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趙輝）“在五千多年漫長文明發展史中，中國人民創造了璀璨奪目的中華文明，為人類文明進步事業作出了重大貢獻。西方很多人習慣于把中國看作西方現代化理論視野中的近現代民族國家，沒有從五千多年文明史的角度來看中國，這樣就難以真正理解中國的過去、現在、未來。要把中華文明起源研究同中華文明特質和形态等重大問題研究緊密結合起來，深入研究闡釋中華文明起源所昭示的中華民族共同體發展路向和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演進格局，研究闡釋中華文明講仁愛、重民本、守誠信、崇正義、尚和合、求大同的精神特質和發展形态，闡明中國道路的深厚文化底蘊”。

公元前771年，從公元前1047年周武王滅商建立周王朝到到幽王亡國， 延續275年共傳12王11代的西周王朝走到了盡頭。在周幽王身死的同年，申侯與魯孝公、許文公在西申國都擁立周幽王之子、太子姬宜臼登基，是為周平王。在平王繼位的同時，西周的另一位“畿内諸侯”虢公翰，擁立了幽王的弟弟王子餘臣為王。由于登基之地在“攜”，因此王子餘臣被後世史家稱為“周攜王”。周平王與周攜王，雙方展開了一場持續21年之久的正統之争，這就是東周初年史家忌諱莫深的“二王并立”時期。

于2008年7月入藏清華大學的竹簡《系年》，簡約記錄下這段隐秘曆史：周幽王取妻于西申，生平王，王或（又）取褒人之女，是褒姒，生伯盤。褒姒嬖于王，王與伯盤逐平王，平王走西申。幽王起師，回（圍)平王于西申，申人弗畀，曾人乃降西戎，以攻幽王，幽王及伯盤乃滅，周乃亡。邦君、諸正乃立幽王之弟餘臣于虢，是攜惠王。立廿又一年，晉文侯仇乃殺惠王于虢。周亡王九年，邦君諸侯焉始不朝于周，晉文侯乃逆平王于少鄂，立之于京師。三年，乃東徙，止于成周，晉人焉始啟于京師，鄭武公亦正東方之諸侯。

《竹書紀年》載：（幽王）十一年春正月，日暈。申人、鄫人及犬戎入宗周，弑王及鄭桓公。犬戎殺王子伯服，執褒姒以歸。申侯、魯侯、許男、鄭子立宜臼于申，虢公翰立王子餘臣于攜（是為攜王，二王并立）。

司馬遷在編撰《史記》時，或許已經對六百多年前的“二王并立”的曆史已經一無所知，或者是忌諱莫深，竟然對周平王與周攜王“二王并立”曆史隻字沒提，實在耐人尋味。其間被抹去了哪些重要曆史，讓二千多年前的司馬遷對此都一無所知？這段忌諱莫深曆史的隐藏，對中華民族曆史文化的探源，有什麼重要秘密？筆者将通過對《詩經》的解讀，還原出期間的隐秘曆史及其對今天中華文明探源工程與夏文化研究工程的重要影響。

筆者通過對《詩經•節南山之什》篇章的深入研究，得出一個曆史新結論：《詩經•節南山之什》的十篇作品，産生于西周王朝的宗周被犬戎所滅後，生活于西周王朝的東都成周城的貴族統治者，對當時家國情懷的傾述，對造成這種局面及國家未來的憂思。

周武王在伐纣滅商後，因周人地處西陲西土，為了實現對東南地區的有效控制管理，将廣大的南國納入西周王朝的疆域，周武王決定在商人控制東南地區的都邑“大邑商”經營為西周王朝的東都“成周”城。由此形成了西周王朝有效管理全國的宗周與成周兩座都邑京師。宗周豐鎬是周人的發迹之地、宗廟之地，是西周王公貴族的家鄉。為了統治管理廣大的東南地區，大量周原、宗周的王公貴族被派往遙遠的東都成周去管理統治東南地區。根據筆者的曆史研究成果，這個西周王朝的東都成周城，不是位于洛邑，而是位于今天淮河中遊北淝河四方湖畔的古城遺址。因此，整個西周王朝時期，周王與大量的周王公貴族不得不長期往返于宗周與成周四方湖古城之間，在家與國之間遊走，以維系家族的榮耀與國家的統治。家國情懷，由此成為西周王公貴族永遠的情思。

周公在周武王去世後，代替周成王管理經營成周四方湖古城，為“經營四方”湖古城，留下了《詩經•民勞》中的名句“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民亦勞止，汔可小休”“民亦勞止，汔可小息”“民亦勞止，汔可小愒”“民亦勞止，汔可小安”及“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惠此中國，以為民逑”、“惠此京師，以綏四國”、“惠此中國，俾民憂洩”、“惠此中國，國無有殘”等國策。以四方湖古城為曆史标志的“中國”與“四方”文化得到了發展與繁榮。在周宣王時期，《詩經》的采集者尹吉甫“王令甲政司成周四方責，至于南淮夷”，使得“成周四方”南淮夷地區的《詩經》文化得到了進一步發展，最終奠定了《詩經》的問世。

從出土的大量西周青銅器銘文中，我們可以看到，宗周與成周是周王公貴族的兩個主要活動地點，成周又是對淮夷軍事行動的中心，成周城位于淮夷的四方湖古城遺址可以說是一個闆上釘釘的曆史現實。大量西周王公貴族的主要統治管理工作地點，不是在宗周，而是在遙遠的淮夷成周四方湖古城，成周四方湖古城也因管理着廣大的東南地區，而成為物質豐富的繁榮城邑，為周原宗周提供源源不斷的物質财富。

當周幽王因王位繼承問題，而被申國聯合犬戎所殺，宗周被毀，西周王朝滅亡。在遙遠的東都成周四方湖古城管理着東南地區的王公貴族，何去何從，如何抉擇，成為他們時時刻刻要憂思的問題；家與國，何輕何重，以何為主，成為他們解不開的心結。因此，《詩經•節南山之什》中的十篇作品《節南山》《正月》《十月之交》《雨無正》《小旻》《小宛》《小弁》《巧言》《何人》《斯》《巷伯》問世了，表達了他們國破家亡的窘境，為國為民的胸襟，對統治者胡作非為的憤慨。

《正月》的“赫赫宗周，褒姒滅之”，《雨無正》“周宗既滅，靡所止戾”，明确記述了西周王朝滅亡的即成事實及滅亡的原因與導火索，說明了《詩經•節南山之什》篇章的産生時期為西周滅亡之後。對于此篇章的寫作作者及創作情景的研究，将成為破解西周王朝曆史的關鍵線索；對破解宗周滅亡後，“二王并立”的21年隐秘曆史，有着重要價值。

衆所周知，西周王朝實際是由兩個政治統治中心所組成，一為周王朝的發迹之地——宗周豐鎬，一為統治管理東南地區的東都成周。在宗周豐鎬都邑被犬戎所滅的時期，宗周與成周的雙都制，使得周王朝并沒有因為宗周的毀滅而導緻整個周王朝的覆滅。雖然周幽王被殺，宗周豐鎬被毀，但在東都成周的完整周王權統治管理體系任然健在，保證了以東都成周為都城對東南地區的統治管理任然有效，為周王朝延續的血脈。從“赫赫宗周，褒姒滅之”“周宗既滅，靡所止戾”的詩文中，我們可以明确地知道，毀滅的隻是宗周，而成周卻沒有受到絲毫傷及。

因此，通過對《詩經•節南山之什》十篇章詩文的深入研究，筆者可以得出一個明确的曆史結論：《詩經•節南山之什》十篇章的作者，當為生活于成周城有良知的、為國為民、講仁愛、重民本、守誠信、崇正義、尚和合、求大同精神的西周成周統治管理者，對當時發生的曆史變故，心有所感而創作表達家國情懷的詩篇。

如果要真實理解身居東都成周城的有良知的王公貴族的心境與無奈，就必須了解東都成周城的地理位置。雖然古往今來的曆史學者都大抵認為成周城在洛邑，但各種曆史信息表明并非如此。實際上，整個西周時期的東都成周城，位于為了有效統治東南地區的北淝河四方湖畔的古城遺址。成周城距離宗周豐鎬一千多公裡，路途遙遠，當宗周豐鎬城突然受到西戎的入侵時，在幾日内被攻克，周幽王被殺，宗周豐鎬城被搶掠。位于千裡之外的成周貴族與軍隊，當得知消息時，已經大勢已去，無能為力，眼睜睜地看着宗周的滅亡。身居成周城有良知的西周王公貴族，隻能發出“赫赫宗周，褒姒滅之”“周宗既滅，靡所止戾”的哀歎，表達對家國破敗的悲痛與現狀。對于這一曆史狀況，為了減少心理的苦痛，就留下了周幽王“烽火戲諸侯”的曆史典故，以掩蓋西周的王公貴族及分封諸侯營救不力的曆史責任，指責周幽王的荒淫禍國。筆者将通過對《詩經•節南山之什》十篇詩文内容的解讀，還原出西周與東周之交這段曆史的真相。

《節南山》的作者，可能為東都成周城一個中下層統治者的子女，“家父作誦，以究王訩。式訛爾心，以畜萬邦”，表述了作者的身份與寫作目的，希望能追究禍害周王的元兇，安定天下萬邦的局勢。“國既卒斬，何用不監”，國家已經敗亡如此，為什麼你們還這樣熟視無睹？“昊天不惠，降此大戾”蒼天為何不肯陽光普照，給人間降下如此大的災難？“憂心如酲，誰秉國成？”憂心如焚，誰能成為扭轉國勢的棟梁？“駕彼四牡，四牡項領。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騁”為了維系日出管理，我還有四處奔波；我看成周四方湖古城，何去何從，不知道将走向何方？全詩表達了作者對宗周滅亡後，周朝國運的擔憂與造成這種局面的憤慨。

《正月》的作者，是一個憂國憂民而又不見容于世的孤獨的士大夫知識分子，主人公具有政治遠見，也有能力。故統治階級當權者開始極表需要他（“彼求我則，如不我得”），但得到之後又不重用（“執我仇仇，亦不我力”）。他擔憂國家的前途，同情廣大人民的苦難遭遇，反而遭到小人的排擠和中傷（“憂心愈愈，是以有侮”）。表達了作者在“赫赫宗周，褒姒滅之”後，為匡扶周室鞠躬盡瘁的心境；對左右周王勢力集團反覆無常、擾亂天下的當權者，表示了極大的憤慨。他最終身心交瘁，積郁成疾（“癙憂以癢”）。這種境況的産生，與周平王東遷成周，依靠東都成周四方湖古城的原有士大夫管理東南地區，又被随周平王東遷的晉國、鄭國勢力所制約的現實情況有關。最終不得不放棄成周四方湖古城，将成周人全部遷往晉國與鄭國方便控制的洛邑。

《十月之交》描述的是西周王朝的宗周豐鎬城被犬戎滅亡時，對周室及天下人民造成的如同天崩地裂般的震動。“皇父孔聖，作都于向。擇三有事，亶侯多藏。不慭遺一老，俾守我王。擇有車馬，以居徂向”，在宗周豐鎬被毀後，周平王及宗周的貴族，不得不帶領全部宗周貴族與人民東遷東都成周四方湖古城，“不慭遺一老，俾守我王”正表達了這種長途跋涉遷徙的情況；“擇有車馬，以居徂向”人們依靠車馬，從宗周居住地往向國所在的成周四方湖古城出發，因為“皇父孔聖，作都于向”。

《雨無正》的作者，親身經曆西周的陷落和東周的建立，看到社會混亂的現實，既埋怨老天爺的“弗慮弗圖”和周平王的是非不分、善惡不辨，又埋怨那些“正大夫、三事大夫、邦君諸侯”自私自利、不勤王事并且嫉恨忠于國家、勤于王事的好人。作者隻有“鼠思泣血”，直陳時弊。今天的“降喪饑馑，斬伐四國”與周公經營成周四方湖古城時的“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惠此京師，以綏四國”時的情況完全相反。“周宗既滅，靡所止戾”，這些人禍害完宗周，又來禍害成周人們。

“謂爾遷于王都。曰予未有室家”“昔爾出居，誰從作爾室？”，其中所表述的重要曆史信息，将為我們破解周幽王被殺後的21年“二王并立”曆史，提供重要的曆史線索。《竹書紀年》“元年辛未，王東徙洛邑，錫文侯命。晉侯會衛侯、鄭伯、秦伯，以師從王入于成周”，周平王向東跋涉經過洛邑時，賜命晉文侯，命令晉文侯會同衛侯、鄭伯、秦伯，帶領各自軍隊随從周平王經過長途跋涉進入東都成周四方湖古城。做為管理東都成周城的原有士大夫，因為周平王與三公的到來而失去了原有的管理權力。因晉文侯與衛侯、鄭伯、秦伯等護送周平王有功而把持朝政，魚肉富裕的成周人民及東南地區人民。這些“三事大夫，莫肯夙夜。邦君諸侯，莫肯朝夕”，飛揚跋扈，禍亂四方人民，搜刮民脂民膏，還大言不慚地說“謂爾遷于王都，曰予未有室家”：我們護送周王遷移到王都成周四方湖古城，我們還沒有居住的房屋并養家糊口。對于這些冠冕堂皇的“三事大夫”“邦君諸侯”，我們這些管理成周的中下層士大夫隻有“鼠思泣血，無言不疾”，無能為力，看着他們禍國殃民。

《小旻》“旻天疾威，敷于下土。謀猶回遹，何日斯沮？謀臧不從，不臧覆用。我視謀猶，亦孔之邛。”，蒼天蒼天太暴虐，災難降臨我國界。朝廷策謀真邪僻，不知何時能止歇。善謀良策難聽從，歪門邪道反不絕。我看朝廷的謀劃，确是弊病太多些。充分表達了成周四方湖古城有良知的中下層士大夫對“三事大夫”“邦君諸侯”的憤怒。

《小宛》中的“惴惴小心，如臨于谷。戰戰兢兢，如履薄冰”，擔心害怕真警惕，就像身臨深谷旁。心驚膽戰太不安，如踩薄冰恐淪喪，表達了作者對“三事大夫”“邦君諸侯”禍國殃民所造成嚴重後果的擔憂。

在經過《巧言》《何人斯》《巷伯》所記述“三事大夫”“邦君諸侯”的一系列禍國殃民，危害成周四方湖古城的行為後，曾經繁華的成周四方湖古城，一片狼藉。做為西周王朝的統治管理東南地區的東都成周城，民心盡失，最終不得不在淮夷人民的不斷反抗下，以及晉國與鄭國争權奪利“挾天子以令諸侯”的需要，周平王不得不将四方湖古城的全體成周民衆，撤回到洛邑。成周四方湖古城的曆史也就此告别中國曆史舞台，成為中國曆史文化發展的未解之謎。

曾經活躍出現在西周青銅器中記載的“成周”，随着西周王朝的滅亡而消失，随着全體成周人的遷移而結束了在四方湖古城的曆史。當“成周”再次出現在曆史記載時，已經是兩百多年後的東周周敬王時期。周敬王為了重振周王室，效仿周成王經營成周城而建立“成康之治”的豐功偉績，而在洛邑新修成周城，使得成周城再次出現在曆史記載中，但已經是公元前509年的時候了。“昔成王合諸侯，城成周，以為東都，崇文德焉。今我欲徼福假靈于成王，修成周之城，俾戍人無勤，諸侯用甯，蝥賊遠屏，晉之力也。”由此可見，此成周已非彼成周，周敬王在洛邑新建的成周城已非西周時期的東都成周四方湖古城。否則，做為西周的東都，周平王遷居洛邑後，當延續成周的光輝曆史，以成周為東周的都城，而非以洛邑為都城。曾經風光無限的西周東都成周城，奠定西周王朝建立，為西周王朝提供源源不斷物質财富與文化财富的成周城，早已消失于曆史之中。即使周敬王在洛邑修建新的成周城，也沒能挽回周王室的頹勢，挽救周王室的最終滅亡。

中華文明講仁愛、重民本、守誠信、崇正義、尚和合、求大同的精神特質，從大禹治水在四方湖古城建立夏王朝起始，貫穿着以四方湖古城為都城的夏、商、周三代王朝統治的基礎，并在西周初年産生以四方湖古城為城市載體的“中國”概念。周公東征為實現與廣大東南地區氏族部落的和諧發展，制定的“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民亦勞止，汔可小休”“民亦勞止，汔可小息”“民亦勞止，汔可小愒”“民亦勞止，汔可小安”的重民本國策；周公繼承周武王的建國方針，将商奄四方湖古城經營為成周城，傳承夏商文化的優良特質，實現并發揚光大了“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惠此中國，以為民逑”、“惠此京師，以綏四國”、“惠此中國，俾民憂洩”、“惠此中國，國無有殘”的講仁愛、重民本、守誠信、崇正義、尚和合、求大同的中華民族精神特質。

因此，中華文明講仁愛、重民本、守誠信、崇正義、尚和合、求大同的精神特質，在“中國”四方湖古城經過夏商周三代的穩定發展最終形成，并以《詩經•節南山之什》詩篇為标志；“中國”四方湖古城深厚的曆史文化底蘊，是促成中國文化成熟，形成獨特中國道路的曆史文化源泉。（作者：趙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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