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經》大緻反映了公元前11世紀至6世紀的語言。本文試圖通過前賢對《詩經》的研究和近期考古成果進行對比，探讨華夏農業的成熟和發展的關鍵時期。一個文明的騰飛是需要物質基礎的，《詩經》的采集時間，尤其是早期作品的采集時間對應華夏文明的興盛期，也對應着華夏農業的成熟與發展期，這個時期也對應着全球糧食普及化（Jones et al. 2011）的階段。這個時期是華夏農耕民族大步進入“五谷豐登”的階段。《詩經》裡的詞彙反映了比較典型的農耕民族的語言詞彙，我們将通過《詩經》裡的谷物詞彙和考古發現進行對比，語言學和考古學可以相得益彰、互為佐證或補充，同時，也可以糾正一些《詩經》研究裡的誤讀、誤釋。

引 言

本文力圖通過《詩經》文獻對某些谷類詞彙的記錄和近期考古的研究成果進行相互參照，探讨華夏農業的發展。Jones M. Hunt 等學者（2011）通過考古發現及研究提出早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糧食種植已經普及或已經全球化了，他這篇文章的題目就是“史前糧食全球化 ”（Food Globolization in Prehis‐tory）。對西方來說，公元前2000年左右，确實是史前，大多數地方還沒有文字或文字記錄，而在公元前14世紀左右，甲骨文已經是成熟的文字，這意味着漢字早于這個時期已經被使用了。在西方的史前時期，兩河流域、古埃及繼而是東方的黃河流域，已經發育出燦爛的文明，已經用文字記載曆史。

末次冰盛期（Last Glacial Maximum）約在距今10000年左右結束，随着全球氣候的轉暖，安那托利亞（今土耳其一帶）的人群開始開展農業活動、種植麥子，幾乎與此同時，中國黃河中下遊一帶如北京門頭溝東胡林一帶以及西遼河流域、内蒙古赤峰的興隆窪一帶開始種植黍和粟，長江中下遊地區開始培育水稻。這幾個農業起源點幾乎在同一時期起步并且相互獨立，本來以狩獵、采摘活動為主的人群開始輔以人工培育植物的行為滿足人口不斷增長的需要。世界這三個地區農業同時起源和當時全球氣候轉暖有關。人口開始定居并迅速增長，人類開始尋求新的生業模式。根據考古學者的研究，小麥和大麥在距今 4000 年左右從西亞傳入中國，甲骨文裡“麥”字已經出現，有時用“來”字記錄，有時用“麥”的字形。

學界普遍認為，《詩經》裡最早的詩大約來自周朝初期，即公元前11世紀中期，《詩經》裡最晚的詩的下限在公元前6世紀中葉。《詩經》初期的詩歌正是糧食種植全球化以後出現的，《詩經》裡各類糧食、菜蔬、瓜果的詞彙異常豐富。我們試着把《詩經》裡的谷物詞彙根據詩歌的采集地點，參考今天考古的發現進行時空對比并進行分析。本文試圖跳出文科學者引經據典式的考據窠臼，采取跨學科（如語言學、考古學、農學）、跨領域（如植物考古、動物考古、環境考古）的研究方法對《詩經》裡的糧食作物和近期考古的新發現做時空分布對比，以探讨華夏農業發展的關鍵時期。

一、《詩經》裡見到的某些農作物詞彙

（一）黍和稷

“黍”和“稷”是《詩經》裡最常見的糧食作物詞彙。《說文·卷八黍部》解釋說：“黍，禾屬而黏者是也。”應當注意到，這裡的黏字，用黍做意符。不知道是否和黍後來用來釀酒有關？這個字大概是漢代新創的字，在這之前未見到典籍裡有這個字。目前隻在兵書《太公六韬》見到一個孤例，筆者懷疑這本書應是漢代人抄寫或改寫的，而不一定是戰國時期的作品。甲骨文裡已有這兩種糧食的記錄。根據于省吾的研究，黍和稷在甲骨文裡有别，黍在甲骨文裡出現百餘次，在今天能見到的甲骨文語料庫裡，黍字出現的頻率大大超過這個數字。稷字在甲骨文裡是另一個字體，據于省吾的研究有40例，僅次于黍。黍在甲骨文裡可以指糧食作物，也可以用作動詞，指“種黍”。于省吾指出，甲骨文裡“種黍”的例子就有13條。如“叀小臣令衆黍”（合集00012）。商代重視種植農作物，裘錫圭的研究指出，“從蔔辭看，商王曾在囧地親自參加種黍收黍，并以所獲之黍祀祖先”，可見商王對種黍多麼重視。商代農業已相當發達，殷墟安陽在30年代，僅石鐮就出土 3640件。

可以想象當時農業勞動規模之大。考古學者指出：“黍屬（Panicum）在禾本科中是一個大屬，包含約400個種”。黍在《詩經》裡出現了23次（未含出現在題目裡的兩次），“稷”指一種粟。“稷”作為糧食意義的詞彙在《詩經》裡出現了18次。朱熹《詩集傳》裡“稷，亦榖也”的解釋就清晰表達了稷作為糧食的詞義。關于這一點，許多學者都已撰文讨論過，如李曉春（2013）認為，稷是一種不粘的黃米。他還引用《本草綱目》裡的說明：“稷與黍一類二種也。黏者為黍，不黏者為稷”。《詩經》裡黍比稷的出現頻率略高，這兩個詞比其他糧食詞彙如稻、麥、粱、菽等要高很多。這間接表明黍和稷在詩經時代是最主要的糧食來源。這和考古學界的研究成果完全吻合。根據張居中，陳昌富，楊玉璋的研究，在距今5900 年時，當時的“粟和黍不僅為人們食物的重要組成部分，同時也用來飼養狗和豬”。其他學者也認為，當時谷類成為人類的基本食物後，也成了家豬的食物來源。

《詩經》裡黍稷連用出現的頻率高，似乎印證了這一觀點，即黍、稷是最普遍的農作物，當時已經是一種“家常便飯”的食材了。在《詩經》裡，黍稷常常連用，共10次，請看幾個例子：（1）黍稷重穋，禾麻菽麥。《豳風·七月》 （2）昔我往矣，黍稷方華。《小雅·出車》稷黍連用共2次。如：（3）以介我稷黍，以谷我士女。《小雅·甫田》可以說，黍稷連用屬于常用模式，而稷黍屬于特殊形式，是出于詩體押韻的需要。比如例（3）裡的“黍”是為了和“女”押韻才和“稷”換位的：黍shǔ<syox<*hjaʔ< div="">女nǚ<nyox<*njaʔ< div="">很顯然，上古音（星号後）黍和女押韻。《唐風·鸨羽》裡的一首詩：稷黍和黍稷同現，證實兩詞連用的前後位置與後段詩末尾詞的韻律有關：（4）不能蓺稷黍，父母何怙。不能蓺黍稷，父母何食。《唐風·鸨羽》同理，例（4）稷黍裡的“黍”和“怙”相押，黍稷裡的“稷”和“食”相押, 在同一首詩裡這兩個組合同現很能說明問題：黍shǔ<syox<*hja？怙hù<hux<*ga？稷jì<tsik<*tsjɨk食shí<zyik<*ljɨk

（二）禾（7例）

“禾”在《詩經》中出現7例，其中3例在《魏風·伐檀》，兩次在《豳風·七月》。請看例句： （5）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 黍稷重穋，禾麻菽麥。《豳風·七月》裘錫圭的研究表明，“禾”在蔔辭裡有兩個意義，一個是一切谷物的通稱，一個是指谷子。這兩種用法一直沿用到《詩經》時代。如向熹指出，“禾”在《詩經》裡有兩個意義，“1. 榖子，果實去殼就是小米”；“2.莊稼，即‘禾’可以是莊稼統稱，或是小米”。齊思和曾指出，“禾即谷子”，“禾同稷是一種東西”。齊思和還注意到，禾和稷都是谷子，故古書裡二者從不并舉。許多學者都同意“禾”在先秦時期在指具體農作物時仍指谷子，比如《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的學者們也指出，“禾”在作為狹義詞時，指谷子。

（三）稻（5例）、稌（1例）

甲骨文裡已有“稻”字。關于稻子起源的地域，學者們讨論的著作甚多，恕不一一列舉。今天國内外學者都認為稻子的起源地域在中國長江中下遊地帶，這已成為共識。《詩經》裡有“稻”“稌”；後者指黏稻。指稻米的詞一共6例。（6）八月剝棗，十月獲稻。《豳風·七月》 （7）有稷有黍，有稻有秬。《魯頌·閟宮》 （8）豐年多黍多稌。《周頌·豐年》“稻”出現在《唐風·鸨羽》《豳風·七月》《小雅·甫田》《小雅·白華》《魯頌·閟宮》。“稌”出現在《周頌·豐年》。根據前人的研究，《唐風》屬于今天山西中部太原一帶的民歌，《豳風》屬于今天陝西一帶的民歌，也是西周故地，向熹認為《小雅》是西周後期的詩，《周頌》是西周初期的詩，《魯頌》則是公元前7世紀魯國貴族的詩。這意味着早在《詩經》初期，陝西、山西、山東一帶都已種植水稻。

齊思和在發表的文章裡談到過這個問題，“現在不産稻子的地方，在古代以宜稻著名的，這是很可注意的事”。這應當和當時的氣候條件有關，即當時黃河中下遊一帶比現在宜于種稻。今天的考古成果證實了這一點。種植稻子尤其需要溫度和水。蘭州大學陳發虎的團隊進行了環境地理的考古研究，研究者們記錄了14000年前到1950年中國北方的降雨量，他們發現，7800到5300年前的降雨量異常豐富，董廣輝團隊的研究也證實，山西一帶在距今7500—5500時期，是“降水最為豐富和穩定的時期”。另外一些學者指出，距今3000年前，北半球（北緯30°~90°）的溫度比較高，但在距今3000—2700年時突然下降。董廣輝的團隊也指出，溫度是在距今3300年時徒然下降的，他們的結論基本一緻。由此推斷，距今3300—3000年前，中國北方黃河中下遊地區是有條件種植稻子的。

即商朝時期，溫度和水量這兩個必要條件使得當時黃河中下遊地區的稻子得以生長。北方後來溫度下降、雨量下降，這一重大氣候的轉變，正好進入周朝時期，周朝時的稻子産量大概應該減少進而稻子變得珍貴了。有些考古學者的研究指出，裴李崗文化時期（約公元前 7000—5000 年前），稻子在農作物中的比例為 50%，到了商周時期，稻子降到不足 5% 了。這應當和當時的氣候變化有關。《詩經》裡有一個例子，也可以間接證明黃河中遊地區曾經有過濕熱的氣候。《大雅·靈台》裡就有“鼍鼓逢逢”的詩句。鼍鼓是用鳄魚皮做的鼓，鳄魚屬于冷血動物，喜在溫濕的地帶生活。根據張興香、李雍、吳曉桐等人的研究，河南舞陽賈湖遺址（距今 9000—7500 年）、大汶口文化早期（距今 6300—5500年）都發現揚子鳄骨骼。到龍山時代（距今 5000—4000 年），“黃河流域揚子鳄遺骸的遺址大大增多”。但到了夏商時期，“揚子鳄遺骸僅發現于二裡頭和殷墟兩座都城性遺址中，西周之後揚子鳄遺骸尚無發現”。

他們的結論是，“這些揚子鳄屬于本地的可能性更大”，即這些鳄魚遺骸應該是黃河及淮河流域本地的鳄魚。這些研究表明，周朝前黃河流域的天氣溫度較高，後來才突然轉冷。這和前面說的稻子産量到商周時期突然猛降是完全吻合的。還有一個間接的例證，說明周朝前的氣候較熱，甲骨文中至少出現了5次“獲象”，從中看得出，當時的氣候和生存環境與後世是完全不同的。《詩經》裡的詩句也有所反映，即稻出現的頻率大大低于黍和稷，黍稷是當時普遍的食糧，而稻米當時則是貴族的特别珍品。《詩經》末期，孔子曾批評宰我說“食夫稻，衣夫錦，於汝安乎？”稻和錦相對，足以證明稻在當時已是寶貴的佳肴。語言學和考古學可以互為證據。

（四）粟（3例）

根據植物考古學，粟屬于禾本科的狗尾草屬，有一百餘個種。《詩經》裡的“粟”共有3例。其中兩例在同一首詩《小雅·小宛》裡出現： （9）黃鳥黃鳥。 無集于谷。 無啄我粟。《小雅·黃鳥》 （10）交交桑扈，率場啄粟。 哀我填寡，宜岸宜獄。 握粟出蔔，自何能谷。《小雅·小宛》《說文》解釋“粟”為“嘉谷實也”。有的學者認為：“秦漢以前，粟為谷類總稱”。也就是說，不具體指食糧時是一種統稱。在指具體食糧時，指谷子的顆粒，例（10）中“握粟出蔔”就很說明問題。

（五）粱（3例） “粱”在《詩經》裡出現了三例，請看例句： （11）不能蓺稻粱，父母何嘗。《唐風·鸨羽》 （12）黍稷稻粱，農夫之慶。《小雅·甫田》 （13）黃鳥黃鳥。 無集于桑。 無啄我粱。《小雅·黃鳥》曆代學者對“粱”的解釋不同。如向熹繼承前人的說法指出：粱是“優良品種的粟。一說，高粱”。王延海釋為：“粱：高粱”。其實《詩經》中的粱不是高粱，考古研究的成果告訴我們，高粱是在兩漢至宋期間通過多種途徑傳入中國的。如果是這樣，那麼《詩經》裡的粱不可能指高粱。而是指好粟。齊思和通過《說文》《史記》《禮記》等文獻也指出《詩經》裡的“粱是小米的一種，是一種精米”。從“高粱”的名稱我們也可以看出，粱是一種高大的粟，高粱初期的名稱還有“木稷、楊禾、大禾”。從另一個側面也可以看出，“稷、禾、粱”都是“粟”的一個種類。這種粟、高粱糾纏的現象在非漢語裡也存在，如維吾爾語裡本來用來稱粟（qonaq）的詞，現在可以統稱高粱、玉米了。即粟 qonaq 成了一種通用詞，指粟時要在 qonaq 前加上“長得像狼尾草的 qonaq”（前面說過，粟是狗尾草屬），指高粱時要在 qonaq 前加上白色或紅色。

（六）其他黍、粟的名稱

《詩經》裡還有一些詞也表達黍、粟。但出現頻率不高。比如： 秬（4 例），三例在《大雅》，一例在《頌》。在《爾雅》裡被釋為“黑黍”。據齊思和的研究，是黑黍的一種。 秠（2例），都出現在《大雅·生民》裡。在《爾雅》裡被釋為“一稃二米”。 穈（2 例），都出現在《大雅·生民》裡。向熹引用清朝學者陳啟源的研究指出，“秬、秠，黍類也，穈（向文原文為糜）、芑，粟類也”。在《大雅·生民》裡，秬、秠對舉，穈、芑對舉：（14）誕降嘉種，維秬維秠，維穈維芑。 恒之秬秠，是獲是畝。 恒之穈芑，是任是負。陳有清認為：“《詩經》中的‘秬’即高粱，‘秠’是高粱的一個類型。”前面我們已經通過考古成果讨論過，《詩經》裡的秬和秠都不應該指“高粱”。沈括在《夢溪筆談·卷26 藥議》也曾說，“秬、秠、穈、芑皆黍屬，以色別，丹黍謂之穈，音門”。《詩經》裡還有一句詩也能反映當時谷類的豐富：（15）黍稷重穋，稙稺菽麥。《頌·閟宮》 向熹引用《毛詩故訓傳》的解釋，注釋為，“重（通穜）：早種晚熟的谷類”，“穋：晚種早熟的谷類”；“稙：早種早熟的谷類”，“稺：晚種晚熟的谷類”。這些例子表明，《詩經》時代，有記載的谷類名稱已經非常豐富了。（七）麥（7例），來牟（2例）現代的考古研究告訴我們，麥（大麥和小麥）都是通過西亞、中亞傳入中國的。由于山東半島小麥遺存早于黃河上遊、中遊地區，故傳入的路徑還有待于進一步的考古挖掘和研究。

根據趙志軍、呂鵬，袁靖、董廣輝等人的研究，小麥傳入中國的時間約在距今 5200 年前先傳入新疆北部（通天洞遺址）。靳桂雲指出，小麥在龍山文化時期（距今 4500—4000）已在山東有密集的炭化遺存。董廣輝，李若也指出約在距今4600—4000年之間，小麥已經傳入山東（趙家莊和丁公）；呂鵬、袁靖發現在距今4300—3900 年之間，典型的大麥、小麥遺址在青海互助金禅口、甘肅金塔火石梁和金塔缸缸瓦一帶。總體來看，小麥遺存“主要分布于甘肅、陝西、河南、山東等地的遺址中”。應當注意到，出現“麥”的詩歌采集地點在以下幾首詩裡出現過，如《豳風·七月》（今陝西一帶），《王風·碩鼠》（今陝西一帶），《大雅·生民》（今陝西一帶），《鄘風·桑中》及載馳（衛國詩歌，今河南河北之間），《魏風·碩鼠》（今山西一帶），《魯頌·閟宮》（今山東一帶）。這些地方的詩歌出現“麥”和考古界麥的遺存、遺址基本吻合。也就是說，距今3000年左右，中國黃河中下遊地區已經種麥了。

據李成2014年的博士論文，麥子遺存雖然早已被考古發掘了，但從商朝到漢朝以前，麥子種植并不普遍。他還指出，兩漢時期小麥的推廣未能動搖當時粟在農業的優勢地位。請看幾個例子：（16）爰采麥矣，沬之北矣。《鄘風·桑中》 （17）碩鼠碩鼠，無食我麥。《魏風·碩鼠》 （18）黍稷重穋，禾麻菽麥。《魏風·碩鼠》前賢把“來牟”都注解為“大麥”。大麥也是從西亞傳入中國的，由于大麥是耐寒作物，青稞大概就是大麥的變種，更适于在高寒地區生長。現在我們看看“來牟”的例子。一共兩例，都出現在《周頌》（陝西一帶）裡。（19）贻我來牟，帝命率育。《周頌·思文》 （20）于皇來牟，将受厥明。《周頌·臣工》

二、《詩經》裡谷物詞彙分布和考古遺存的地域

根據前人對《詩經》采集地的研究，我們把出現糧食作物的詞彙按地理位置大緻标出來。然後再和考古學者制作的谷類、麥子、稻子遺存的地圖進行對照、比較。

圖1是從《詩經》裡摘出的糧食詞彙的分布。黍和稷無疑是出現頻率最高的詞彙，也是當時比較普遍的糧食，而麥子、稻子出現頻率都很稀少。這和考古研究的結果基本吻合（見圖2、圖3）。從圖1我們看到，《詩經》采集地集中在黃河中下遊地區，基本見不到荊楚之地的詩歌。當時農業活動比較多的地區都在陝西、山西南部、河南西北部和山東海岱地區。這些地點都緊鄰黃河流域，都處于黃河“幾”字型的右下拐彎處。可以說當時的陝西、山西、河南、山東是比較富庶的地區。這種情況至少持續到西漢，西漢時期“黃河中下遊的陝西、山西、河南、河北和山東五省……聚集了全國三分之二的人口”。

這表明，從周至漢，黃河中下遊地區是典型的農耕群體集中的地區，這和當時的生态環境、氣候因素應該是分不開的。曆史也證明，這一地域一直到唐代，甚至北宋，可以說都是中原文明的代表區域。我們現在比較一下考古研究提供的材料。下圖是根據He Keyang 等學者（2017）的圖改制而成的：圖2總結的是中原一帶從裴李崗文化（距今9000—7000年）到商周時期（距今3600—2800年）的概況。圖3總結的是山東海岱地區從後李文化（距今8400—7700年）到商周時期的概況。從《詩經》裡糧食詞彙的概況，我們發現黍和稷（一種粟）出現頻率最高，而且遍布中原地區和古魯國地域。稻子比較稀少，麥子出現略多些。稻、麥詞彙出現的頻率和He keyang等人（2017）的考古研究結果相符，即在周朝時期，稻、麥雖然有，但不是主要的食糧。稻子有可能由于環境氣候的變化，明顯在北方逐漸減少，在距今8000年左右，稻子在北方的種植似乎比較成功，在距今5000年左右，中原和海岱地區都開始減少，到了商周時期，中原一帶隻有5%的水平了。

張居中，陳昌富，楊玉璋也認為，長江流域的稻作農業在龍山時代後期（約距今4500—4000年）陷入低潮。這個時期也是西來的小麥引進的時期（距今約4000年）。我們看到圖3，小麥在海岱地區的遺存比中原多出很多。從《詩經》的詞彙裡，我們能看到《魯頌》裡，黍、秬、稷、麥、稻俱全，似乎山東地區很富饒，在河南地區的《鄘風》《王風》裡出現過3例麥，總體來說，麥子還未普及開來。陝西的詩歌裡，《碩鼠》裡黍、麥同現，《黃鳥》裡黍、粟、粱同現，《鸨羽》裡反映出山西一帶的詩歌裡黍、稷、稻、粱俱全。當然《詩經》裡詩歌的采集地不能說得那麼絕對，但是糧食詞彙的大緻分布範圍還是能看到的。這些實例表明，黃河中下遊地區如河南黍粟麥混種，再比如陝西、山西和山東黍粟稻麥混種。語言學的例證也為考古研究黃河和長江之間的粟、稻混種區域範圍提供了例證。張居中，陳昌富，楊玉璋提出中國農業的初始階段，就存在一個“稻粟混作區”，He keyang等人的研究進一步确認了稻和黍粟混作區的存在，并且明确标出了空間和時間範圍（見圖2、圖3）。

三、為何《詩經》裡黍比粟多而同一時期的考古遺存是粟比黍多？

在植物考古的專業術語裡，黍的學名是 Panicum miliaceum,粟的學名是 Setaria italica。呂厚遠認為，“近年來考古遺址浮選的結果, 也多以粟為主”，但是《詩經》裡黍出現的頻率高于粟。注意到這一現象的還有陳文華等學者。如何看待這一現象？考古地理位置不同，時代不同，故結論不會一緻。随着考古的技術進步，考古學家利用炭化種子的形态和植矽石的微形态确立了鑒定黍、粟區别的标準。王燦注意到黍被炭化保存下來的概率要遠低于粟, 故浮選結果中的黍的含量可能會被低估，這個情況值得注意。張居中，陳昌富，楊玉璋指出，西北地區大地灣遺址和仰韶時代二期的遺存以黍為主，粟較少。從He keyang等人的研究可以看出，仰韶時期（約距今 6000 年前後）中原地區的黍和粟比例相差不多，甚至是粟略多些（請見圖 2）。到了距今4000年前後，這一平衡被打破，粟的比例遠遠高于黍了。這一情況一直持續到商周時期。

如果以Hekeyang等人統計的商周時代的黍粟比例和《詩經》對比的話，前人、學者指出的這一矛盾的确存在。我們認為，語言學裡的材料也許能夠帶來一些不同的認識。專家、學者對“粟”這個字形在甲骨文裡的表現形式意見不統一，也不大明确。如裘錫圭認為有些學者釋為“粟”的應該是“黍”的異體字。再如在《甲骨文字典》裡不少從“禾”的會意字，均為“義 明”。“米”的象形字被解釋為“粟實”，這是根據許慎《說文解字》來的：“米，粟實也，象禾實之形”。很顯然，甲骨文裡“粟”和“黍”的象形區别還有待于進一步的研究，但是先人在距今3400年時已經種粟也是不争的事實。如果觀察一下《詩經》裡粟的不同種類，如前面已經讨論過的稷（18次）、禾（7次）、粱（3次）等，粟的實際出現頻率比黍還多。農學專家陳有清也認為，稷、粱、禾、穈、芑都是粟。他還說“稷就是禾，就是粟”。語言上的證據可以間接地證明，《詩經》時代，粟的稱呼已有多種。粟應該有很多種類，顔色不同，用詞也不同。比如朱熹在《集傳》裡說：“粱，粟類也，有數色”。如果隻看“粟”單個字詞出現的頻率，确實比黍少很多。在前文我們看到，粟在《詩經》裡隻有3例。《詩經》裡的粟可能隻指谷粒，而不一定是今天考古學意義上的粟。比如例句（10）裡的“握粟出蔔”表明是谷粒，而不是植物，如果這個推測成立的話，那麼植物考古裡的粟在《詩經》裡其實是由其他名稱擔任的。

這也造成了《詩經》文獻裡粟少黍多的狀況。而考古學者用一個粟的專用術語，包括了《詩經》裡粟的不同稱呼，故造成了這一“矛盾”。這個現象很可能未能引起前人和學者的注意，故迷惑了一些考古學者。在先秦兩漢的傳世文獻和出土文獻裡，粟的使用頻率突然猛增，而黍的出現次數大大減少，稷的出現頻率也急劇減少了。從語言學的觀點看，出土文獻往往比傳世文獻有更多的優勢，因為出土文獻的語言不會被後人改動甚至多次改動，時間、地域也都更為明确。現在來看出土文獻《居延漢簡》所反映的情況。在這部漢簡裡，粟出現了188次，黍隻有7次。粟和稷的使用頻率比起來是粟長稷消。稷在《居延漢簡》裡隻出現了一次，如“稷米一鬥”。傳世文獻反映出同一種傾向，如在《史記》裡，粟出現了103次，黍隻有16次。稷有61次（不算“社稷”）。可以說，在後《詩經》時代的文獻裡，粟的使用明顯多于黍和稷。

四、從《詩經》看南稻北粟與南稻北麥

根據考古學者的研究，水稻在距今10000年前長江中下遊被栽培、馴化以來，首先北傳，然後才南傳。He Keyang等學者明确指出，稻子北傳的時間為距今8400年左右；南傳的時間目前已知最早的時間上限約為距今5300年左右。一些西方學者也指出，北方黃河流域8000年前已經種植水稻，距今約3000年時才被傳到今天的日本、韓國。前面我們已經談到過，距今8000年前黃河流域的日照和降雨量都促使水稻得以順利栽培。後來黃河流域氣候的巨大變化，才使水稻不易生長了。從《詩經》的語言信息來看，黃河中下遊一帶谷子、稻子、麥子俱全，但是小米仍然是先民的主要食物。張居中，陳昌富，楊玉璋就提出黃淮流域存在一個“稻粟混作區”及“南稻北粟”的觀點。

He keyang等人2017年的研究進一步證實了南北互通有無的雙向交流過程。這些學者指出，稻子在距今8400年時北傳而粟在距今6400年時南傳。這表明，當時“南稻北粟”的農業格局之間有一個混種區。黍、粟在北方的種植占絕對優勢，稻子在南方的種植占絕對優勢。中間地帶的混種區标志着南北農耕人群早已互通有無。如果把西來的小麥算上，那麼稻粟混種區域還應該包括小麥。《詩經》裡反映出來的谷物用詞使人看到黃河中下遊及山東地區已是混種區，和考古研究的成果基本相互吻合。張居中，陳昌富，楊玉璋指出，“南稻北粟”的格局于農業初始階段就已形成，距今4000年前後，是華夏文明形式的關鍵時期，也是農業穩定發展的時期。傳統說法“南稻北麥”應該是漢朝以後才逐步形成的，李成的研究說明漢代以後小麥才在黃河中下遊地區向各地擴張開來。“五谷”的概念在孔子的年代就已經有了，如孔子有句話至今仍用：“四體不勤，五谷不分”，具體是哪五谷，曆代學者說法不一。但是黍/粟、稻、麥都是重要的組成成分。具體請參見齊思和的研究及讨論。随着華夏農業的發展與成熟，華夏農耕文明的格局也基本定型。

餘 論

從《詩經》語言提供的信息，參照考古領域的研究成果，我們看到，西周時期，黃河流域已經“五谷豐登”，這為中原地區日後成為政治、經濟、文化的主導地區奠定了基礎。詩經采集地點集中在黃河中下遊地區，華夏文明首先經過“滿天星鬥”的階段，到了距今4000年左右，黃河流域突起，成為中華文明的搖籃。《詩經》裡的農作物詞彙豐富，詩歌反映的都是比較典型的農耕文化，遊牧文化的痕迹并不多見。此處我們隻選了幾種谷物詞彙以抛磚引玉，這方面的研究還有待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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