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常所知，我國曆史上有兩家（座）墨妙亭，其一在浙江湖州，始建于北宋熙甯五年（1072），為黃庭堅嶽丈孫覺（字莘老，1028-1090）所建。好古博雅的孫覺上任湖州知州後，多方搜集先賢漢唐碑刻等遺存，并建造亭閣加以收藏保護，這就是最早的湖州墨妙亭。時任杭州通判的蘇轼曾為此作《墨妙亭記》，并賦詩《孫莘老求墨妙亭詩》，《墨妙亭記》已成千古傳誦的名篇。

其二在江蘇太倉，為元代太倉名士兼書法家顧信（字善夫，1279-1353）所建。顧信為南北朝時期大學者顧野王（519-581）的後裔，曾任昆山州州務副使、浙江軍器局提舉等職，與大書法家趙孟頫交好，并從其學書，兩人亦師亦友。據傳顧信辭官歸故裡時，趙孟頫特為其書《歸去來辭》和《送李願歸盤谷序》相贈。顧信奉為至寶，歸鄉後即勒石以志，并建墨妙亭珍藏之。當然亭中還藏有其他諸多法書墨寶。

以上兩家墨妙亭後均遭損毀，遺迹無存，今存者乃為後世重建，尤其是太倉墨妙亭為上世紀八十年代所新建。

其實還有一家墨妙亭往往被忽視，即清代江蘇長洲（今蘇州）大收藏家顧沅（1799-1851）所建之墨妙亭。顧沅字澧蘭，号湘舟，又稱滄浪漁父，自幼聰穎好學，但不以仕途為志業，官至教谕，叙布政使。生平喜讀書和收藏，其自家園林“辟疆小築”中建有藏書豐富的“藝海樓”，另有“吉金樂石之齋”、“賜硯堂”、“古泉精舍”、“秘香閣”等，所藏古籍善本、金石書畫等聞名江南。後又入手衆多名賢畫像和明清名家墨迹，特築“墨妙亭”以藏之。顧沅死後，因太平天國戰亂，顧氏家境日落，宏富的藏品也散出殆盡，藏書多為丁日昌所得，金石書畫則四處散佚，園内各種樓閣名存實亡，最後甚至連遺迹也蕩然無存。因此，顧氏墨妙亭今已鮮為人知。

多少有些令人意外的是，顧沅逝去數十年後，其墨妙亭中的遺物竟飄洋過海，到了日本。這件遺物即數十家墨迹荟萃《先朝寶翰》（又稱《名人墨妙》），堪稱顧氏墨妙亭中的鎮亭之寶。從結論上講，這一墨寶是由避難京都的羅振玉攜出國門并轉讓出去的，現藏京都國立博物館。

林則徐為顧沅所藏《先朝寶翰》題字

辛亥革命爆發後，于學部任職的羅振玉預感命運未蔔，思量避難之際，巧遇大谷光瑞委派駐京本願寺僧前來勸說其避難日本，加上京都大學内藤湖南、狩野直喜等友人也都來函力勸，遂決定去國東渡。當然還有一個不可忽視的因素，即在此之前，應内藤湖南等人懇請，羅振玉曾出借300件自藏書畫運往京都展出，如果借此機會就地售出，即可解決東渡日本的經費問題。1911年11月底，羅振玉攜王國維及女婿劉大紳三家人，由天津乘船至神戶，然後入京都暫居，由此開啟了羅氏長達8年之久的異國寄寓時代。同時也成就了羅氏在甲骨文字、漢晉木簡、敦煌文卷等領域的卓越業績，尤其是領先于世界的以甲骨考古為主的“羅王之學”。

因在京都購地造房和生活、出版所需，形同寓公的羅振玉不得不出手大量自身藏品，尤其是書畫碑帖等文物，《先朝寶翰》即其抵京都後不久出手的書迹墨寶之一。

這件墨寶為廣島富豪久野元吉所得。久野元吉（1875-？）号錦浦，又别署“黃裳簃”，出生于廣島縣三原町一士族家庭。在羅振玉、王國維寄寓京都期間，久野元吉曾任西備銀行總經理，為當地工商界著名人士。

《先朝寶翰》為明代及清初近五十家名人書牍墨迹之集成，其中包括明太祖、宣宗皇帝，以及宋濂、宋克、詹希元、張三豐、沈粲、沈度、楊士奇、周鼎、楊榮、楊溥、李東陽、文徵明、祝允明、沈周、吳寬、方鵬、顧炎武、吳偉業、黃宗羲、黃宗炎、冐襄、宮偉镠、傅山、龔賢、王原祁、王時敏、王翚、王鑒、吳曆、恽壽平、毛奇齡、姜實節、周亮工等書畫家或官宦文人，因祝允明、王時敏、毛奇齡等人墨迹為兩件或兩件以上，故墨寶總計56件，原裝為一帖，後改裝成三卷。卷首有林則徐“名人墨妙”、何紹基“墨妙亭圖”之題字，并配有黃均于道光十八年（1838年）所繪《墨妙亭圖》，生動再現了當時顧沅府邸墨妙亭這一真實景觀。

黃均畫《墨妙亭圖》、何紹基題《墨妙亭圖》

卷末有李兆洛跋文，以及李佐賢、齊學裘、徐渭仁、馮桂芬等人的同觀記，最後為羅振玉題跋。羅氏跋稱，此墨寶本為蘇州收藏家顧湘舟藝海樓之舊物，因其先後收集到明代名人肖像和書迹數百件，故特地于府邸建“墨妙亭”儲藏之。後顧氏收藏的書籍、字畫等不幸罹災散失，惟書迹偶存人間，部分流入吳雲之手。吳氏死後，羅振玉從其遺族手中購得諸多書畫，《先朝寶翰》即其中之一。此卷後随羅氏一同渡海至日本，不久即落入久野元吉之手。由此可知這一墨寶流入日本的軌迹。

久野元吉得手後亦仿效顧沅，将墨寶收藏處命名為“墨妙亭”，并請王國維作《墨妙亭記》以記之（見王國維《觀堂集林》卷二十三。另外，該《墨妙亭記》手稿曾出現在西泠印社2018年秋季拍賣會）。同時，羅振玉也特地為久野元吉刻制“黃裳簃”印（邊款“錦浦先生是正，叔言仿漢”）相贈。

王國維書《墨妙亭記》手稿（西泠印社2018年秋季拍賣會圖錄）

《先朝寶翰》所收墨迹中，繼明太祖和宣宗皇帝之後，排在第一的是宋濂楷書《送錢君允一還天台詩并序》，字體端莊沉穩，筆法精妙。接着是宋克書錄李白詩《行路難》（前兩首），最後以“克”字落款，钤“宋仲溫”和“宋克私印”兩方白文印，通篇字體端正優雅，凸現明初正統派書風。除宋克之外，還有“三宋二沈”（宋克、宋遂、宋廣、沈度、沈粲）中的“二沈”書迹，尤其是沈粲書錄《梁武帝草書狀》長卷（計30行），章草體書法十分精妙。

《先朝寶翰》内沈粲書、《先朝寶翰》内宋克書

元末明初道士張三豐是位極具傳奇色彩的人物，有關其生卒、事迹等亦是衆說紛纭，難定真僞。其傳世墨迹極為罕見，《先朝寶翰》中收錄其行書墨迹：“囊中九轉丹成，掌内千年桃熟。蓬萊昨夜醉如泥，白雲橫向山中宿。”款識為“三豐遯老醉筆也”。就字迹而言，筆法酣暢淋漓，潇灑勁逸。

《先朝寶翰》内張三豐書

楊士奇、楊榮、楊溥為有明一代功勳卓著的重臣，号稱明代“三楊”，又因居地所處，分别被冠以“西楊”（江西）、“東楊”（福建）和“南楊”（湖北）之稱。三人墨迹聚為一體實屬難得，而《先朝寶翰》就收錄了三人手迹，分别是楊士奇《與靜學齋手劄》、楊溥《五古詩》和楊榮《送張宗海歸鄉并引》。藉此可以窺知楊榮等人行楷俱法趙孟頫之複古書風。

《先朝寶翰》内楊榮書

作為明代重臣之一的李東陽在文壇、書壇也都頗具影響。《先朝寶翰》收錄的是其楷書《聯句四首》。從題識可知，為其與朱中孚、楊應甯等幾位友人酬應之作。書迹筆力遒勁，風格清潤潇灑。

沈周是吳門畫派的開創者，也是元明以來文人畫領域承前啟後的書畫大家。《先朝寶翰》收錄其《贈姚丞》書劄，即七言律詩二首，其一是與姚丞《讀遺诏》詩的唱和之作，其二是為知己周鼎（号桐村）所作的挽詩：“周桐村發引，病弗能祖，遙挽一首：藥物兼旬兀病身，挽輀獨後北邙塵。江湖隔眼燈前淚，生死通心夢裡人。古誼高懷留健羨，遒文細字憶精神。他時容展孤墳拜，風雨桐村宿草春。”書劄最後題“老友沈周再拜”。從書劄墨迹來看，沈周行書明顯吸收了黃庭堅等宋代名家書法特長，而又不失獨自風格，筆力遒勁，自然秀逸。該書劄雖未署日期，但從周鼎（1401-1487）生卒年可知，當在1487年，沈周滿60歲時，當時正在病中，以不能前去參加好友周鼎葬禮而痛心不已。《先朝寶翰》中也有一件周鼎書迹，名為《贈秀水令尹文旆詩》，行書潇灑飄逸。

《先朝寶翰》内沈周書

除沈周之外，《先朝寶翰》還收錄了其學生輩文徵明、祝允明等人的手劄墨迹。文徵明書迹是贈元洲禮部《南樓詩》，為其擅長的行書體七言律詩。祝允明則是《與梅南書》和《與禹平書》兩通書劄。另外，收錄的吳寬及其侄吳奕的手劄對了解和研究“吳門書派”書風及其傳承也具有一定參考價值。

《先朝寶翰》中收錄的不獨是書畫家墨迹，且有一些著名學者的手書，其中，作為一代宗師的黃宗羲、顧炎武、傅山等學者即其代表。他們的手書墨迹其價值不僅僅限于書學和書法，而且還在于學術思想。黃宗羲書迹是《贈簮雷詩》，行書體五言絕句。詩曰：“吾處萬山中，瀑布挂窗戶。布算青松間，铿然嘗夜午。娛耳有天樂，侍側唯雕虎。不嫌景過清，所得豈訓诂。讀書五十年，橫身牛角苦。山居讀書樂，此言不敢吐。乃知才分殊，相去甯百武。贈簮雷道兄。”落款為“姚江八十翁黃宗羲”，钤“黃宗羲印”（白文）。可知為其年八十之作，其晚年山居讀書之情景和心境躍然紙上。《先朝寶翰》中，還有其弟黃宗炎手劄墨迹，為書于“丁巳仲秋”（康熙十六年，1677）的《贈子啟詩》。

《先朝寶翰》内黃宗羲書

《先朝寶翰》中，顧炎武書迹題名為《亭林先生緻稼堂劄》，同時還收錄了顧炎武繼嗣祖父顧紹芾兩通書劄。顧炎武成為一代大學者和思想家，與顧紹芾的悉心培養和引導分不開，其祖孫二人墨迹聚為一體，使人能夠一同觀賞，亦可謂快事。

傅山傳世墨迹多為草書或行草書，少有行楷。而《先朝寶翰》收錄的正是其行書五言排律，曰：“夕炤明山館，冰心抱水湄。花神夭措弄，腐貨肯成褫。睡覺千愁擾，皈依一念癡。團瓢尼也得，托缽佛當知。撫此韶華日，還非破衲時。畫眉教姊妹，臨鏡暗參差。地步留微别，風流不久離。字曾零碎識，書許斷連窺。好運三年盼，情人旦暮期。了心無後悔，把滑為渠私。蛱蜨俱飛過，鴛鴦獨立池。今宵同被錦，明日誓披缁。”最後款識為“吾玉說孤庵行迳，代有此豔體”。钤“傅山之印”（白文）。吾玉，即山西省甯鄉名士王珸，吾玉為其字，入清後隐居柏窊山，精通醫理道術，傅山曾多次前去造訪，并與其交遊或詩文唱和。傅山詩文集《霜紅龛集》中，有《乙卯中秋同王珸、王璟、胡庭、兒眉、孫連蘇遊甯鄉柏窊》《連日與離石王吾玉汎論無題八首書示連蘇》《吾玉說孤庵行徑代有此豔體》《贈西席甯鄉王吾玉紅友孤庵聽吾玉說若人再排斯怨二十六韻》等詩。《先朝寶翰》中的這一墨迹正是其中《吾玉說孤庵行徑代有此豔體》排律，隻是個别文字稍有差異。“吾玉說孤庵行迳”中的孤庵，則是王吾玉“紅友”，名為閻雪梅的名妓。傅山排律自注雲：“孤庵，臨縣名妓，閻雪梅字也。初欲披剃為尼，不克，後力蕲從良，事珸不三年，珸殁，自經以殉。嘗見先生手帖一紙雲，近聞孤庵死事，雅為太息者累日，僑人五言長律二首，尚恨知此人不盡。又歎以彼聰慧志趣，生得其地，視古名媛烈女奚異？”由此可知，這一排律是傅山代友人王珸為殉節的孤庵而作。從字迹來看，字體參差，不拘一格，正體現了其自然率真的性格。

《先朝寶翰》内傅山書

另外，明末清初影響較大的詩人吳偉業、宮偉镠，以及有“明末四公子”之稱的異色文人書畫家冐襄、詩書畫皆精的周亮工等人的書劄也均有收錄。

有“四王吳恽”之稱的王時敏、王鑒、王翚、王原祁、吳曆、恽壽平六位清初畫家，又稱“清六家”，他們承繼了“元四家”和明代董其昌以來的文人畫風，被看作是清代正統畫派，在繪畫史上占據重要地位，其影響深遠。《先朝寶翰》收錄了六人的書劄墨迹，其中王時敏書劄三通，其他人各一通，由此可大體領略六大畫家的書法風格。除“四王吳恽”之外，還有龔賢、姜實節、宋曹等書畫家的書劄。

顧沅入手的《先朝寶翰》上有豐坊、項元汴、朱之赤、陸時化、缪曰藻等名家收藏印，顧氏入手後又钤有“藝海樓收藏經籍書畫金石記”（朱文）、“藝海樓所藏印”（朱文）、“顧沅所藏”（白文）、“顧沅私印”（白文）、“長洲顧沅湘舟審定”（朱文）、“湘舟心賞”（朱文）、“湘舟所藏”（朱文）、“湘舟”（朱文）等鑒藏印，轉歸吳雲後，又有吳雲“歸安吳氏二百蘭亭齋鑒藏圖書”（朱文）等收藏印，可謂傳承有序的名迹。

《先朝寶翰》無論是在收藏還是在學術層面，都有很高的價值，尤其是對書法演變、學術史研究具有重要意義。這一點李兆洛在跋文中也曾提及，“湘舟顧君集有明一代之書牍墨迹合為冊，通三百年，凡五百輩，上自帝王卿相，下逮幽人逸士，聲名赫奕者，藉以想見豐采；傳流寥落者，藉以表見姓名。不務鑒賞之能，但加甄錄；不加甲乙之品，自得風流。豈惟朽骨盡蒙榮造，亦使僦目皆得發矇。一朝風氣之所趨，與其随時變轉之迹，征而求之，風會大概可見焉。夫《法書要錄》《金薤琳琅》《書畫舫》之類，收儲非不富也，而徒辨字畫之工拙，計傳流之遠近，則猶是骨董伎倆耳。何如此搜葺一代，得其通變之理，以為翰苑上下古今之助哉？”

不過，後來久野元吉又介博文堂将此墨寶轉售給上野理一(1848-1919)，時間約在1916年初。内藤湖南同年1月19日緻上野氏書簡提到，“據博文堂言，君欲購墨妙亭舊藏明清名人書冊。該帖為小生所見同類品中最精良者。其書法之妙，及作為曆史參考品之價值，均遠在犬養氏舊藏明賢尺牍之上。特别是明太祖、宣宗名臣三楊之墨迹、宋景濂小楷書（是殊妙絕）、三豐道人書、顧炎武、黃宗羲二大學者及四王吳恽之書（其中黃氏書此外殆不可見、吳曆緻王石谷尺牍實知其為天主教徒之确證，堪稱最珍者）等自不待言。即便是極普通之祝枝山、文徵明、沈石田書，亦遠比他處所見者優，特于祝枝山尺牍，可稱所有祝書中第一。祈購下。将來作為各方面之參考，小生亦可大得裨益。”并同封附有對部分書家或舊藏者之說明（内藤湖南1916年1月9日緻上野理一氏書簡，《内藤湖南全集》第十四卷）。函中“犬養氏舊藏明賢尺牍”，是指犬養毅于1913年遊上海時購回的明代名人書劄，後精選出數十件，以《明賢尺牍》之名影印出版，羅振玉特為此題“明賢尺牍”四大字。另外，從這封私信，我們也不難想像，當時在如同顧問的内藤湖南指導下，上野理一是如何不斷從羅振玉處獲得其藏品，并逐漸形成其獨特的“上野有竹齋中國書畫收藏”（簡稱“上野特藏”，可參見京都國立博物館編《上野有竹齋蒐集中國書畫圖錄》）的。上野理一死後，經由其嗣子上野精一之手，該“上野特藏”中的豐富藏品捐贈給了京都國立博物館。因此，其中的《先朝寶翰》也一直藏于該館。

朝日新聞社社長兼收藏家上野理一

寄寓京都期間，羅振玉與王國維除互相勉勵或合作，在諸多學術領域取得驚人業績之外，還在金石書畫鑒賞和傳播方面也做了不少工作（當然，出售金石書畫本身，不禁令人扼腕）。就《先朝寶翰》輾轉流入日本藏家之手來看，二人通力合作，或撰文（王撰《墨妙亭記》），或刻印（羅刻“黃裳簃”印），猶如上演學術式雙簧，配合默契，相得益彰。如此，不僅給書畫本身增添了附加價值，而且也對“傳古”志業不無補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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