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兩千多年前的春秋戰國時期，一股開放自由的文化潮流如春風拂過華夏大地，衆多思想流派如春筍般在一夕之間崛起，曆史上出現了著名的“百家争鳴”的局面。春秋戰國時代的諸子百家争奇鬥豔，思想更是包羅萬象，在當時王室衰微、諸侯争雄的背景下，每一學派都盡其所能将本學說推向政壇，希望成為統治思想，從而構建出本學派所推崇的家國藍圖。當時流派雖衆，但能被人們奉為“顯學”的便隻可算儒、墨、道、法四家了。若論及影響力，還得是數儒家為首。

* 顯學之首 *

儒家學派在當時形成較早、系統也較完備，門徒弟子廣布，四處周遊列國宣傳思想。儒家學派創始人孔子的地位和聲譽并非是死後才開始形成的，他在當時就已被人們稱為“天縱之聖”、“天之木铎”。而儒家學派中所包含的“仁義禮智信”的思想也是為時人所推崇的。将四家顯學中的儒家稱作是“顯學之首”，當是比較合适的。那麼何以儒家在當時就能得到如此地位與影響力呢？

孔子帶領其弟子們周遊列國宣傳思想。魯定公十四年（公元前496年），孔子帶着弟子們離開魯國，開始周遊列國之旅。其間到過衛國、吳國、宋國、鄭國、陳國、蔡國、葉國等國，雖然始終未受到重用，但在這些國家孔子利用講學宣傳的方式都留下了儒家思想的遺迹，讓儒學從魯國開始傳播到各國。直至魯哀公十二年（公元前483年）孔子重又回到魯國直至去世。

孔子的弟子門徒将儒學發揚光大。本着“有教無類”的教學原則，孔夫子有“弟子三千，賢者七十二”，夫子的弟子門下還有很多弟子，因此實際上的數量可能還遠不止于此。這其中有以修身立德著稱的顔淵、闵子骞等，有以能言善辯聞名的子貢、子我等，政事有冉有、季路，文學有子遊、子夏。被人們所稱道的“孔門七十二賢”就是儒家學說積極的實踐者和堅定的傳播者。

* 後世顯耀 *

雖然孔子和儒家學說在當時沒有受到一位君主的親睐，但自漢武帝時“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開始，便已奠定了儒家學說在後世千年的統治教化地位。以至中華的文明史中無處不烙刻着儒學的印記。自漢唐到明清，儒家學說的地位逐漸被推上了神壇的位置，孔夫子也漸漸被聖化甚至神化。

事實上儒學是随着每朝每代的更疊不斷被沖刷變革，發展到後來，我們也無法分清這種儒家思想中還蘊含有多少儒學初創時候的成分，統治者以儒學的名義對治下的百姓進行教化，使他們成為統治制度下的“安民”和“順民”。即便如此，我們卻無法否認儒家學說作為統治思想的一種适應性和長久性，它依時代而變化，但它的統治地位卻一直沒有變。

曆史用千年的時間證明了儒家學說作為統治思想的能力，那麼為什麼在儒學初興并能得到普遍認可的那個時代，卻沒有一個君主願意接受儒學作為統治思想呢？

* 不合時宜 *

自平王東遷雒邑後，周王室的地位便開始一落千丈，相對的，各個諸侯國的實力卻開始猛增，當周王室的實力無法震懾各諸侯國時，曾經的威信也便不複存在了。我們知道，孔子和儒學首推的是“周禮”和“仁義”，實際上，周禮就是各諸侯國在周王室實力的震懾下所被迫遵守的一套規則秩序，當時的諸侯王是否真正心悅誠服并不重要，隻要做出臣服的姿态便可。可後來的情況發生了變化，周王室的實力急劇下降，諸侯王的實力直線上升，實力的反轉使諸侯王開始有能力掙脫原來周禮的束縛，反過來壓制王室。

孔子的學說也是産生于這樣的社會環境之下，夫子一心想恢複周王室的統治地位，可各諸侯王卻似脫缰的野馬早就不知奔往何處了。沒有了周王室的束縛之後，各諸侯國便可以開始放手大幹，政治、經濟、軍事，各方面的發展都不能放過。國家強大了就要正“名位”，打着“尊王攘夷”的名号奪取自己的霸主地位，實際上的“周禮”就隻剩了這麼一個名号了。稱霸的欲望是随着實力的增強而增長的，一旦開始形成便隻有抑制不住地膨脹，想要稱霸最直接有效的方式便是付諸軍事戰争，有戰争就有殺戮，有殺戮便不再有仁義了，講仁義的結果就隻能是如宋襄公一樣好死不得。

在那樣一個大國為争霸主地位而殺紅了眼，小國為保生存而卑躬屈膝的背景下，誰還會講“禮”講“仁”呢？因此孔子的儒家學說無論放在哪國君主面前，他們都會報以點頭微笑，說聲“善”，便沒有下文了。

春秋戰國，天下紛亂，在那樣的背景下，統一稱王的欲望在各國君主心中極度膨脹，而另一方面一旦實力弱于人便會面臨着亡國滅種的危險，在危險和欲望的夾縫中生存的諸侯國最需要的就是增強本國的實力，并且急需立竿見影的效果。這樣的效果儒家是絕對給不了的，儒家的教化作用是細水長流的，它可保萬世無虞，卻無法于一夕奏效。那麼長的時間，君主們自然是等不了的，那麼什麼樣的學說在當時可以取得立竿見影的效果，法家！法家學說以治亂見長，可以在短期内規範國家秩序，整合社會資源，畢其功于一役。隻有充分調動全國上下的人力物力并且井然有序地進行調配，才能獲得最大的效率，讓國家實力迅速增強。

但并非當時所有國家都适合法家生存發展，大部分國家的上層機構已經被貴族宗親所把持，法家的改革有損于他們的既得利益，是被他們所極力排斥的，隻有當時被各國視為蠻夷之邦的秦國相反風俗更開放，貴族勢力并沒有達到根深蒂固的程度，才為法家的植入打開了一個缺口。因此最後也隻有秦國真正有實力和條件滅六國、一統天下。

法家學說為後世帶來了統一，儒家學說為後世帶來了長治久安，這一切都是來自曆史的選擇。曆史在亂世中選擇了法家，在治世中選擇了儒家，言而愈惑，不言自明。

曆史堂官方團隊作品 文：子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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