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般人的印象中，孔子被分裂成兩個形象。

第一種認為孔子是個非常迂腐不懂變通的人。孔子秉持“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人生信念，不管前路有多麼艱辛，未來看不到希望，孔子還是毅然前行。

他去齊國，夢想在齊國從政做出一番恢複周禮的大事業，差點被人陷害，趕緊跑回魯國。在将近知天命之年又在魯國從政，結果很不如意，隻能帶着弟子們周遊列國，希望遊說諸侯成就理想。晚年孔子依然不肯退休，孜孜不倦地從事文化研究和教育傳播工作，一生可謂是凄凄惶惶非常緊張。當時很多隐士都諷刺他，甚至弟子們也不理解，但孔子依然堅持自己的理想，頭也不回地往南牆撞。

第二種認為孔子是個滑頭主義者。因為他說過自己是“無可無不可”的人，可以這樣做，也可以那樣做，沒有非要固守不能改變的事情。孔子在處事方法上主張的“中庸之道”，更是被很多人認為是極其庸俗的和稀泥、牆頭草，教人混社會的學說，而孔子更是成了老滑頭。

事實上，這是對孔子莫大的誤解。孔子不是個迂腐的老頭，更不是個庸俗的滑頭，用孟子的話說，他是“聖之時者”，是聖人中最懂得與時俱進、最善于通權達變的人，是聖人的集大成者。

孔子既不迂腐，也不滑頭。他是真正踐行了儒家“中庸之道”價值觀和方法論的哲學家。

通俗地說，“中庸之道”其實就是守住中道的平衡點，不左不右不偏不倚，按照現實主義的原則，合适才最好。我們做人做事要随着時代和環境的變化，不斷調整自己的做法，保持動态平衡。這種人生方法論被儒家認為是“極高明而道中庸”極為崇高的境界。

讓我們來看孔子是在什麼樣情況下，說“無可無不可”的。

《論語微子》：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

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

謂：“虞仲、夷逸，隐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我則異于是，無可無不可。”

孔子說：“伯夷與叔齊是屬于志節不受委屈，人格不受侮辱的人！”又說：“柳下惠與少連，志節受委屈，人格受侮辱，可是言語合乎規矩，行為經過考慮！”又說：“虞仲與夷逸，隐居起來放言高論，人格表現廉潔，被廢合乎權宜。我與這些人都不同，沒有一定要怎麼做，也沒有一定不要怎麼做。”

對于是仕與隐，孔子并沒有一個極端的觀點，一定要像伯夷叔齊那樣堅決隐居，也沒有像柳下惠那樣曆經三次被貶還是在朝廷做官。孔子說“無可無不可”，隻要合乎“仁與義”，在合适的時機做該做的事，而不是頑固僵化不知變通。

那麼出仕途與隐退的時機是什麼呢？

孔子說 “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隐”。意思是倘若國家能為天下百姓謀福利，那就應該出來做官幫扶正義；如果國家混亂黑暗以權謀私,那就應該辭官歸隐，而不是助纣為虐或屍位素餐。

可見，在孔子看來，做事的标準要根據實際情況來定，對一件事沒有絕對的定論，關鍵要“合道”,也就是合情、合理、合義。

正直是君子之德，是孔子非常推崇的品德，但正直過了頭就變成了固執。孔子有個弟子叫微生高，是個非常正直固執的人。鄰居向他借醋，他不說沒有，而是偷偷借别人的醋再借給鄰居。孔子說微生高正直得有點過分。微生高和一個姑娘談戀愛，約定在河邊的橋柱子下見面，結果姑娘沒來洪水來了，固執的微生高抱着柱子淹死了。在孔子看來，正直是美好的品質，但是過了頭就會有性命之憂。

勇是儒家推崇的品質，但孔子認為勇猛過了頭，也會有性命之憂。子路是黑社會古惑仔出身，做事非常勇猛，動不動就喜歡砍人。孔子很不喜歡子路的這種性格，經常勸他不要動不動就怒發沖冠，否則的話可能不得好死。最後子路真的在與敵人的戰鬥中被砍成肉醬。雖然做了烈士，但子路本可以不死。

儒家人倫的核心是孝，但孔子認為，孝過了頭有性命之憂。曾參是個出了名的大孝子，他和老爸在田裡鋤草，曾參一不小心把瓜藤鋤斷了。老爸就拿棍子狠揍曾參。曾參被打暈了，醒來後為了不讓老爸擔心，還忍着疼痛假裝開心地彈琴唱歌。

孔子聽說後要開除曾參。曾參很委屈，問孔子說老爸打我難道我要跑嗎？孔子說跑不跑要看你爸爸手裡棍子的粗細，細棍子就挨一頓揍算了，粗棍子你不跑還想被打死啊？此乃“大杖則走，小杖則受”。

這樣的孔子是個迂腐的老頭嗎？肯定不是！是圓滑的機會主義者嗎？顯然也不是。他是一個處理問題極為靈活的哲人。

孔子和弟子們周遊列國時，從陳國逃離路過蒲鄉，遇到一夥叛亂分子。弟子們和叛亂分子打得難解難分，于是大家就談判。叛亂分子說孔子和弟子如果不去衛國,就放他們走。孔子答應了。然而，孔子一出東門，就跟學生們說立即趕往衛國。子貢問，這樣我們不是違背了盟誓了嗎？孔子說，當時是好漢不吃眼前虧，再說了，要挾之下訂的盟約，神是不會認可的。

孔子的“知其不可而為之”，孔子的“無可無不可”，一方面表現出對人生理想和價值信念的堅守，另一方面，在實際處理問題時，又表現出高度的靈活性。這就是儒家的通權達變的思想。

通權達變不是毫無原則的牆頭草和稀泥，權不權變不變的标準是義。

孔子說，“君子之于天下也，無适也，無莫也，義之與比。”意思是，君子對于天下的事情，無可無不可，隻要是符合正義就行。

而孟子同樣說的很明白。孟子說過，“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唯義所在！”

假如一個人堅守誓言，說到一定要做到的話，那麼他一定會突破底線和原則，這樣的人就是小人，而真正的君子，說的話不是一定必須不講原則的去做到，行為不是一定不分原則的去執着追求結果！而是要看是否符合道義！

對孔子這種靈活的處事方法，孟子崇拜的猶如滔滔江水綿綿不絕。孟子說，“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孔子可以做官就去做官，不能做官幹脆休息。所以，孔子又被稱為“聖之時”,是識時務的與時俱進的聖人。

因此，孔子既不是迂腐的老頭，也不是庸俗的滑頭，而是一個進入了“極高明而道中庸”境界的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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