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城市繁榮

最近國家有消息出來，要對大城市的落戶政策松綁。大緻是要取消之前的戶籍制度了，但似乎又反應平平。大家對這項政策反應不是太大，或許是要“聽其言觀其行”。畢竟這個制度要一下子打破，極不容易。從政策方面講，還有很多細節需要考慮；由傳統心理上來論，二元格局實在是主流而非變态。今日就來試論近世時期傳統中國的社會結構。

城鄉戶籍固然是現代的制度，但城鄉二元結構則早已形成，隻是現代人矯枉過正，将現實狀況予以制度确認，而把農村裡的人限制在土地之上。認為如此一來，就可小蔥點豆腐，一清二白。殊不知二元結構是個曆史自然形成的産物，應當設法依靠城市亦或是其他手段打破，而非一味将其作為制度定下來。

四川劉家莊園

中國傳統社會的發展是農村強而城市弱，這是一般規律。而城市規模也有個線性發展的過程，到唐朝時期就有好多超大城市，至南宋時已形成頂峰。總體上還是維系着一個農業社會的本質，農業人口巨大，城市人口占比小，當時還稱不上城市化或是農民工進城，因為人口的流動完全是自由的。

傳統中國，沒有像印度一樣産生種姓制度，這是需要感謝我們的老祖宗政治早熟，又富于智慧。孟子很早就有“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的說法，又說：“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義也。”很早，我們的老祖宗就有這樣的階級概念，就有了士、農、工、商的階級劃分。實際上這裡也隻有士人是治人之人，其他人都是治于人的。

士紳合影

士這個身份的曆史發展，在漢代之前是道德之士的含義，因為當時的人才選拔制度是舉孝廉，即道德好的人才能參與國家管理。之後，這個階層為門閥士族所把持，到了隋唐之後一變而為學問之士，因為有了更科學的科舉制度。但這個制度越到後來就越顯得專門化，士人階層漸漸成為一個固化的階層。固然可以将它對應為是西方所謂的中産階級，但他們卻以一種特殊的身份與統治集團結合在一起：他們進可以為官為吏，成為統治集團的一部分；退可以為是生大緻地方，而與統治集團勾兌。

相對的，在這個排序中最末的商人，也可以通過巨大的财力為自己或者一個政治地位。誠然在多數中國人的印象裡，商人是傳統社會的低等階級。--但，這不過是儒家學者們的一廂情願。--商人本身衣食無憂，無需獲得額外的保障，但他想要一個更多更高的生活格調，就必須用金錢來換取政治地位。這才是事實。

在傳統中國一個人的生活格調、身份地位以及種種特權都取決于政治地位而非經濟基礎。士紳和儒吏有民衆無法比拟的優勢和特權：他們控制輿論，與虎謀皮，共同分享政治利益；又可以橫行鄉裡，欺男霸女，甚至有時可以代替法律。他們唯一不能做的是推翻政權，雖然他們完全可以，但比起自己操縱政權，依附于政權明顯是穩賺不賠的買賣。而介于中間的農民和手工業者則是妥妥的被統治階級。

士紳培訓的起點--私塾

天真的人會覺得科舉制度使平民有了上升的途徑，故而傳統社會是彼此上下流動、相對開放的。階級轉化也是經常發生。有所謂“富不過三代”，但是三代以後家道中落，并非是有人取而代之，而往往是子孫的不争氣。而且三代以後不是變得窮困潦倒，而隻是不怎麼富而已；又有所謂“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這個道理更多的是鼓勵别人與他的對手博長命而已。這些說辭，并不是社會事實。

科舉制度作為一項人才選拔制度，固然可以視為社會開放的象征，但它的預篩選也是真實存在的。比如特殊身份的人及其子女無法參加，沒有擔保的人不能參加。而且越發展到後來越走到一個考驗社會關系的方向上去。門生故吏、士紳大家成為把持此項制度的幕後黑手，尤其明清兩代則更為嚴重，隻有極少比例的人來自真正的底層。那些毫無背景的人縱然是能夠獲得進士，職業選擇與升遷也是受到限制的。故而地方階級與士人階層渾然而為一體，如果還說科舉體現的是社會公平，那麼請看看範進中舉的經曆，或者再看看洪秀全是如何由瘋成魔的吧。

清代農村

既然社會如此撕裂，則必然形成城鄉二元。農民作為底層，牢牢地被限制在土地之上，而城市市民階層則化身為一個特殊的集團。傳統中國是一個農業社會無疑，都市的形成以及尚不具備條件的城市化使人口仍多數集中在農村，城市市民階層與士人階層的占比比較少。但他們卻是意識形态的操控者，農村人口雖然龐大，卻無法改變自己受奴役的境地。為何這樣的撕裂可以持續？我想一方面是當時有相對的開放性，因為城市并不排斥農村人口，而且通過科舉同時吸收他們當中的異秀分子；另一方面，就是所謂家族觀念的作用。

傳統社會個人不是自己的，而是一個家庭或是一個家族的。家庭抑或家族間具有強調個人的道德準則與傳遞社會主流價值觀的功能：即既要強調個人的行為操守，符合規劃，又要求它能夠為社會所接受。忠君愛國，如此雲雲。這種影響的結果是充分磨滅了個人作為一個個體的獨立性。他不是一個人，他背負了數千年的道德與數代人的希望；另一方面，社會變得隻講身份而不講究契約，這一點我們在現在也能看到，諸如搞裙帶關系，搞家族式企業。由此我們也可以知道，為什麼很多小作坊的老闆在用人的時候往往不把能力放在第一位，而是一味的講究忠誠。

儒家核心價值的締造者--孔子

孝道是整個傳統中國的核心價值，可以延伸出其他價值。所謂五倫就是建立在這個價值基礎上的身份系統。這個是身份取向的，強調身份之間的道德恪守，這些基本價值在很多程度上影響着中國人的價值取向和價值觀。

因此近代以前的中國社會，就是這麼一個相對封閉缺乏流動，各階層固化的二元社會結構，由于結構封閉缺乏流動，就造成身份同化，故而近代的變革早期隻是上層的事情，隻有在西方的技術與宗教深入到中國社會以後，才開始有了社會變遷。但由于社會結構的穩定，故而意識形态上的任務要等到五四運動以後才開始。回頭再來講落戶政策的實施，有了這麼個複雜的二元結構的成因，故而取消戶籍，隻是恢複到最初的形态而已，對實質的二元取消并無太大幫助。若要徹底取消壓在中國人身上的身份枷鎖，我怕是要再做一番努力和變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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