樣吃了一星期。

  80年代後興起了罐裝飲料,一見到這種飲料王震便給算賬:“一罐兩塊多錢,裡邊的飲料不值一塊錢,光包裝就一塊多,浪費太大。陳雲同志說,可口不可樂。以後飯桌上、房間裡不能上這種飲料。”工作人員都自覺遵守。1985年11月15日,王震在廣東珠海說:“一看到有人開那個筒筒,我就心疼。”

  到外地視察,王震不坐小車,總與陪同人員和身邊工作人員一起坐10多座的中型面包,這樣一來可以省汽油,二來在車上随時可以和陪同人員交談,了解情況。下雨天,他還常交代司機:到行人身邊要開慢點,免得把積水濺人身上。

  他始終覺得自己是人民群衆的一員,以普通勞動者的姿态與百姓打交道,沒有官氣,絕不擺架子,平等待人,以誠待人。1992年6月,警衛戰士楊曉強來到他身邊照顧他的起居。半夜裡,他發現小楊仍守候在他的身邊,他便一點一點挪出床的半邊,要讓小楊上床與他一道躺下休息。1993年元旦前一天下午,工作人員推着他在院裡休息,到了大院門口,他堅持從輪椅上下來走進院子。在門口,當執勤的武警戰士向他行軍禮之時,他深深地向執勤戰士行了一個鞠躬禮。

  王震主張公私要分明。他常向家裡人交代:我的車是公家的,隻許我上班、開會用,你們不能随便用。王震是個孝子,但他老母親病了,他讓工作人員陪老人家乘公共汽車去住院。孩子們都是騎自行車上下班,不搭他的便車。如果遇到特殊情況私人需要用車,王震總讓于師傅登記清楚。

  他的孫子小時候要拿他的辦公用紙做演算紙用,他說:“這不行喲,要五講四美。”他反對用公家家具,除了會客室沙發和他用的書櫥、辦公桌椅是公家配發的外,其餘他都要自家購置。無論是公家配發或是自家買,均要求方便實用即可,反對配或買高檔的。一個大衣櫥從50年代一直用到他去世,大衣櫥的門關不上就用舊報紙墊掖着,客廳裡的沙發用了近20年還不換。

  說來很多人可能不大信,王震洗澡沒用過浴液,就是肥皂,香皂也很少用。他說,我又沒勞動,身上不太髒。一用香皂水就髒了,别人再洗澡和洗衣服就不能用了。他用熱水沖泡過後,讓孫子、孫女接着洗。他們洗好後也不讓放掉,讓保姆用來洗衣服。

  晚年,他患有慢性支氣管炎,痰多。外出時,警衛參謀口袋裡裝着手紙巾,以備用。他批評說,這是浪費,讓用一個廢罐頭盒盛點沙子放車上,回家後換上新沙子下次再用。在生命的最後時刻,盡管他身體十分虛弱、無力擡頭吐痰,但為了節約紙巾,仍堅持十分吃力地側過身把痰吐到痰缸裡,不讓醫護人員用紙巾接。談及此事,醫護人員和身邊其他工作人員都激動地流着淚說:“王震是我們艱苦奮鬥、勤儉節約的光輝榜樣!”

  這些事不僅折射出我們黨老一輩無産階級革命家熠熠生輝的高尚情操,也是那個特定年代共産黨人保持本色、密切聯系群衆的特有方式。王震身上體現出的這些優秀品質,完全是其内心世界的真實流露,沒有絲毫的做作。王震等老一輩無産階級革命家艱苦樸素、廉潔奉公的精神,永遠值得我們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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