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來說，中原王朝的皇帝不會輕身涉險，但凡事皆有例外。

漢高祖七年（公元前200年）的白登山之圍、隋大業十一年(615年)雁門事變、明正統三年(1449年)土木堡之變，都是中原皇帝遭遊牧鐵騎圍困的事件，都對當時雙方的政權産生了重大影響。

這三次事件中，叙述漢高祖劉邦被匈奴困于白登山，明英宗朱祁鎮被瓦剌俘虜的文章連篇累牍。

而同為皇帝的隋炀帝楊廣，被東突厥始畢可汗困于雁門城（山西代縣）三十三天，堪堪喪命之事，卻少有人知。

這場爆發于大業十一年(615)八月的雁門之圍，是隋朝崩盤的催化劑，不過短短四年後，一度輝煌的大隋王朝二世而斬。

突厥汗國、北周、北齊、南陳的态勢圖

北周大定元年（581年）二月，時年九歲的周靜帝宇文闡，禅讓帝位于隋王楊堅。

楊堅改元“開皇”，大赦天下，隋朝正式登上曆史舞台。

在南北朝末期，中原範疇内是北周、北齊和南陳三家比劃，但北方的三國演義，卻是以突厥為主角的遊戲。

崛起于546年（西魏大統十二年）的突厥勢力，對北周、北齊形成了泰山壓頂之勢，中原兩國隻能憑借和親、納貢等政治手段，換取突厥的支持或保持中立。

隋朝定鼎的次年，突厥沙缽略可汗（阿史那·攝圖）便以是北周親戚（北周千金公主老公）為由，打着“伐隋複周”的旗号南下。

為此，楊堅不得不中斷了伐南陳的計劃，集中全部主力抵禦突厥汗國。

所幸在長孫晟“遠交近攻，離強合弱”的運作下，突厥内部的權鬥之争爆發，沙缽略可汗與阿波可汗間兵戎相見，好端端的突厥汗國一分為二，成了東西兩個互相殘殺的汗國。

由此，突厥勢力與隋朝的強弱關系逆轉。

三國演義變成了，東西突厥互毆，隋朝左右逢源的格局。

經20餘年的勵精圖治，休養生息，至隋炀帝楊廣時，隋朝已成東亞當仁不讓的霸主，史稱“東南皆至于海，西至且末，北至五原”，“人物殷阜，朝野歡娛，二十年間天下無事，區宇之内晏如也”。

但兩國關系從來就不是一成不變的，即便隋朝居于主導地位，但隋突關系依舊是暗流湧動。

東突厥系統的啟民可汗，在大業三年(607年)隋炀帝北巡榆林時，能親自為楊廣除雜草，并表示服飾也要“一同華夏”。

但這些舉動，不過是仰仗隋朝的支援，發展自身勢力，其吞并西突厥之心從未消除。

對于這點隋朝君臣也心知肚明，楊廣當面把啟民可汗好頓誇，但反手便“發丁男百餘萬築長城。西拒榆林，東至紫河，二旬而畢。”

同時，隋朝對東突厥摻沙子的謀劃，也從未停歇。

契丹叛亂襲擾營州（遼甯朝陽）時，楊廣命“啟民可汗發騎二萬”從軍。

要知道，“契丹本事突厥，情無猜忌”，但隋朝逼着突厥可汗表明态度，必有剪除羽翼之謀。

但畏懼隋朝的強勢，啟民可汗也無何奈何。

始畢可汗（啟民可汗之子）繼位後，東突厥實力漸強，兩個突厥呈現東強西弱的态勢。

為此，隋朝又謀劃将宗室女，嫁給始畢的弟弟叱吉設，拜為南面可汗，以分其勢。

隻是叱吉設懼于始畢之威沒有接受，但隋朝依舊設計殺了始畢的寵臣史蜀胡悉，兩國關系開始轉冷。

在西部戰略方向上，隋朝也以“離強合弱”之策，搞垮了吐谷渾，并招誘西域諸胡前來朝貢。

大業六年(610)，西突厥泥撅處羅可汗因拒絕，赴炀帝大鬥拔谷(今甘肅扁都口隘路)之約。

楊廣接受裴矩的建議，慫恿泥撅處羅可汗的叔叔射匮可汗，對侄子實施打擊。處羅兵敗，走投無路下投奔了隋朝，留居長安，娶了信義公主。

收了處羅可汗部衆後，射匮可汗勢力大彰，一統西突厥兩廂十姓部落，成了新的威脅。

此時，隋朝本應利用處羅可汗殘存的影響力，糾集西域鐵勒、高昌共同對付複興的西突厥。

但此時，隋炀帝的興趣點，已轉向東部的高句麗。

錯誤的将歸降的處羅可汗殘部，安置在會甯(甘肅靖遠縣)、樓煩郡(山西靜樂)附近。

要知道，西突厥阿波—處羅系統與沙缽略—啟民—始畢系統，是子一輩父一輩的血海深仇。

楊廣将西突厥部衆，安置于東突厥附近的措施，頓時引發東突厥的疑慮。

始畢可汗遂大量收納鐵勒、契丹、薛延陀部衆以壯其勢，楊廣對此也無可奈何。

隋突兩國變奏曲的核心，來自東方的高句麗。

大業四年(608年)隋炀帝北巡時，意外的在啟民可汗帳中，看到了高句麗使者。

這個頗不馴服的政權，不來隋朝入貢，反而跑到東突厥搞事兒，讓楊廣疑心頓起。

加之，高句麗使者沒有向啟民、處羅一樣屈膝于前。好大喜功的隋炀帝怒氣滿胸，開始有了東征的謀劃。

随後，他舉全國之力，于大業八年(612年)、九年(613年)、十年(614年)連續三次東征，均遭慘敗。

需要注意的是東征期間，東突厥始畢可汗并未兌現炀帝與啟民的共同出兵之約，從始至終未派一兵一卒助戰。

而西突厥處羅可汗部卻三戰皆往，甚至遠在西域的高昌王鞠伯雅和西域諸國使節都随征而去。

可惜高句麗之征以慘敗告終，不但楊廣“殺雞駭猴”之計未成，國内及周邊的政治環境也就此逆轉。

看透了隋朝“紙老虎”面目的高昌王鞠伯雅，雖早就迎娶了隋朝公主，但回國後馬上就向西突厥射匮可汗稱臣，并娶了突厥公主。

同時，早就被打跑了的吐谷渾王慕容·伏允，也趁機冒了出來，“複其故地，屢寇河右，郡縣不能禦”。

隋朝辛苦構建的“天下秩序”，經過高句麗的之戰的洗刷，已呈現瀕于崩盤之勢。

而實力此消彼長間，本就轉涼的隋與東突厥關系，更是雪上加霜。

寵臣被殺的始畢可汗，因隋朝軍事壓力的減弱，開始在北疆動作頻頻。

隋朝北方的叛亂勢力，如靈武的白榆妄、上谷人王須拔，賊帥魏刁兒都“北連突厥”，成了始畢可汗的小弟。

就在這種局面下，“雁門之圍”的先導事件——“汾陽宮之驚”爆發。

隋朝和東突厥的關系，徹底走向了破裂。

汾陽宮遺址

大業十一年(615年)六月，正承受着三征高句麗之恥的楊廣，突然赴汾陽宮（山西省甯武縣管涔山上）避暑。

關于這次奇怪“避暑”之行的原因，史家猜測紛紛，有認為當時已有“李氏當為天子”的谶語流傳。

楊廣于當年三月殺李渾、李敏等人，這次駕臨太原，可能是奔着另一個姓李的表兄弟而來。

演義小說則幹脆解釋為，“太原有王氣，楊廣過來壓一壓”。

這一壓，就壓出了事兒！

楊廣駐跸汾陽宮時，由于“宮城迫隘，百官士卒布散山谷間，結草為營而居之”，可見防禦級别相當之低。

可正當炀帝在山頂涼快之時，東突厥軍隊突然南下，突襲岚城鎮抄掠，将軍範安貴奉命讨擊，大敗而死，“百司震懼”。

之所以會“百司震懼”，可能有兩個原因：

其一、岚城鎮與汾陽宮相隔很近，危及皇帝人身安全；

其二、此為20年來，東突厥首次對隋的直接軍事行動。

但不管是哪一種，都意味着，原來俯首帖耳的突厥，已亮出爪牙，不再甘于臣服。

但很奇怪的是，楊廣經過“汾陽宮之驚”後，不但沒有南下，反而在拖了兩個月後，選擇了北上。

對于選擇繼續北上的目的，學者們存在不同的解讀。

有的學者認為，這是楊廣準備重新密切與突厥的關系，并勸說始畢可汗出兵，協助再征高句麗。

也有學者認為，楊廣準備親自領兵讨伐突厥，以消除北方最大的威脅。

楊廣心裡怎麼想的，我們無從得知，但從其遲滞汾陽宮兩月期間，未從各地調軍來看，禦駕親征的可能性較小。

他可能以為，憑“聖人可汗”的王霸之氣，虎軀一震，始畢就服了！

可始畢早就不把“聖人可汗”當盤菜了，他準備了一宴大餐，等着楊廣的虎軀一震再震。

大業十一年(615)八月初五，浩浩蕩蕩的皇胄車駕北巡。

八月初八，始畢可汗便親率南下，準備楊廣一個季度驚喜。

和親突厥的義成公主，急命使者報知，樓煩郡太守陰世師得到消息，上書勸禦駕轉回太原，但楊廣不聽。

八月十二日，突厥大軍已在眼前，楊廣慌忙馳入雁門城（山西代縣），隋炀帝次子齊王楊暕率後軍進駐崞縣（山西原平縣北）。

八月十三日，突厥大軍包圍雁門。

此時，雁門城内守軍隻有一萬七千人，糧食僅有二十天的存量。驚慌失措之下，隋軍被迫拆毀民房，用作防禦材料。

随後，突厥一面急攻雁門，一面剪除羽翼。不過數日間，便将雁門郡所屬41城中的39座攻陷，僅餘炀帝、齊王屯聚的雁門、崞縣未克。

在攻打雁門時，突厥軍隊的羽箭直接落在隋炀帝面前（“矢及禦前”），楊廣抱着小兒子楊杲，嚎啕大哭“目盡腫”。

好在此時，隋炀帝還沒到牆倒衆人推的地步，勤王诏谕發布後，附近郡縣各來援救。

甚至遠在江都（揚州）的王世充，都“盡發江都人，将往赴難”，還上書表示在軍中跑得很辛苦，“反首垢面，悲泣無度，曉夜不解甲，藉草而卧。”

這其中，坐鎮太原的李淵也不敢怠慢，畢竟是表兄弟，雖然姓李，還老冒“王氣”。

在他率領的兵馬中，有個年僅十六歲少年名叫李世民，“應募救援，隸屯衛将軍雲定興營”。

《舊唐書·太宗本紀》上，把李世民好頓表揚，好像起了決定性的作用。

可事後，楊廣犒賞受勳的1500人中，根本沒有他的名字。呂思勉先生對此評價為，“此唐人之飾說也。”

估計當時，李世民也就是吃瓜群衆，還是靠邊吃那種。

各地勤王大軍紛至沓來，尤其是東都王軍到達忻口(山西忻縣北)，始畢可汗感受到了壓力。

九月十五日，突厥鐵騎滾滾而去，曆時33天的雁門之圍，以炀帝無恙告終。

但十月初三，楊廣回到洛陽後，竟然以“國庫不足”為由，公然推翻了對将士親口允諾的賞格。

甚至，當大臣勸谏不應“失信于親衛将士”時，楊廣竟毫不顧忌地呵斥道：“你準備收好處費吧？！”（“公欲收物情邪!”）

更讓将士們憤慨的是，楊廣還違背了承諾的“停征遼東事”，當時宣布此言，城中将士歡聲雷動，更甚頒布賞格。

而現在，楊廣剛回洛陽，便命大臣商議再伐高句麗，就連禁軍戍衛都“言其詐衆”，直至朝野離心。

雁門之圍的後果，并不限于隋與突厥撕破臉皮。

還在于，讓所有心懷揣測的勢力，看清的隋朝的外強中幹。

次年(616年)正月的元旦大朝會，萬邦來朝的盛景已然不在，異邦朝貢使者都不來貢獻方物了。

而楊廣似乎也在此事的打擊下，雄心破碎，耗費人力在會稽(浙江紹興)大肆營建宮殿，準備避居江南。

當年七月初十，楊廣不顧大臣反對，乘龍舟離開洛陽前往江都（揚州），臨行前還題詩一首：

“我夢江南好，征遼亦偶然；但存顔色在，離别隻今年。”

似乎第二年還想回來，但到了大業十三(617)年，他已經回不來了。

北方反隋叛軍，薛舉、李軌、梁師都、劉武周、郭子和，先後搭上了東突厥，向其稱臣。

整個天下除劍南外，無道不有叛亂，楊廣也被禁軍勒死，一度輝煌的大隋朝二世而斬。

公允的說，隋朝之亡并非因于雁門事變，而是楊廣各種浩大工程及三征遼東，使帝國不堪重負。

但緊随三征遼東而來的雁門之圍，導緻“聖人可汗”楊廣顔面掃地，廣有四海的統治合法性動搖。

而炀帝在經此一劫後，性格從極端狂妄、目空一切，急轉為逃避現實、偏安苟且。

正是這些轉變，才讓雁門事件成了隋朝崩潰的“催化劑”。

《隋大業十一年雁門事變》_袁剛；

《雁門之圍與隋末唐初形勢》_王援朝；

《隋炀帝雁門之圍解除真相》_崔明德；

《大業十一年(615)“雁門事變”探微》_朱振宏；

《“雁門事變”及其相關問題論述》_陸慶夫，許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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