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壺》徐鳳 著 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

  若要舉出與紫砂結緣深厚的當代作家，徐風，必是頭一個。從2005年至今，他持續書寫紫砂近20年，創作了關于紫砂的小說，也為兩位紫砂大師寫過傳記。今年，他又拿出了一部新著——《做壺》。

  《做壺》，名字着實樸素，卻蘊含着對紫砂書寫的一次突破。這突破不在“壺”，而在“做”。

  一

  談壺，古已有之。晚明時，紫砂壺從日用器具中超拔出來，作為風雅之物，進入文人生活。吳門紳士文震亨在他的“明代男人格調指南”《長物志》裡就說：“壺以砂者為上，蓋既不奪香，又無熱湯氣。”文震亨提及了一串紫砂壺的名字，供春、提梁、卧瓜、雙桃、八棱細花、青花白地，說它們哪些貴，哪些俗，哪些不雅，哪些古潔，哪些适用，哪些不可用。類似的文字，翻翻古籍，能尋出不少來。

  談及紫砂壺，文人往往舌燦蓮花，什麼“人間珠玉安足取，豈如陽羨溪頭一丸土”；但關于如何“做”壺，他們卻總是緘默不語。畢竟，占有物品可以标榜品位，使用物品能夠制造區隔，至于制作嘛，那是匠人的事兒。雕蟲之技，算不得高雅的人文知識，不值得細究，更無須記錄。

  倒也不必責怪古代文人勢力虛榮。他們隻談“壺”，不談“做”，不全因為“不屑”，也是因為“不能”。紫砂壺的制作，和中國古代的許多傳統技藝一樣，屬于一種難以言說的“隐性知識”。技藝是在長期實踐中積累起來的，包含着無數細小的日常行動，與掌握它的匠人不可分離。它的延續靠的是師徒相授、父子秘傳，很難用語言、文字、圖表、符号來表述。如此一來，技藝愈是高超，就顯得愈加神秘，比如庖丁解牛、扁鵲治病、幹将莫邪鑄劍、魯班造木鸢，皆有傳奇色彩。然而，神秘也意味着封閉，它或許對創作故事有利，卻無益于技術的積累、轉移、傳遞。

  懂得了古代文人的不屑與不能，便能明白徐風《做壺》的突破與創新。他用清晰曉暢的文字複原了紫砂古法制壺的技藝：他細細介紹了十幾種工具，泥凳、明針、線石、竹篦隻、木雞蛋、獨個、木轉盤、搭子、虛砣、矩車；從容地講述着制壺的流程，打泥片、打身筒、一捺底、擀身筒、做壺蓋壺頸壺鈕、搓嘴、打印章，等等。隐藏的線索被一一揭露，微妙的細節被一個個展示。讀了《做壺》之後，我覺得自個兒看待案上那把石瓢壺的眼光都變得溫柔起來。之前隻當它是個喝茶的器具，是徐風的文字帶我追溯了它形成的軌迹，叫我看見了這安靜物件中凝聚着的人的豐富行動，和一種“為了把事情做好而把事情做好”的精神。徐風說，他寫這本書是想“讓不懂壺的人能看懂做壺的奧秘，并且生出許多意趣和懷想；讓懂壺的人讀後也覺得受用，從中獲得他們之前沒有的視野和認知。”這份野心不小，難度也不小。他坦言“很多生澀的術語、行話，做壺過程中那些隻可意會不能言傳的手勢、做法，成型的方言表述，等等，常常讓我在寫作中舉步維艱”。是的，駕馭文字的高手，更加深谙文字的局限。無論多麼精微的語言，都有難以抵達的地方。徐風是幸運的，他有一位合作者——制壺行家葛陶中先生。他們倆，一個不厭其煩地演示、講解，一個竭盡全力地追慕、記述；一個要想着如何把技藝從自個兒身上傳遞出去，一個要思考怎樣把默會的知識搬挪到書本上；一個是用紫砂泥做壺，一個是用文字做壺。因此，《做壺》是一本充滿力量的書。它消散了制作紫砂壺的神秘光暈，打破了古老技藝的封閉性。它使得“古法制壺”進入了可以分享的知識網絡，這對社會、對技藝，皆有益。

  《做壺》的這個“做”字，體現出對雙手的最大敬意。人們有時會把手和腦對立起來，膜拜知識，輕視勞作。美國公共知識分子桑内特在《匠人》一書反思了現代文化的這一弊病，提出“制作就是思考”。《做壺》為這一觀點提供了生動的例證。制壺的過程中，紫砂藝人要面對各種挑戰，小到如何對付泥料，怎樣提升壺嘴的精氣神，大到如何面對傳統，要不要創新，怎樣創新。他們必須見招拆招，拿出自己的方案來，每一步都要思考，每一步都得決斷。書中收錄了許多葛陶中做壺的照片，幾乎每張照片中都會出現他的雙手。将這些圖片浏覽一遍，會看到一塊泥巴如何在這雙巧手的擺布下，層層推展，最終成為一把形神兼備的紫砂壺。圖片展現的創造過程，甯靜、單純，卻有一種動人心魄的魅力。那雙手，拿捏着泥巴，卻與玲珑的心思、缜密的頭腦相連相通。

  二

  我喜歡“做壺”這個書名，它雖素樸，卻有股子勃勃的勁兒。做壺、做事、做人，關鍵都在這一“做”字。徐風将“做”字背後的道理娓娓道來。比如等待，“如果給一塊砂土賦予靈性，它會知道這是成大事之前的必然功課，它是等得起的”；還有順應，“‘征服’是一個生硬的詞，做壺的詞典裡，應該屏蔽它。順應，就是延伸、發揮、利用逆性的長處”；至于速度，“片面追求快，壺上就會有火氣、暴氣、戾氣”；還有精神狀态，“一張泥凳，就是壺手的精神狀态。幹淨、利落、井井有條。看一個藝人壺做得好壞，瞄一眼他的泥凳就知道了”。《做壺》裡有不少這樣恰到好處的領悟與生發。做壺與做事，乃至做人，本質并無不同。任何技藝，終究是打磨人生；精進匠藝的同時，也在淬煉着靈魂。

  《做壺》裡有一份可貴的自覺與擔當。徐風說，他之所以決心寫一部“古法制壺”的書，是憂心古法會随着藝人的離開而消泯于時光中，自己作為一個“知情者、寫作者”，若不詳盡地記錄、傳承，“本身就是一種遺憾甚至罪過”。可是，徐風并不是古法亦步亦趨的“搬運工”，而是将自己對紫砂藝術的心得與洞見融入關于做壺的講述中。傳統本就不是什麼純然客觀的存在，它的意義有賴于後人的理解與體悟。認識和體悟到達哪裡，傳統的價值才能抵達那裡。徐風用他的思考和文字，激活了傳統，讓今天的讀者可以從這一古老技藝中獲得啟發、滋養。憑這一點，我當向他斂衽緻意。（作者：李曉愚，系南京大學新聞傳播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責任編輯:李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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