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儒家包含大量動物保護的思想和具體措施。先秦儒家的生态綱領成為兩千餘年來人類的行為規範、精神資源，并最終上升到國家制度、法律制度、道德精神等層面，成為處理人與動物、人與自然關系的基本理論依據和行為規範。

不少學者從各個方面進行了深入的探讨，他們大力贊揚先秦儒家蘊含的生态智慧，并就其現代意義作了重新诠釋。但我們不能僅從思想方面肯定其生态價值，也應當從社會實踐特别是政治史、環境史的角度探索其實際效果。這種探索不僅是對儒家生态觀念的反思，也是對儒家施政綱領的重新審視。

從環境曆史學的角度來看，首要的問題是，人們在大多程度上能夠自覺地遵循這種行為規範，意即先秦儒家倡導的生态綱領能否得到統治者的推廣和民衆的遵循？其次，從思想認知的角度來看，人們是出于何種意義認識到資源保護的重要性，正如獵人群體對狩獵的可持續發展意義的理解一樣，這些動物保護的措施在多大程度上是出于時令規範的禮儀思考，或者是出于生态循環的意義？

人口增長帶來的壓力，經濟利益的驅使等等，諸種因素的交織迫使人類不得不砍伐森林、開墾農田，向自然索取資源，與動物争奪生存空間，加劇了人地矛盾。誠然，從環境史的角度來看，動物保護的思想雖然具有重要作用，但其是否能夠推廣踐行于世，未可知之，故其實踐效果亦未有明确的檢驗。

先秦諸子确實提出了非常豐富的動物保護思想，但其動物保護的基本原則及其具體的落實情況，仍然值得我們深入探究。我們意欲探究和恢複儒家環境保護的原意，不僅要将環境保護的理念植入到整體的文本框架中理解其全意，也需要将環保思想置身于當時的社會背景中，特别是需要置于環境史、政治史的背景下，才能理解、把握、參透中國古代生态智慧的奧秘，才能将其與現當代生态環境的危機相結合。

但是，我們也不能過于苛責農業文明時代的思想家們，他們在農業文明時期，能夠理性的認識到人與自然、人與動物的内在聯系，實屬不易。這在思想史上的意義是不容忽視的。先秦儒家雖然提出了許多動物保護的思想，但他們所面臨的主要是一種社會政治問題，所希望解決的主要是人民的生活危機，這與當今社會所面臨的環境危機不盡相同。

兩者所面臨的環境狀況、所要解決的主要問題并不相同。正因此，不少學者對于儒家是否能夠解決現代環境危機提出了質疑。中國古代的生态思想能否為環境保護、動物多樣性保護提供合理的生态基因？不無誇張的說，從環境史的角度來看，古代中國人與動物的緊張關系同樣值得人們深思。孟子“牛山之變”的警示說明人類對自然資源的掠奪與擴張容易導緻人地危機的後果。

人與大象三千餘年的搏鬥史迫使大象逐漸從東北向西南方向撤退，最終導緻大象瀕臨滅絕的險境，這無疑是對人獸沖突最直接的反映，而這隻是人獸沖突的一個縮影。侯甬堅、張潔指出氣候變化和人類社會的需求是導緻大象減少和滅絕的重要原因。如何既能保障人民的生存利益，又能具體落實動物保護的政策方針，使兩者和諧共處，這值得人們深思。

從這方面來看，儒家的動物保護政策與政治實踐之關聯，顯得尤為重要。就理想與行動的距離來說，這種動物保護的措施是否能夠得到貫徹落實，仍然值得質疑，但反過來追問，儒家動物保護的措施何以不能得到落實，這是否說明生态規範未能契合時代的要求和人們的需要？或者是說，儒家的生态綱領并沒有得到具體的貫徹落實？果真是這樣，那麼，這種生态效果反映出來的可能就不是思想的空蕩，而是現實的裂痕。

從理論上說，這種倫理的約束是否行之有效，生态規範的行為是否契合自然的規律？前者是對儒家理論是否能夠推行的質疑，後者則是質疑儒家理論能否解決當代問題。

不可否認的是，儒家的環境整體觀能夠将人與自然視為統一的整體，消弱了人類對動物資源的濫用，其次，儒家的道德倫理強調人類應當善待動物，在某種程度上能夠遏制人類對動物的虐待與殘殺行為。這是儒家生态思想在當今社會仍然能夠發揮其重要意義的緣由所在。

小結

主要探讨動物在人類社會生活中的主要作用，旨在說明動物是滿足人類社會需要、實現人類社會秩序的重要物質資源，是維系人類社會生活運轉的重要支柱。

動物能夠為人類提供食物來源、衣物飾品的原料，能夠為人類提供動力來源等等。人類對動物的利用有其合理的需要，不僅是滿足其基本的生理需要、安全需要，也有源自于人類社會的祭祀、觀賞、政治、禮儀等需要。這種價值需求，一方面成為人類利用動物的正當理由，另一方面又成為節制人類濫用動物資源的屏障，使人類能夠保持合理、有效的利用态度。

先秦儒家對動物資源的利用、管理與其社會政治生活、禮儀秩序密切相關。具體來說，動物職官的設置将動物管理納入到人類社會制度體系中，使動物的管理與人類社會的管理相映襯。從邏輯順序上講，先秦儒家政治建構經曆了漫長的過程。孔子以周禮制度為藍本，以正官為起點，重塑官職名實關系，開啟了儒家有關政治建構的議題。

荀子強調君權的強化，進一步擴充君主的權力，《周禮》職官體系的設置則使儒家的政治制度得到了不斷完善。動物職官制度體系的完善過程實際上也是儒家政治制度的建構進程，也反映出儒家與君主制度日漸走向了融合。

在具體的統治方式上，先秦儒家以馭馬為喻闡述政治治理的藝術，從馬匹的質量、禦者的技術和禮儀規範等處強調人與馬的和諧統一，隐喻君臣民關系的處理方式，從孔子稱贊馬之德到郭店簡的馬之道，再到孟子的駕馭之法、荀子的牧民之法，這種馭馬術的變化反映出先秦儒家政治管理的方式從德治到仁政再到禮法并重的演變思路，也折射出君主集權制的不斷發展演變。

先秦儒家希望聖王明君通過禮治、德治的理念實現“善教”，從根本意義上來說，這種政治是一種重聖王明君的王道政治、重君臣和諧的賢能政治、重民愛民的民本政治。這種統治藝術既不同于法家的嚴刑峻法式的法治路線，也不同于道家自然無為的自治路線，而是一種倡導以民為本、仁民愛物的德治路線、以禮為準繩的禮治路線。

基于這種德治、禮治的思想路線，人類對動物的管理既要遵循禮制的約束，同時也會遵循道德心性的要求，這使人們在動物管理方面可能會采取仁慈的措施。就此而論，儒家的德治理論與西方動物福利論可能産生某種共鳴。

人類對動物的管理，不僅是将動物納入到人類社會政治體系中，同時也強調規範人類與動物的關系，強調人類對動物的職責與義務。在這種關系内，人類應當自覺承擔起對動物的責任。無論動物遭遇到何種情況，如動物數量的銳減、靈禽瑞獸的消失、猛獸逼人的場景等等，都可歸之于人類社會事務。

人類社會的異常正是動物世界失常的重要緣由。有基于此，先秦儒家認為如果人類社會能夠回歸到正常的社會境況，不獨人類社會能享受到太平的盛世，而且，動物世界也能恢複到欣欣向榮的場景。這種追責方式，反映出動物管理不僅是一種生态問題，更是一種政治問題，這是儒家動物管理的實質。人類也是動物的保護者。人們承擔着守護自然、保護動物的重要責任。

人類需要遵循月令的時間安排，保護弱小動物、愛護動物的生命，尊重動物的生活環境，遵守動物的生活習性等等。先秦儒家從利益需求、禮儀規範、仁義道德的内在要求等方面提出要适時的保護動物，這種保護動物的政策與當時富國強兵的時代主題密切相關，其重心是希望實現可持續利用的主觀願望。

但是，抛開這種主觀動機，就其行為效果來看，先秦儒家乃至其他諸子提出的有關動物保護的目标、策略、方針等，涉及到動物與生态、動物與代際正義等問題，具有重要的生态意義。

更多精彩资讯请关注tft每日頭條，我们将持续为您更新最新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