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一位博物館研究人員，研究、闡述并宣揚工作所在館藏的藏品是我的職責所在。

對于《琢玉成器：考古藝術史中的玉文化》（以下簡作《琢玉成器》）一書的“讀後”，李零教授在為該書撰寫的序言中不但曾逐篇提綱挈領，并或多或少增補新的資料以充實之，使得讀者在閱讀每篇文章之前，已能先期掌握文章的題旨與要點。個人在完整閱讀了蘇芳淑教授的《琢玉成器》一書後，心中觸發甚多，此處則欲談談該書引我深思的問題：古玉的訂名。

「古玉的訂名一：玉璧」

在書中第三篇《史前玉镯面面觀》中談及的第Ⅲ類“寬邊形（包括聯璜形）玉／石镯”，涵蓋了商代常見在中孔周緣突出者，台灣學界往往将這類玉器稱為“有領璧”或“凸邊璧”等等，例如圖1這件台北“中研院”曆史語言研究所文物館陳列室展出的殷墟出土的玉器，研究人員将之訂名為“凸邊璧”，出土時置于“人骨架胸部”，若是手镯，則入葬時上肢必須彎折上舉，如安徽淩家灘87M8出土的玉人形貌，否則就不是玉镯了。清宮舊藏中不乏這類寬邊有領玉璧，有些被“古物新用”為茶杯墊，不免顯示出當時皇室的“創意”。（圖2）

圖1

圖2

這種可能在距今4000年的黃河中、下遊地區已然出現的“寬邊形（包括聯璜形）玉／石镯”，至商代後期常見，甚至改制成玉玦、玉魚形璜。

河南安陽婦好墓出土寬邊镯改造之玉玦、玉魚形璜。

安陽殷墟婦好墓中還出土了将寬邊有領璧改琢成簡潔厚重的兩隻鳳鳥，其背附着凸緣，被推測是因有領璧的寬邊破損故改之。（圖3）

圖3

這類經後人改制或另做他用的寬邊有領環形玉器，或已不具手腕佩戴裝飾功能，既不宜稱為“镯”，也怎可稱為具禮制功能的“璧”？

「古玉的訂名二：玉/石牙璋」

記得幼年學習成語時，總學到祝賀生男為“弄璋之喜”，生女則是“弄瓦之喜”。兩則成語都源自《詩經‧小雅‧斯幹》，記得當時老師也不甚明了，認為生男較佳，故為較珍貴的“玉”之喜，生女則是如“屋瓦”之喜。先不論此處的“瓦”非“屋瓦”之意，實乃紡車上的工具，而《說文》指出“璋”乃“半圭”之形，“剡上為圭”。漢代以後的圭皆作尖首，其半則是斜口。目前學界将四川三星堆一号、二号祭祀坑出土的一類柄部呈長方形，其上兩側凸出镂雕勾卷狀齒形飾，器身逐漸外擴，頂端或平斜，或略微内凹，或分叉，皆稱之為“璋”，蘇芳淑教授認為“‘璋’字最早僅見于戰國時代古籍”，當時的編書人可能從沒見過“璋”這類器形，故不贊成用“璋”來指稱之。21世紀初（2001年）蘇教授即已撰文改用“Y形器（forked blade）”稱之，十多年後也曾稱為“玉叉形器”。

其實西周的銅器金文已見以無“玉”偏旁的“章”字作為“璋”字的實例（圖4），學者并已考證出西周的玉璋可能是扁平長條形的玉版，芮國墓地中确實出土這類玉器，報告中也将之定名為“璋”。

圖4

至于蘇教授稱為“Y形器（forked blade）”的器類，十九世紀末金石學家吳大澂（1835-1902）于其《古玉圖考》書中根據東漢鄭衆（司農）、鄭玄（康成）批注《周禮》時，指稱這類器身旁出有“牙”的玉器訂名為“牙璋”，至今學界對這類“Y形器（forked blade）”總稱為“牙璋”，但是學界往往将“璋”與“牙璋”混為一談，或者認為“牙璋”是“璋”的一種。雖然如聞廣、孫慶偉等教授皆認為“牙璋”可能是古文獻中所稱的“玄圭”，但即使降及近日，不少正式考古書籍仍将之直接稱為“璋”或“牙璋”。近日已有古玉學者撰寫長文，除了強調“牙璋”不是“璋”的一種，更探索了“牙璋”的傳世、出土曆程，并回顧了四十餘年來學界的研究梗概。

不論是訂名為“牙璋”，或稱之為“玄圭”，至今仍無定論。若稱之為“牙璋”，往往與《周禮‧春官‧大宗伯》中“六器”的“以赤璋禮南方”，以及《周禮‧考工記‧玉人》中的“以起軍旅，以治兵守”、“以祀山川，以緻稍饩”、“以祀山川，以造贈賓客”等史料不類。往昔學界多依據前述文獻解釋“牙璋”的功能，如今若确認“牙璋不是璋的一種”，則其在三代與三代之前的功能必須重新審視。蘇教授稱之為“Y形器（forked blade）”是一種更客觀的名稱，也不會受前述先秦典籍限制，也能更正确地分析、研究出其如何從史前的實用（武器）功能，經過蓬勃繁盛的流傳，逐漸禮制化後，退出中華曆史的舞台。

「“古物新用”的玉琮」

在李零教授為《琢玉成器》所撰寫的讀後序言中曾指出：第二篇“講晚期墓葬發現的早期玉琮”。李教授認為蘇教授所謂“存古”分三種情況，一是“傳世古物”，墓葬主人生前佩戴，死後随葬，保留原樣；二是“廢物利用”，古為今用，古玉經過後人的改制，與初制功能不同；三是“仿古作品”，或尊古式，或創新意，未必保留原樣。

蘇教授以良渚文化“标志性”的玉琮為例，曆數後世墓葬或祭祀遺址發掘出土或采集而得的玉琮。蘇教授巨細靡遺地細述着這些玉琮，并分析其“存古”性質分屬上述三類的特性，同時判讀其源由。蘇教授指出，公元兩千年前左右，玉琮在良渚文化中突然“銷聲匿迹”時，在遙遠的黃河流域中上遊（甘、陝、晉三省西北地帶）出現，并擴及長江上遊的四川盆地。這些齊家文化的玉琮目前僅知陝西延安蘆山峁齊家文化遺址采集的一件人獸紋“琮”形镯是良渚文化玉琮，但因日久撫摸而紋飾模糊不清，且開裂成四段後鑽孔複原，表明其在齊家文化環境下入土時已是“古董”了。

陝西延安蘆山峁齊家文化良渚人獸紋古玉“琮”形镯。

其餘有分屬二類“廢物利用”與三類“仿古作品”的玉琮，暗示齊家文化先民“認識良渚玉琮原物”的時間應在公元前三千年中期或後半時段，也是良渚文化在長江下遊式微時刻。随後齊家文化遺址出現的玉琮多為素面者，偶有簡陋的橫線或分角紋飾。山西陶寺墓地出土的玉琮隻有第三類——當地新制的“仿古作品”，或素面，或僅刻數道直紋，除了保留了良渚文化玉琮的“镯”飾功能外，也顯示出良渚文化玉琮宗教禮儀功能的特殊地位。

進入青銅時代，在玉琮的發源地依然不見其蹤迹，鄰近的江西新幹大洋洲墓地出土的兩件玉琮卻顯示其或來自中原。地處中原的商代玉琮，以殷墟婦好墓出土的十四件最具代表；其中八件接近良渚玉琮的形制與大小，有兩件矮短素面玉琮可能是齊家文化的“古董”，另有十一件是商代制品。雖然如此，在商代的衆多各式玉器中，内圓外方的琮形器比例相當低，婦好墓所出者也不及同墓出土玉器全數的2％，凸顯商人統治階層眼中“玉琮”的特殊性。

相對而言，同時期地處西蜀的三星堆和金沙遺址中，出土不少“Y形器（forked blade）”的地方卻少見琮形器。三星堆遺址出土的一件“琮”是取當地大理石制作的，經火燒後貯于一号祭祀坑的一件銅人頭内，這件琮是同坑出土的129件玉／石器中的唯一一件琮形器。金沙遺址出土的玉／石琮形器較多，“暫計26件”，除一件是“良渚古物”，“其餘都是當時以當地特有的多層構造的玉／石料制作”，或素面無紋，或簡單分節，尺寸上“均比一般良渚玉琮巨大，更不具良渚玉琮特有上闊下窄的外形”。金沙遺址出土的玉琮似從黃河中上遊所制玉琮變化而來，與其“Y形器（forked blade）”一樣，将它們放大，暗示着“四川與甘陝一帶在史前存在着密切的互動關系”。

四川成都金沙遺址采集古良渚刻符号多節高玉琮。

周人原居于甘陝渭河流域，這裡曾是齊家文化先民活動中心，當時的統治者不但延續對玉琮的重視與珍存，也建立新制，《周禮》的叙述可見一斑。目前周代墓葬與遺址出土的“存古”玉琮不在少數，其類别涵蓋三類，但是在“傳世古物”類中卻尚未得見當時以良渚玉琮為古物之例，蘇教授在《琢玉成器》的〈古人存古：玉琮在古代墓葬中的諸意義〉篇章中已娓娓道出，茲不贅述。

江蘇漣水三裡墩西漢墓出土的一件素面矮玉琮，與漢代其他取古玉琮斂屍的功能不同，漣水出土的這件玉琮之底面配了鎏金銅方座，四角各以一展翅鳳鳥（或以為“鷹”）為器足，器上射口尚配一個鎏金銅蓋，成為當時甚受富貴之家喜愛的香具。蘇教授認為這件“古物新用”的玉琮是“流傳到西北黃河流域後，齊家或商周文化的（良渚玉琮）仿制品”。

江蘇連雲港漣水西漢墓出土齊家文化玉琮配鎏金青銅座蓋香爐。

降及清代，宮廷内辄取用古代玉琮，配上銅膽，甚至是珍貴的銅胎掐絲琺琅膽，改制成實用的花插。圖5左（故玉2823）所選取者即良渚文化早期玉琮，有三節驵紋，中間為神獸面紋，上下為神人面紋，但曾經改刀，原射口和第一節的第一道橫棱被切割，修整成目前微内帶内縮的短射口；圖5右（故玉2219）者乃将新石器時代素面玉琮改制成四節玉琮，每個驵紋浮雕兩個八卦文與一變形仿古面紋為飾。

圖5

前者（故玉2823）所配銅膽即珍貴的掐絲琺琅膽，其底面掐飾雙龍夾幹卦紋，（圖6）頂面镂空五孔供插花，環面掐飾隸書清高宗禦制《詠漢玉辋頭瓶》，詩曰：“杠頭名近俗，卻自古胥知；雲是五辂輿，飾為兩首儀。璘㻞深浸土，刻畫細如絲；周禮周官世，睪然興緬思。”款：“乾隆癸卯（48年，1783）禦制”，篆印：“古稀天子”、“猶曰茲茲”；（圖7）在玉琮的器内壁則陰刻同一首篆書禦制詩文。後者（故玉2219）所配為素面銅膽，頂面飾鍍金镂空雲龍紋；（圖8）但是器的四面中軸在線刻有清乾隆五十八年（1793）隸書禦制詩一首，詩雲：“扛頭本輿器，以穿木無底；後人用為瓶，作膽置其裡。閱質即穆神，撫文不留指；銅膽已千年，扛更不知幾。”款：“乾隆癸醜（五十八年，1793）仲春月禦題”，篆印：“八徵耄念”、“自強不息”；所附木座底面則陰刻隸書填金同一首禦制詩，篆印：“比德”、“朗潤”。（圖9）乾隆皇帝将古代玉琮稱為“杠頭”，也見作“辋”頭、“扛”頭，也許他認為這是古代擡舉辇車或樂鼓時，套于車前橫木的兩端，讓擡物的人扛于肩頭的玉器。

圖6

圖7

圖8

圖9

由故玉2219所琢刻的禦制詩文可知，其所配置的銅膽不是乾隆朝時的作品，清高宗誤以為是千年前的宋代時已配置的“古董”。宋代的器用中的确有仿玉琮外形的方瓶，至今已見銅、石與瓷質的琮式瓶，蘇教授的書中也列舉出宋代四川窖藏品，傳世的南宋官窯與龍泉窯的琮式瓶實例亦早已聞名海内外。

四川彭州南宋窖藏銅仿琮形瓶。

「收藏“古董”古已有之」

良渚文化先民的活動區域以長江下遊環太湖地區為中心，至今已發現500多處遺址，其具代表性的内圓外方又分數節的玉琮形制，自漢代起沉寂千餘年，卻在南宋時期異軍突起，再度進入當時人的視野，時人屈志仁教授（Prof. James C. Y. Watt）多年前即認為或與南宋建都今日杭州的臨安，在江南地區的建設中不免發現良渚玉琮，驚異于這類陌生而特殊的遠古玉器外形，遂産生模仿之心。

宋代是中國古器物學的萌發時期，儒家的好古與尊古思想在宋代得到充分的發展。北宋仁宗以後開始重視古物，其時士大夫多喜古物，并撰述提倡，諸如呂大臨《考古圖》、趙明誠《金石錄》、北宋趙九成于崇甯、大觀之際成書的《續考古圖》，與王黼奉敕編纂的《宣和博古圖》陸續刊行，金石學盛行一時。在《續考古圖》卷五載錄了一件琮形銅器，但當時不知其器名，故以“缺名”錄之，（圖10）從已知的商周銅器發展而言，這件内圓外方的琮式器真僞存疑，但至少北宋末金石藏家已知有内圓外方的素面琮形器，南宋時期良渚文化的分節玉琮出現以陶瓷、銅、石質材仿制成瓶者，明代稱素面的琮式瓶為“蓍草瓶”，蓍草可活血、解毒、止痛。而從台北故宮博物院珍藏的南宋杜良臣《緻中一哥新恩中除賢弟尺牍》所用箋紙的砑花底紋“琮瓶水仙圖”可知，當時琮式瓶可做花器使用。（圖11）

圖10

圖11

20世紀的考古與文物界往往從“事死如事生”的角度考慮墓葬出土文物的制作時間，尤其是先秦墓葬更如是，如今已知其非；例如1983年在河南信陽市光山縣寶相寺一帶發掘出土的春秋中期黃君孟夫婦墓葬中出土的玉器，除了有當時制作的玉器，也有西周時期玉器，更有新石器時代末期石家河文化玉器，後者還有将石家河文化玉器一剖為二後由當時玉工加工琢刻紋飾的情形。如今學者已經體會到：墓葬入土時間隻能是出土文物制作時間的下限，其上限需仔細比對、考慮。也就是說，自古以來的先民就有收藏“古董”，并将古物或加工新用，或模仿古物重新制作的情形。

除了不能完全依據墓葬入土時間為出土古玉訂年外，關于古玉的訂名，也是頗令博物館研究人員頭疼的問題。

就好似良渚文化早期的玉琮，以往皆毫無懸念地以“琮”名之，蘇教授在《琢玉成器》書中亦皆稱之為“琮”，近來因研究的逐漸深入，已有徑稱為“镯”的情形，例如台北故宮網頁有關舊藏良渚文化早期玉琮，總以“镯”名之，圖5左（故玉2823、附銅胎掐絲琺琅膽）這件即名之為“雕紋玉方镯”，圖5右這件雖然是取新石器時代素面玉琮加工改制而成，但是在台北故宮網站的檢索系統中全名為“明晚期至清早期玉琮”。然而，這兩件玉器在清宮中都是供插花的花器！至于圖3這件出土于婦好墓中玉器，在北京國家博物館陳列室中既不稱為“璧”，也不稱為“镯”，而是名之為“玉環”。至于蘇教授稱之為“Y形器（forked blade）”或“玉叉形器”的古玉，國内外博物館幾乎皆訂名為“牙璋”，但是未來館員必須告知觀衆：“牙璋不是璋的一種”！

《琢玉成器：考古藝術史中的玉文化》蘇芳淑 著上海書畫出版社

欄目主編：顧學文 文字編輯：王一

來源：作者：嵇若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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