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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古代城市發展史上的一樁大事，就是“長安改名”。明朝洪武二年（1369）年春，明朝北伐軍收複關中平原，是年三月明太祖朱元璋正式下诏，有着千年以上“定都史”的古都長安，有了一個沿用至今的新名字：西安。

雖然對這次“改名”，後世也有不少争議。甚至有曆史票友憤憤不平說，“古都長安”地位的下降，就從這次“改名”開始。但事實上，這恰是這座“古都”的又一次華麗轉身：從破敗的“舊都”，轉型為西北重鎮。比起後人無比神往的，那磅礴大氣的唐都長安城來，唐末年間起的“長安古都”，其實長期處于蕭條狀态：唐朝天祐元年（904）年，枭雄朱溫強迫唐昭宗“搬家”洛陽，整個長安城也因此遭受了空前浩劫，昔日繁華的“唐都”幾乎被夷為平地。後來的“長安城”，是唐末節度使韓建以大唐皇城為基礎“改建”的，總面積隻有唐代長安城的十六分之一，簡直“微縮版”。

而在宋元年代裡，這“微縮版長安城”雖說有厚重的曆史，地位卻是長期遇冷。宋代最繁華年月裡，這“長安城”的人口也不過五萬多人。由于破落得太厲害，唐代時留在長安的各類石經，也一度被抛在野地，任憑歲月侵蝕，直到宋哲宗年間時，北宋政府才動用大量人力物力，将這些珍貴碑刻保存到長安府學北面（今陝西省碑林博物館所在地）。元代時“長安城”更名為“奉元城”，城市布局雖有變化，規模也依然是老模樣。一場元末農民戰争，也叫“奉元城”再度遭到慘痛破壞。以至于“村人盡死于兵，廬室盡毀”。但這個已經“遇冷”多年且一片殘破的“長安古都”，對新生的明王朝卻有重要意義：單以軍事意義說，哪怕“縮水”的長安，也是維護西北穩定的戰略要沖。所以明朝建國後，明太祖朱元璋不但将兒子秦王朱樉冊封在這裡，設立了隸屬大都督府的西安都衛，更做出了重要決定——改名，建新城。于是，在“改名”之後，西安城的城市建設也緊鑼密鼓：從洪武四年開始，明王朝就開始了大力改造。舊的元朝“奉元城”城牆，朝着東、北兩個方向擴展出去，不但一改宋元年間的寒碜模樣，更奠定了西安古城牆的基本輪廓——擴建後的西安城牆，周長13962米，“西安城”的面積也達到了11.5平方公裡，相當于唐代“長安城”面積的十分之一。雖然比起“唐代長安城”來，西安城的規模看上去依然寒酸，卻也有了不一樣的氣派：重建後的西安城牆，高10米以上，寬12米以上，底部厚15米以上，這幾樣“新面貌”，遠遠超過了隋唐時代的規模。西安城牆的防禦水平也直線升級：城牆外壁上建有98座“二層樓式敵台”，城牆上每隔十步就有“戰棚”，另外還有5984個垛口。城牆四門還修有“甕城”，組成固若金湯的立體防禦。看似比唐代“縮水”，卻是中國建築史上的又一傑作！

“改名”後的西安，城市布局也有了大改變：形成了“長樂”“安定”“永甯”“安遠”四個城門，并一改宋元年間“長安城”的市容混亂景象，以四門大街将全城劃為四部分，布局更加科學。洪武初年建于西大街的鐘樓，萬曆十年搬到了四門大街交彙處，從而形成了以鐘樓為中心的城市布局。這，就是我們今天看到的西安古城。也正是随着西安城的一系列改造，“轉型”為西北重鎮的西安，雖然沒能在朱元璋晚年時“升級”為首都，卻也進入了又一高速發展期。明朝初立國時，西安城常鬧的“大事”，就是頻繁的饑荒。以至于明王朝不得不以“戶”為單位，每家發放救濟糧。僅洪武三年這一年，西安府就有饑民36889戶，幾乎家家挨餓。随着明朝政權穩定，西安農業也快速發展，到了16世紀時，西安府的耕地面積，就突破了24萬頃，公認西北“糧倉”。手工業更成了西安的“标牌”，比如柳子鎮的鐵器，到了明朝中後期時，當地人就“不好讀書，專事鍛冶”。單這一個鎮裡就有數千家鐵鋪，生産的鐵剪鐵斧等“鐵貨”，是明朝官場上長期受歡迎的往來禮品。發達的鐵器生産與貿易，還帶火了山西的采煤業，激活了黃河的水路運輸。西安的“皮貨”同樣馳名全國，特别是在商品經濟發達的明朝中後期，西安的羊絨羊皮襖等貨物，是公認能與東南絲織品比肩的“硬貨”。明朝的宮廷采辦，也常視西安為“富礦”。另外還有瓷器，比起“高調”的景德鎮瓷器來，西安的“耀瓷”宋代時就享譽天下，明代時更持續爆火。比如同官縣，當時就以瓷器業發達著稱，甚至“土人燃火煉器，彌望皆明”。火熱到亮如白晝。也正是這些發達的産業，不但撐起了明代三個世紀的西北民生，更為明代的西北國防，源源不斷提供物資。僅此一樣，就足以見證改名的西安，無可替代的“基石”意義。發達的商業，更是明代西安的特色，以明朝學者張瀚的話說“西北賈多秦人”。明初不惜血本的驿路建設，以及推行百年的“開中法”，成了西安商業的強心針，交通要沖的地位，令關中地區的食鹽、茶葉、糧食、鐵器等貨物，以西安為中轉暢銷四方。“秦商”更在明朝中期時高調崛起，特别是食鹽業貿易裡，“秦商”一度壓制着“晉商”，成為西北貿易的主力。隆慶年間的“秦商”李朝觀，一次販運北方的糧食，就多達數千萬石。值得一提的是，哪怕在明末風雨飄搖的崇祯年間，以西安為樞紐的發達商業，一度也給大明補血。名将孫傳庭經略陝西時，以西安為樞紐重新打通了與蜀地和關中的商路，曆經多年動亂的陝西經濟，也被重新激活。憑着複蘇的貿易，孫傳庭才得以積攢人力物力，打造戰鬥力強大的“秦軍”，一度為崇祯帶來“中興”的希望。可以說，雖然在明代曆史上，西安的“分量”似乎不重，但看過明朝的版圖乃至戰略布局，就知這個城池的得失，牽動着大明王朝的興衰。明王朝幾個世紀的繁榮，就有“苦心經營”西安的功勞。甚至，在崇祯年間明王朝生死存亡的時刻，西安也扮演了關鍵角色：如果崇祯皇帝能夠看到西安的戰略價值，允許孫傳庭退守潼關，那麼隻要潼關穩定，西安就安穩，西安隻要安穩，李自成縱是有百萬大軍，也不敢直接北上。遺憾的是，急昏頭的崇祯，卻死催着孫傳庭盲目出潼關決戰，反而換來了全軍覆沒的慘敗和西安的淪陷。大明“掘墓人”李自成，也恰是以西安為跳闆，完成了接下來“大順軍”的高歌猛進。西安改名的背後，是這一場王朝戰略布局的興衰教訓。缺少格局眼光的崇祯，則為此畫下了遺憾的結局。明朝早亡，古城仍在，其中的興衰發展，亦有多少回味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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