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我方特邀作者劉櫻姝

一：呼風喚雨的“押司”“都頭”們

《水浒傳》裡的梁山好漢們，好些人都有同一個出身：吏。

“吏”是官府裡的工作人員，比起有國家俸祿的官員來，地位當然低得多，因此也常被稱作“小吏”。但放在《水浒傳》的江湖世界裡，這些個“小吏”，俨然都是大哥般的存在。

比如宋江，落草前就在郓城縣縣衙裡做押司，這麼個無品無級的胥吏職務，宋江卻過得相當滋潤。腰包裡的閑錢一大把，随手就能救危濟困（錢怎麼來的心知肚明），江湖上的朋友更一大群。地頭蛇晁蓋和他是心腹兄弟，王英這類山寨大哥們，見了他就“納頭便拜”。如果不是攤上人命官司後步步落草，這“腳踏黑白兩道”的風光日子，肯定還能繼續有滋有味。

而且如此風光，可不止是宋江一人的專屬。比如牢城營裡吃拿卡要的戴宗，下鄉巡查後，就去晁蓋莊子上大吃二喝的都頭雷橫，全是各有各的風光。以至于當年某版水浒題材電視劇播放時，還生動展現了這類橋段，惹得不少觀衆憤然寫信抗議：英雄蓋世的梁山好漢，怎麼能是這個樣子？

事實是，在古代做吏，活成這麼個樣子，根本不奇怪。

古代衙門裡為什麼會有吏？那是因為大量的工作單靠編制内的官員是難以完成的，必須有吏來輔佐。而且官是通過科舉入仕，考試内容與現實工作脫節，在處理具體事務時往往沒有那些熟悉地方民情、精通公文寫作的吏來得得心應手。

就像宋江，他是郓城縣當地人，且“吏道娴熟”。相比之下，外來的時文彬知縣就沒有宋江對當地那麼了解，也隻有倚重宋江這類“吏”，官才能做得安穩。正是：鐵打的吏，流水的官。

不過，放在《水浒傳》的背景年代，即北宋年間時，作為小吏，想如《水浒傳》裡那般風光？那是相當不容易。在文官體系完備的北宋時代，吏的地位非常低賤。北宋官員心裡是挂着“小吏與狗不許入内”牌子的。著名清官張詠手下的小吏曾因每日偷盜府庫裡一文錢，被張詠劍斬，還斬出個“繩鋸木斷，水滴石穿”的成語。可見小吏在官員眼中命如草芥。

那是不是說，《水浒傳》裡宋江雷橫們的“江湖風光”，是作者施耐庵信手胡寫？恰恰相反，這正是取材于生活，取材于施耐庵生活的元代，當時真實的官場現狀。

因為作者施耐庵生活的年代，即那個民不聊生的元朝末年，才是那些“押司”“都頭”們，猖狂到要雨得雨的“幸福年代”。

二：猖狂小吏滅亡了元朝

《水浒傳》的成書年代是元末明初，作者将元代的吏治嫁接到了北宋，這可能是受自身所處時代的局限，但也不排除作者根據情節需要有意為之。所以《水浒傳》裡有一批牛氣沖天的小吏：宋押司、雷都頭、戴院長、施管營等，都是基層官府裡的劣吏典型。

那為什麼？能夠橫掃四方，打下空前龐大版圖的元王朝，偏偏治不了這些猖狂的小吏呢？

一是和元代中止了科舉制度有關。科舉制度在選拔官員方面較前代的世襲制、推薦制還是有其先進性的。首先要求官員是讀書人出身，這樣以來官員大緻的基本素質有了一定保證。雖然成績好不代表人品好，但是元代的官員多是蒙古權貴把持，目不識丁的官員大有人在，這就降低了官員的整體素質。“将熊熊一窩”，素質低下的官員選來的吏，其素質就更沒有保證。

這些吏幫着官員一起胡鬧，中飽私囊，把持當地刑獄，老百姓的痛苦就可想而知了。所以元雜劇《魔合羅》中的孔目張鼎基本符合職業道德，對工作能夠做到“掌刑君子當以審求”，便被老百姓仰視為“清官”。可見老百姓的心裡底線已經淪陷到什麼境地。

二是皇權作為權臣貪贓的保護傘，上行下效的惡果。元朝皇帝是靠戰争掠奪起家，所以在他們入主中原漢地建立政權後，仍不改骨子裡的“掠奪”本性。就像元世祖忽必烈一邊建立對官員的監察制度，一邊還要依靠身邊的權臣幫他斂财，自相矛盾的做法勢必不能收獲正能量。宮廷的揮霍、佛事的無度、賞賜的無邊，更讓廉政成為空談。基層本來對上命的執行就是遞減法則，所以基層腐敗的程度就越發無法想象了。像《水浒傳》裡小吏戴宗在江州大牢裡給犯人立下的進貢土規矩，這樣的現象在元代社會司空見慣。

但問題是，這樣的“司空見慣”，發展到元朝末年，就是整個元朝權力階層的腐化。待到元順帝年間治理黃河時，前線河工的夥食，居然都被各級小吏層層扒皮克扣。災荒連年的鄉村裡，兇殘的小吏依然巧立名目，肆意盤剝貧苦百姓。終于惹得“石人一隻眼，挑動黃河天下反”——扯起反元大旗的紅巾軍劉福通，被貪酷小吏逼得沒活路的鹽販子張士誠，都是這樣憤然走上了造反之路，把轟轟烈烈的反元起義，幾年間就燃遍天下。

于是，立國才九十七年的元王朝，就這樣在轟轟烈烈大起義裡滅亡了。而“元亡于吏”，也成了元末明初年間，許多學者感慨不已的共識。

而取代元朝的明太祖朱元璋，登基後更體會到一個事實：元朝是滅亡了，但這小吏腐敗誤國的爛攤，他還得接着扛。

三：元代的流毒遇到明代的朱元璋

事實上，若論古代小吏最猖狂的年代，還得是明朝建立伊始。

在朱元璋登基後，很多叫他瞠目結舌的事情就發生了：許多州縣的小吏，長期把持大權，朝廷派來的地方官，竟都被小吏們“廢了武功”。比如無錫小吏沈尚，居然大大咧咧的把當地縣令抓到朝堂上，拳打腳踢揍個半死。昆山縣的小吏朱升更猖狂，不但在當地魚肉百姓，就連欽差大臣的親兵，也被他派人胖揍，險些鬧出人命。

洪武十八年的潘富案，更是震驚了大明朝堂：溧陽縣的小吏潘富，不但霸占了知縣的小妾，還脅迫知縣一起貪污腐敗。逼得溧陽百姓悲憤告禦狀後，面對朱元璋的鐵腕緝拿，這個惡人不慌不忙，竟然輕松在當地來回逃跑，還勾結各地士紳恐吓襲擊辦案人員，氣的朱元璋出動軍隊，才算将其逮捕歸案。事後因此牽連而死的劣紳貪吏，竟達一百二十多家。

區區一個小吏，竟然有這麼大力量？比起這時代的小吏來，《水浒傳》裡宋江們的那點威風，顯然是弱爆！

但朱元璋哪裡容得了這個“威風”？官員們沒用，就治不了吏了？洪武十九年，朱元璋祭出了空前的鐵腕手段：發動百姓！他專門頒布了《大诰》，規定隻要百姓們頭頂一本《大诰》法典，就有權把當地貪酷害民的小吏，五花大綁送到南京來治罪。沿途各地官吏誰敢阻攔？一律同罪!

這個奇葩法令，一下成了強心針，接下來的十多年裡，“抓惡吏”的活動在大明朝全境展開，很多勇抓惡吏的百姓們，還受到了朱元璋的熱烈表彰，成了全國景仰的偶像。以各類典籍記載，每年都有大批貪吏狼狽被抓，送到南京來明正典刑。

這個奇葩手段是對是錯？後世争議頗多，沒争議的，卻是《明史》裡也承認的效果：吏治澄清者百餘年。元朝吏員腐敗的遺毒，确是以這奇怪的方式，一口氣強力清除。

也正是伴着這轟轟烈烈的“抓貪吏”運動，明王朝的國家建設全面鋪開，開國滿目瘡痍的大明朝，有了八百萬頃耕地的富庶民生，遠超宋元數倍的農業産值。廢墟上建國的明王朝，就此拔地而起，再度開創華夏文明的黃金時代。這其中的興衰教訓，見證的卻是個硬道理——治國，先治吏。

參考資料：

《試析宋代縣衙中的層級關系——以<名公書判清明集>為中心》（趙晨）

《元代肅政與腐敗的曆史啟示》（邱樹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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