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然後知生于憂患而死于安樂也。” ——《孟子·告子下》

入，國内。外，國外。法家，明法度的大臣。拂士，拂通弼，拂士同弼士，即輔佐的士子。

兩句論說用現代漢語表述：國内沒有明法度的大臣和賢能的輔佐之士，國外沒有敵對的國家和可能的禍患，這樣的國家經常容易滅亡。由此，就可以知道憂慮禍患足以使人生存，安逸快樂足以使人死亡的道理了。

兩句論說緊接“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一段話，由人生的艱難困苦生發而來。這裡，孟子又提出了一條定理：生于憂患，死于安樂。這既是人生命運的定理，又是國家命運的定理。

最有說服力的事例是周族的發展。殷商後期，周族在陝西岐山一帶的平原逐漸發達，周文王時已較為強盛。文王深知商纣王的殘暴和對周族崛起的戒心，所以小心翼翼，十分謹慎。“文王處岐事纣，冤侮雅遜，朝夕必時，上貢必适，祭祀必敬。”（《呂氏春秋·順民》）為何如此？緣于憂患，即擔心商纣王的打壓和讨伐。文王憂患的另一方面是外部的敵對勢力，即西方、北方夷狄的侵擾。

産生于文王時期的經典《周易》，誠然是蔔筮之書，但更是政治之書、哲學之書。“作《易》者，其有憂患乎？”這是孔子說的。孔子解《易》時還說過：“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系辭傳下》）《周易》難讀，難懂，但隻要抓住“憂患”這一主題，就可掌握其政治學意義。

可以說，文王的遠見卓識、大略雄才，以及周族的發展、周王朝的創建，其思想基礎就是憂患意識。

與生于憂患相反的，是死于安樂。夏王朝、商王朝的覆滅有其曆史必然性，具體原因不一，但核心是以桀、纣為首的統治集團耽于安樂，乃至荒淫。如上引孔子語所說，凡是傾危的，都曾經逸樂安居其位；凡是滅亡的，都曾經自以為常保生存；凡是敗亂的，都曾經自恃萬事整治。滿足于安、保、治，忘記危、亡、亂，沒有持續發展之策略，沒有持續前進之舉措，止步于眼下，結果必然垮台。

死于安樂的另一例，是春秋前期的齊國。齊桓公以管仲為相，大刀闊斧進行全面改革。二十年間，齊國蒸蒸日上。以葵丘會盟為标志，齊國成為當時最大最強的霸主。齊桓公志得意滿，一心享樂。會盟六年後管仲病逝，佞人當權，朝廷大亂，沉溺于安樂的齊桓公束手無策。兩年後，齊桓公病死，齊國霸業煙消雲散。

不禁聯想到現實。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年，空前繁榮、強大，但有國外敵對勢力千方百計地醜化、誣蔑、遏制中國的發展。此時，“生于憂患而死于安樂”的題目自然擺在了人們面前。前不久讀到《風物長宜放眼量——從強國興衰規律看我國面臨的外部挑戰》，其中很重要的一點是：“要更加增強憂患意識，防止犯戰略性、颠覆性錯誤。前進道路不可能一帆風順，越是處于發展的關鍵階段，越是要有如履薄冰的謹慎，越是要有居安思危的憂患。”這種提醒和告誡十分必要，生于憂患，死于安樂，古今同理。國家如此，個人亦如此。（白子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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