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不僅是一個地理概念，也是一個文化概念。對中國佛教文化來說，江南堪稱發祥地。梁啟超認為，“向來史家為漢明求法所束縛，總以佛教先盛于北，謂自康僧會入吳，乃為江南有佛教之始。但舉要言之，則佛教之來非由陸路而由海，其最初根據地不在京洛而在江淮”。此外，江南地區誕生了一系列重要的佛教宗派，如天台宗、南禅、華嚴宗等。因此，從佛教的發展史看，江南佛教地位顯赫。而江南佛教的形成，與江南的地理環境、政治環境、文化以及學術等因素有關。

地理環境特殊

在佛教徒眼中，江南是美和詩意的象征。例如，慧遠認為自然山水是真如、法性、本無、性空本體的體現者，是美的化身。正因如此，他選中廬山勝景建東林寺，“遠創造精舍，洞盡山美，卻負香爐之峰，傍帶瀑布之壑。仍石疊基，即松栽構，清泉環階，白雲滿室。複于寺内别置禅林，森樹煙凝，石徑苔合，凡在瞻履，皆神清而氣肅焉。”再如，晉代僧人于法蘭，“性好山泉，多處岩壑”，“後聞江東山水剡縣稱奇，乃徐步東瓯，遠矚嶀嵊，居于石城山足”。可以說，正是江南秀美的自然山水，為佛教徒提供了理想的栖息和研修佛學之地。

再者，遠古的江南，特别是吳越地區，沼澤密布，風雨多，水患多，蟲蛇出沒頻繁，吳越先民對不能克服、不能解釋的自然現象懷有恐懼和神秘的情緒，于文化上就形成了敬事鬼神的風俗。關于這一點，曆史典籍多有記載，如“會稽俗多淫祀，好蔔筮，民一以牛祭，巫祝賦斂受謝，民畏其口，懼被祟，不敢拒絕，是财盡于鬼神，産匮于祭祀。”（應劭《風俗通義》）“江南之俗，火耕水耨，食魚與稻……其俗信鬼神，好淫祀。”（《隋書·地理志下》）“吳越之境，其人好劍，輕死易生。火耕水耨，人食魚稻，無千金之家。好巫鬼，重淫祀。”（李昉《太平禦覽》）這種敬事鬼神的風俗易生成宗教心理，為佛教文化的傳入提供了極好的土壤。

政治環境相對穩定

東漢初，佛教傳入中原，隻在北方大地緩慢傳播發展。但到了東漢末年，北方社會動蕩不安，戰事頻仍，而江南區域則相對安定。因此，為避戰亂，大批佛教信徒和僧人也随着北方移民移居江南。據《高僧傳》卷一《漢洛陽安清傳》記載：“安清，字世高……遊化中國，宣經事畢，值靈帝之末，關洛擾亂，乃振錫江南。”又據《出三藏記集》卷七所載支憨度《合首楞嚴經記》記載：（支謙）“以漢末沸亂，南渡奔吳。從黃武至建興中所出諸經，凡數十卷，自有别傳記錄。”除了北方僧人，江南的穩定、富足和秀麗，同樣吸引了其他地方的僧侶。幾乎與支謙同時，康僧會也從交趾到建業設像行道。各地僧侶到了江南之後，積極投身到譯經和傳教活動之中。支謙翻譯了大量經卷，如《大明度無極經》《維摩經》《大般泥洹經》《瑞應本起經》《微密持經》等約30部，其譯“辭旨文雅，曲得聖義”，得以“遍行于世”。支謙“主明本，故重智慧（般若）”，既對江南佛教重視義理的特征影響深遠，也對江南佛教諸宗的形成影響深刻。誠如梁啟超所言：“江南佛教教理的開展，以優婆塞支謙為首功。”康僧會到吳地後，譯有《六度集經》《吳品》等，他的譯作帶有濃厚的儒家色彩，并摻雜入“天人感應”思想，這對佛教在江南的傳播以及佛教本土化貢獻卓著。此外，康僧會重禅法，對江南禅學的形成影響深遠。總之，各地僧侶至江南，通過翻譯佛教經卷和傳播教義，極大地推動了佛教在江南區域的興盛。至唐朝安史之亂之後，因為江南的政治穩定和經濟富庶，“宗教文化也随之傾斜，江南成了佛教最興盛的地區”。

除了政治穩定，江南曆朝曆代的帝室，多對佛教持支持的态度。三國東吳時期，孫權對到江南傳教的支謙“甚加寵秩”，後又為康僧會建塔，号建初寺，“由是江左大法遂興”。南朝梁武帝十分崇佛，甚至舍身同泰寺為奴，以證信佛之堅。江南吳越王錢俶更是“嘗慕阿育王造塔之事迹，以金銅精鋼造八萬四千寶塔，中藏《寶箧印心咒經》，廣頒施之。”統治者的力捧，無疑是江南佛教得以盛傳的一個重要因素。

文化上輕禮重樂

與中原文化相比，江南文化“輕禮重樂”，少傳統思想的束縛，具有“開放性與包容性”的特征。江南區域的人們容易接受外來文化，這是江南佛教得以傳入和興起的重要條件。佛教與儒家，一為出世的思想體系，一為入世的思想體系。故佛教初傳入中國時，與儒家發生種種矛盾，受到儒家士大夫的抵制，傳播範圍并不廣。但是，佛教傳播到江南，情況就不相同了。清代學者錢大昕指出，“後漢明帝時佛法始入中國，然中國人無習之者。晉南渡後，釋氏始盛”。這裡固然有佛教中國化的原因，但江南文化特征的影響亦不容忽視。江南區域遠離中原，儒家思想的束縛影響較小，思想相對開放自由，故更容易接受新思想、新觀念。即便彼時江南區域道教盛行，地方神崇拜蔚然成風，但人們并沒有拒絕佛教文化的進入，相反，他們以寬容的方式接受佛教。例如，三國時期東吳的尚書令阚澤對佛教就有很高的評價，認為儒道受制于天，佛教卻“天法奉行，不敢違佛”。再如，江南區域的人們對佛教徒禮敬有加。據《高僧傳》卷六等記載，東晉的謝安任職吳興太守時，十分敬重竺法曠。法曠隐居山中，謝安“故往展敬。而山栖幽阻，車不通轍，于是解駕山椒，陵峰步往”。

除了開放性特征，江南文化還具有柔性和詩性的審美特征。河姆渡遺址出土的象牙雕刻“鳥日同體”圖案以及良渚遺址出土的陶瓷俱各精緻、柔雅，可為柔性文化的佐證。另外，在“杏花春雨”的熏染下，江南文化多“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審美氣質。簡言之，清新柔婉、超越實用功利、追求精神個性自覺，是江南文化詩性審美精神的内核。江南文化與佛教發生碰撞與糅合，産生了“更自然化、更藝術化和更人間化”的江南佛教。因此，江南佛教（尤其江南禅宗）呈現出的人間化審美傾向，與江南詩性文化的影響有着很大的關系。

玄學使佛學本土化

江南學術為江南佛教思想的形成提供了學理支撐。東漢末年，社會動蕩不安，漢代經學走向衰落，魏晉玄學應運而生。到了“永嘉之亂”時期，晉室南渡，玄談之風也随之移至江南。江南大地玄學盛行，這極大推動了佛學的興盛。一是學理與思辨的影響。玄學采用了哲學思辨的方式，探究儒家“名教”與道家“自然”的關系。因此，玄學有思辨色彩。佛教般若學和玄學頗為相似。般若，意譯為“智慧”，即認識佛教真理的智慧。佛教僧侶和居士用“格義”的方法，消除了玄學和佛學的隔閡，使之中國化。般若學的六家七宗，主要有“本無”“即色”“心無”三個主要派别，明顯受到魏晉玄學中的“貴無”論和“獨化”論的影響。二是佛學的玄學化。佛學在中國化過程中，與魏晉玄學漸漸合流。僧侶們注釋《般若學》，多散發着玄學之味。例如，慧遠用大量的玄學概念解釋“念佛三昧”：“夫稱三昧者何？專思寂想之謂也。思專，則志一不分。想寂，則氣虛神朗。氣虛，則智悟其照。神朗，則無幽不徹。”慧遠解釋的是佛教思想，但字裡行間卻有着老莊清談玄想的思想痕迹。玄學的不同思想傾向都能在般若學中得到回應，後者漸漸地成為江南佛學之顯學。在玄學影響下，江南佛學，既多清淡之風，又多哲學思辨特征。

除了魏晉玄學，明代浙江餘姚人王陽明的心學對江南佛教亦頗有影響。王陽明心學，一方面受佛學的“心說”影響，強調心之能動作用，甚至一度被稱作“陽明禅”；另一方面，王陽明心學強調人性的解放，主張解除對人心的外在束縛，反過來影響江南禅宗中的人性自由思想。學者何俊認為：“王陽明心學的崛起，促使了明中葉以後的思想解放。這種思想解放對佛教的發展無疑同樣具有刺激，明中葉以後的禅風日盛，即其顯例。”此言切中肯綮。

一言以蔽之，江南佛教在江南地理環境、政治環境、文化以及學術等因素的綜合影響下，形成了不重實踐、重哲思、多詩性審美的特征。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江南佛學與‘兩浙’現代作家研究” （15BZW160）階段性成果）

（作者單位：杭州師範大學人文學院）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作者：竺建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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