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376年，一年之内，前秦軍隊滅了涼州、代國，又降服了西方雜夷，統一了北中國，占據了巴蜀，南下江南隻是時間問題，曆史似乎又要重演百年前西晉統一中國的那一幕。

面對這種情況，不論是對于剛剛成年的孝武帝司馬曜，或是宰相謝安、車騎将軍桓沖來說，都是一場非常嚴峻的考驗。在皇權經曆了低谷之後，作為東晉皇室也好，宰相謝安也罷，都要試圖進一步鞏固中央的皇權。惟其如此，才能應對即将到來的那場生死之戰。

孝武帝司馬曜繼位之後，擺在面前的首要任務，就是統一思想，重拾晉朝以孝治天下的理念。謝安本人的思想遊走于玄學和儒家之間，在山言玄，在朝言儒，尤其是在國家大敵當前而内部思想派系混亂之時，更是需要統一統治階級内部的思想。經謝安等人具體安排，司馬曜在結婚—個月之後，即甯康三年的九月，就主持講解了《孝經》。

司馬曜講解《孝經》，在當時可謂一件盛事，也預示着東晉朝廷整肅朝綱、鞏固皇權、統一政令的決心。

除了倡導儒教以外，在孝武帝太元初年，東晉政府還采取了一系列緩和社會矛盾的措施。太元元年九月八日，朝廷下令，廢除按照田畝收稅的制度，改用以人口為單位的征稅制度，自王公以下每人每年繳納三斛米，不再另派差役。不久，謝安請求尋找東晉初年的佐命功臣之後，予以加官晉爵。太元二年正月，正式"繼絕世，紹功臣"。

謝安主持朝政，務存寬簡。《世說新語·政事》記載：在謝安執政的時候，逃避差役的士兵和仆役，大多流竄到南塘一帶的船中躲藏。有人要求對這些船隻進行搜查，謝安不同意，他說∶"如果連這些人都容納不了，怎麼能稱為京師呢?"當時的人們贊揚謝安，将他比作王導，而文雅又勝王導一籌。

在安定内部的基礎上，謝安和桓沖采取了"以退為進、後發制人"的對敵策略。

太元元年，東晉得知前秦業已平定涼州後，即于十月份，主動将淮河北岸的居民遷往淮南地區。《資治通鑒》胡三省注曰"畏秦也"，其實這隻是原因之一。東晉朝廷此舉其實是在衡量敵我實力後做出的正确決策。

此時，東晉在淮河北岸地區尚有彭城、下邳等據點，根據雙方的力量對此，要想固守淮北城池，十分困難。如果将敵我雙方的決戰戰場放在淮北地區，不僅拉長了晉軍補給線，而且東晉軍隊舍棄擅長的水戰，欲在平原上與敵争鋒，勝算渺茫。這正如三國時期呂蒙曾指出的那樣，彭城（即徐州）雖為四戰之地，為兵家所必争，但其"地勢陸通，骁騎所騁"，且地近許昌、洛陽，對南軍作戰十分不利。因此，淮北地區的據點可以暫不主動放棄，用于遲滞敵人的進攻，而主力部隊則依托淮河防線，将敵人引至淮南地區進行決戰。在這種思路下，将淮北之民遷往淮南的直接目的，就是滿足東晉軍隊兵員和東晉政府人力的需要。

除了将未來的戰場劃定在江淮之間外，謝安還需要組建出一支精銳的部隊，以應對即将到來的挑戰。因此，太元二年十月，謝玄被任命為兖州刺史、廣陵相之後;最為緊迫的任務就是組建屬于自己的軍隊。據《晉書·劉牢之傳》的記載∶"太元初，謝玄北鎮廣陵。時苻堅方盛，玄多募勁勇，牢之與東海何謙、琅邪諸葛侃、樂安高衡、東平劉軌、西河田洛及晉陵孫無終等以骁猛應選。玄以牢之為參軍，領精銳為前鋒，百戰百勝，号為北府兵。"由此可以看出，謝玄招募的标準就是"勇猛"，而且偏重于選擇猛将。

《晉書·劉牢之傳》記載了北府早期的七員猛将∶劉牢之、何謙、諸葛侃、高衡、劉軌、田洛、孫無終。這些将領有的是豫州謝氏舊部，如劉牢之;有的是原徐州部将，如何謙;其他的有可能是流民帥，他們本身就有各自的部曲;再加上前一年從淮北遷移過來的大量北方流民，所以，謝玄的北府軍隊很快就建立起來了。

無獨有偶，桓沖抵達江陵之後，也提出了将治所遷往長江以南的計劃。他上書稱;"兵者詭道，示之以弱，如今應該将重心轉移到防守長江以南，對于長江以北地區則駐守少量部隊。如果敵人前來，江北城市堅壁不戰，等敵人進攻江南疲憊之時，再前後夾擊。"桓沖将大本營轉移到長江以南的上明（今湖北省松滋縣境西北長江南岸），命令冠軍将軍劉波率軍駐守江陵，諧議參軍楊亮（原梁州刺史）駐守江夏（湖北省雲夢縣等縣）。桓沖的計劃即不急着在長江以北決戰，以襄陽、竟陵、南陽等長江以北諸城為誘餌，在敵人将要發動的進攻中，利用上述據點不斷遲滞、消耗敵人的實力，待敵人筋疲力盡之時，再出動主力部隊進行反攻。

桓沖的這一思路也是在認真考量了敵我實力的基礎上作出的正确判斷。因為此時的東晉朝廷已經喪失了益州和梁州，荊州地區面臨來自北面和西面兩個方向的威脅，戰略态勢已經變得十分不利，東晉荊州地區的任務已經從過去的攻防兼備，轉換成了單純的防禦。在這種情況下，大荊州地區的戰略重點就不再偏重于進攻的出發地襄陽，而轉移到了在防禦戰中能夠兼顧兩面的江陵一帶。桓沖這一收縮戰線的思路與下遊謝安放棄淮北的指導思想是一緻的。然而，桓沖這種輕戍江北的策略，同樣也将江淮戰場的側翼暴露給了敵人，會讓下遊承受更大的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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