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學哲學還有用嗎?來源标題：終于輪到了“社會學熱”這是真的嗎？，我來為大家科普一下關于社會學哲學還有用嗎?以下内容希望對你有幫助!

社會學哲學還有用嗎

來源标題：終于輪到了“社會學熱”這是真的嗎？

“在您家書店，社會學的書賣得怎麼樣？比如《豈不懷歸：三和青年調查》。”當記者把問題在線發給幾位書店經營者時，兩天無人回複。

從去年到今年，社會學書籍悄悄升溫。除《豈不懷歸：三和青年調查》，還有《我的二本學生》《過勞時代》《格差社會》《不讓生育的社會》《把自己作為方法》等，它們涉及的話題有些“沉重”，卻取得不俗的市場反響。

在當當網上，《豈不懷歸：三和青年調查》的評價數多達4265條，《我的二本學生》評論數是1554條，《過勞時代》是2917條。在出版圈，一般會将當當網評論數乘以三，推測其銷量。

不僅在出版業，在網上，與社會學相關的文章似乎也得到了更多關注，比如引發“刷屏”的《外賣騎手，困在系統裡》。在日常在看數僅2000左右的公号上，發表不到半天，在看數便刷到2.1萬。

中國社會正在轉型中，社會場景空前豐富，這為社會學提供了機遇。如果說，在經濟高速增長時代，經濟學書曾掀起波瀾，那麼，随着經濟增速日趨常态化，社會學書會不會成為新的熱點呢？

終于，記者等到一位書店經營者的回複：“我們好像沒有這本書……我查查，回頭進兩本。”

記者追問：“是不是沒人關注這類題材？”

得到的答複是：“貌似是。”

經濟學已主導40年

該輪到社會學了

“我個人有一個推測，未來10—20年，社會學也許會成為熱點。”清華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社會學家嚴飛說，他的新書《穿透：像社會學家一樣思考》剛剛面世，是一本寫給每個人的社會學通識書。

在嚴飛看來，過去40年，中國社會發生了巨大變遷，主要體現在經濟高速增長，這使經濟學家的思維方式成為主導，甚至出現“經濟學帝國主義”（又稱“經濟學沙文主義”，即用經濟學的思想和分析方法，研究和解釋其他社會科學問題）。

然而，經濟高速增長也帶來一些問題，如：城鄉差距拉大、中産焦慮、貧富差距、社會信任下降、個體越軌、群體失範等，這些問題無法用經濟學來解決。惟有通過社會學家的思維方式，才能認清這些問題背後的結構性困境。

以《豈不懷歸：三和青年調查》《我的二本學生》為例，雖然它們更多隻是現象的白描，卻讓讀者們感同身受，因為這些結構性困境也出現在他們自己的日常生活中，也是他們個人的困境。隻是普通人熟視無睹，覺得與己無關，而社會學家的思維方式幫助人們意識到，它們與己有關。

再如《外賣騎手，困在系統裡》，在資本的力量下，外賣騎手們為掙更多的錢，隻好犧牲安全，甚至是生命。其實，同樣被“困在系統裡”的不隻是外賣騎手，還有許多普通人。

近10年來，公衆對社會學的關注正日漸上升，越來越多的人在思考，在發出自己的聲音。嚴飛認為，經濟學作為主導，已持續了40年，社會學将取代它的地位，此後政治學又會替代社會學，成為新主導。

判定“社會學熱”尚早

可能隻是“非虛構熱”

“社會學熱”真的會來嗎？資深出版人楊曉燕表示應慎重。作為《豈不懷歸：三和青年調查》《過勞時代》《格差社會》等書的策劃者，她說：“每本好書都是獨立的，很難籠統地說是‘社會學熱’。《豈不懷歸：三和青年調查》受關注，主要是它題材好，抓住了時代脈搏。現在許多議論太大而化之，比如說現在沒人讀紙質書了、紙質書不好賣、網絡閱讀沖擊了實體書閱讀市場等，都是泛泛而論。我的感受是，任何時候，有好選題，就會有暢銷書。”

楊曉燕認為，“社會學熱”需突破兩個瓶頸：

首先，相比于曆史學、經濟學，社會學隻是一個小分支，不大可能出“爆品”。以何偉的《江城》《尋路中國》為例，媒體輪番點贊，可從銷量看，遠遠算不上真正的暢銷書。

其次，多數讀者不關心社會學書中的數據、分析、模型等，他們更多是看故事，越白描越好。銷量好的社會學書其實都是“跨界”書，寫法更輕盈，近似非虛構。

在岩波新書精選系列中，《過勞時代》《格差社會》這兩本社會學方面的書銷量最佳。楊曉燕表示，這體現出讀者的某種進步。她說：“今天的年輕讀者已不再關注《明朝那些事》等戲谑性曆史書，他們更喜歡看嚴肅的曆史書，但要寫得好看，即從一個小的切入點進入，延伸出嚴肅話題，這倒是目前确實存在的趨勢。”

“做出版就像礦工，不太關注大的風向，隻是埋頭挖掘好的題材、好的作者。”做社會學書，楊曉燕認為是一個意外——恰好遇到一批社會學家；恰好他們過去寫的多是學術作品，希望“出圈”；恰好讀者對這些題材感興趣。

“就算真有‘社會學熱’，也不會像當年‘經濟學熱’‘曆史熱’那麼火，能否大規模出版，要慎重。”楊曉燕表示，“如果我們做的這幾本書銷量都能超過5萬冊，别人因此跟風出版這類書的話，那時再說‘社會學熱’也不晚。現在說，我覺得有點太早了。”

社會學想熱，就去抓年輕讀者

“泛社會學的書貼近社會、貼近問題，易引起讀者共鳴，确實是目前出版界的一個熱點。但隻是非虛構的書熱，真正的學術書并不熱，而且這個熱度持續時間不會太長。”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社科分社編輯室主任劉隆進說。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剛推出黃宗智先生的“實踐社會科學與中國研究”三卷本，即《中國的新型小農經濟》《中國的新型非正規經濟》《中國的新型正義體系》。黃宗智先生是著名的社會學家，堅持“把論文寫在祖國大地上”，有較強的讀者基礎，此次首印為5000冊，在學術書中已屬難得。一般情況下，市場類書首印量為1萬冊起，很快會重印。

劉隆進表示，在學術出版中，目前最受讀者關注的是曆史學，最不受讀者關注的是文藝理論。社會學屬中等偏上，因為80後、90後，乃至00後，他們步入社會後，遇到了一些問題，希望通過閱讀尋找答案，帶動了相關書籍的熱銷。

以《豈不懷歸：三和青年調查》為例，它能熱銷，因為引起了年輕人的共鳴，即書中前言所說，一方面，三和青年群體最大程度地減低資本的擁有，打破了讓資本邏輯建構出來的一切必需品；另一方面，他們主動逃離了進入社會關系所獲得的安全感。契合了年輕人的焦慮，因為他們的生活中也存在類似困惑。

“不過，這種熱點是有限的，即使形成熱點，也難出現爆款書。在整個社會學出版中，這類書相對少，絕大部分還是學院派。不過，‘非虛構熱’也好，‘社會學熱’也好，都推動了社會學走向大衆，這對學科發展有好處。”劉隆進說。

劉隆進認為，想做一本暢銷的社會學書，必須圍繞年輕人的需求。他說：“中國社會正在轉型期，在各方面都存在着一些問題，而年輕人最敏感，他們是最直接的感受者。如果抓住他們關心的話題，書就會賣得特别好。至于學術性的書，隻能不溫不火。”

熱度一直有，可惜隻是話題熱

幾年前，資深出版人、金牌閱讀推廣人劉明清曾想推出一系列社會學圖書。一方面，他曾在中央民族大學工作，那裡是中國社會學研究的重鎮，資源有保障；另一方面，幾位社會學教授給他推薦了一些博士論文、碩士論文，題材好，且有紮實的田野調查，故事性強。

劉明清說：“不少優秀的社會學書就是根據博士論文改寫的，比如《蟻族》。”

遺憾的是，該出版計劃未能實現，否則“社會學熱”可能更早出現。除工作變動的原因外，讀者對社會學了解太少、市場前景不佳，也是放棄的一個原因。

讀者不關注社會學，因社會學科發展一波三折。1953年院系調整時，社會學被整個取消。費孝通先生被分流到中央民族大學，雷潔瓊先生被分流到北京政法學院（今中國政法大學），此外還有一批學者被分流到雲南大學。直到1980年，社會學複建，費孝通先生在南開大學開辦短訓班，請布勞、林南、伯格等著名學者講課，總共隻有43名學生，多是學哲學出身，後來他們成為教學主力。

“我上大學時，社會學還和民族學、人類學等放在一起。”劉明清認為，學科發展遇挫，使社會學的公衆影響力受限，提起社會學，很少有人能說出它是幹什麼的，把社會學議題誤會成熱點話題。比如“三農問題”“女權問題”“留守兒童問題”“職場PUA”等，其實都是社會學家最早提出來的。

劉明清說：“這些年來，一直存在着‘社會學熱’，隻是大家沒意識到，潘綏銘、陸學藝、李銀河、鄭也夫、于建嵘等社會學家的書，隻要出版，都是暢銷書。”

為什麼社會學議題易成熱點話題呢？因為它有兩大特征：

其一，問題導向，與現實的關系緊密。劉明清說：“社會學沒有太複雜的理論，費孝通先生是功能學派，但不論是《江村經濟》，還是‘蘇南模式’，都不是理論推導出來的，而是通過田野調查‘跑出來的’。社會學重點在發現問題、描述問題，如何解決它，則交給經濟學家、政治學家。”

其二，社會學是綜合學科，吸納各家所長。劉明清說：“比如《江村經濟》中，裡面有很多故事，好的社會學書甚至能當小說讀。社會學與經濟學、哲學等，甚至和文學，都有交叉。公衆比較容易接受。”

隻是讀者們接受了社會學話題，沒有接受社會學的方法和思想方式。

我力求客觀，但絕不冷漠

那麼，什麼是社會學的方法和思想方式呢？嚴飛認為，主要體現在兩方面：

其一，社會學具有理論視角，面對具體現象，不隻是白描，還要探索其中的決定性動因，找出其中的時代弊病，即在觀察的基礎上，進行理論反思；

其二，有嚴格的科學方法，一般來說，需寫清怎樣進入田野調查、詳細描述采用的方法、對比同一話題的前人著作等。

社會學天然帶有兩大特征：一是批判的利刃，要為公共政策提出建議；二是有強烈的現實關懷，更關注底層和弱勢群體，能主動沉下去。

所以說，“任何時代都具有這一時代特有的時代病症，而為時代切病問診的，正是不斷思考、不斷提出新的社會理論以穿透日常圖景，深刻理解人類社會發展的社會學家”。社會學既需要價值中立，又要有價值關懷，正如美國社會學家賴特·米爾斯的那句名言：“我力求客觀，但絕不冷漠。”

在接受書面采訪中，《豈不懷歸：三和青年調查》的作者之一、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發展戰略研究院研究員田豐表示：“社會學是一個涉及面非常寬闊的學科，所謂的視野在不同領域也是不一樣的。但總體而言，社會學讓讀者獲得的是針對一個現象的透徹、清晰、準确、中立的解讀，而不是帶有情緒和預設的價值判斷。”

嚴飛以一篇題為《遠程教育改變了這些孩子命運》的報道為例，所有受訪學生都表示受益甚多，成績明顯提升。可沒多久，又出現了另一篇報道，所有受訪學生都表示成績沒有提升，遠程教育并非向上發展的通道。兩篇報道，一個都是正面，一個都是反面，說明調查方法有問題，如能采取科學的随機抽樣方式，就不會出現這種“一邊倒”的情況。

不懂社會學，隻好看成功學

在社會學學生中，流傳着“隻有學習社會學，才可以幫助我們更好地去修補和彌合我們社會的裂痕、道德的滑坡、家庭的衰落、人與人之間信任的丢失，從而迎接一個更加有序美好的社會圖景”等慷慨激昂的話語。但在現實中，我國每年有大量一線調查的社會學著作出版，很少能走進大衆的閱讀視野，一般情況下，僅印刷1000—1500冊，在學術圈流通。

嚴飛說：“《豈不懷歸：三和青年調查》突然火起來，實在是太幸運了，項飚的《把自己作為方法》的市場反響也很好，可他對浙江村的研究，比如《跨越邊界的社區：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卻很少有讀者知道。”

一方面，中國社會已進入新的發展階段，需要社會學工具提供更多幫助；另一方面，公衆又對社會學高度無知。需求與供給之間的落差，隻好由成功學、職場攻略、辦公室兵法、美食之類書籍填補。

對于社會學的尴尬現狀，田豐的理解是：“（當下社會學）能做的東西太多了，主要的瓶頸在于三個方面：第一個是選題的限制，一些選題難以真正傳播開來；第二個是學科教育的僵化，隻會教學生寫論文，不知道引導學生研究真問題；第三個是研究導向的論文化，過度強調發表看似嚴謹卻缺乏現實價值的八股文，而不是生靈活現的研究成果。”

嚴飛則表示：“看《豈不懷歸：三和青年調查》序言時，我特别能理解作者的感受。”在序言中，作者們表示，類似研究缺乏經費支持，即使完成了，也沒有掌聲，隻能憑個人的學術熱情和關懷去做。

為什麼這類研究很難獲得經費呢？嚴飛猜測可能選題不夠“高大上”。如果是“城市治理現代化”“三治融合”等選題，申請研究經費可能更容易。

人人都可以成為社會學家

時代需要社會學，但田野調查、社會學統計等專業名詞，又讓普通人望而生畏。

對此，田豐表示：“田野調查講白了就是多跑多看多想，需要花時間去做知識的儲備和調研的準備。普通的讀者當然可以去做，但能不能發現田野調查裡有趣的故事和新穎的現象則是一個巨大的挑戰。田野調查最大的規範應該是不帶有任何價值預設和道德綁架，還原真實的社會，并且在調研過程中要充分保證被研究群體的利益不受侵害。”

嚴飛也認為，隻要學會方法、掌握思考方式，人人都可以成為社會學者，普通人完全可以通過閱讀或網絡課程去學習。

“從市場趨勢看，越混雜的學科，在出版中越容易取得成功，比如前幾年的‘博物學熱’，‘博物學’就是非常混雜的，包含了植物學、動物學、曆史、美術等。再比如‘文化學熱’，許多作者不好歸類，比如于丹、餘秋雨，就算是文化學者，他們的書也很熱銷。”劉明清認為，社會學的優勢在于它也很混雜，特别是與文學相關聯，不那麼抽象，容易吸引讀者。

劉明清表示，從市場看，現象級的暢銷書多是文學書，特别是兒童文學。與小說家比，兒童文學作家才是“真正的富豪”，隻是他們很少被媒體關注。盤點這些年來的百萬級銷量的長小說，絕大多數是文學書。

劉明清更看好“哲學熱”，一是哲學類書當年曾經熱過，已沉寂多年；二是哲學追問的是終極問題，能開解當下年輕人内心的迷茫。他說：“社會學關注的話題非常有針對性，出版難度小，我覺得‘社會學熱’會出現，但可能隻是小熱潮。”

“在您家書店，社會學的書賣得怎麼樣？比如《豈不懷歸：三和青年調查》。”當記者把問題在線發給幾位書店經營者時，兩天無人回複。

從去年到今年，社會學書籍悄悄升溫。除《豈不懷歸：三和青年調查》，還有《我的二本學生》《過勞時代》《格差社會》《不讓生育的社會》《把自己作為方法》等，它們涉及的話題有些“沉重”，卻取得不俗的市場反響。

在當當網上，《豈不懷歸：三和青年調查》的評價數多達4265條，《我的二本學生》評論數是1554條，《過勞時代》是2917條。在出版圈，一般會将當當網評論數乘以三，推測其銷量。

不僅在出版業，在網上，與社會學相關的文章似乎也得到了更多關注，比如引發“刷屏”的《外賣騎手，困在系統裡》。在日常在看數僅2000左右的公号上，發表不到半天，在看數便刷到2.1萬。

中國社會正在轉型中，社會場景空前豐富，這為社會學提供了機遇。如果說，在經濟高速增長時代，經濟學書曾掀起波瀾，那麼，随着經濟增速日趨常态化，社會學書會不會成為新的熱點呢？

終于，記者等到一位書店經營者的回複：“我們好像沒有這本書……我查查，回頭進兩本。”

記者追問：“是不是沒人關注這類題材？”

得到的答複是：“貌似是。”

經濟學已主導40年

該輪到社會學了

“我個人有一個推測，未來10—20年，社會學也許會成為熱點。”清華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社會學家嚴飛說，他的新書《穿透：像社會學家一樣思考》剛剛面世，是一本寫給每個人的社會學通識書。

在嚴飛看來，過去40年，中國社會發生了巨大變遷，主要體現在經濟高速增長，這使經濟學家的思維方式成為主導，甚至出現“經濟學帝國主義”（又稱“經濟學沙文主義”，即用經濟學的思想和分析方法，研究和解釋其他社會科學問題）。

然而，經濟高速增長也帶來一些問題，如：城鄉差距拉大、中産焦慮、貧富差距、社會信任下降、個體越軌、群體失範等，這些問題無法用經濟學來解決。惟有通過社會學家的思維方式，才能認清這些問題背後的結構性困境。

以《豈不懷歸：三和青年調查》《我的二本學生》為例，雖然它們更多隻是現象的白描，卻讓讀者們感同身受，因為這些結構性困境也出現在他們自己的日常生活中，也是他們個人的困境。隻是普通人熟視無睹，覺得與己無關，而社會學家的思維方式幫助人們意識到，它們與己有關。

再如《外賣騎手，困在系統裡》，在資本的力量下，外賣騎手們為掙更多的錢，隻好犧牲安全，甚至是生命。其實，同樣被“困在系統裡”的不隻是外賣騎手，還有許多普通人。

近10年來，公衆對社會學的關注正日漸上升，越來越多的人在思考，在發出自己的聲音。嚴飛認為，經濟學作為主導，已持續了40年，社會學将取代它的地位，此後政治學又會替代社會學，成為新主導。

判定“社會學熱”尚早

可能隻是“非虛構熱”

“社會學熱”真的會來嗎？資深出版人楊曉燕表示應慎重。作為《豈不懷歸：三和青年調查》《過勞時代》《格差社會》等書的策劃者，她說：“每本好書都是獨立的，很難籠統地說是‘社會學熱’。《豈不懷歸：三和青年調查》受關注，主要是它題材好，抓住了時代脈搏。現在許多議論太大而化之，比如說現在沒人讀紙質書了、紙質書不好賣、網絡閱讀沖擊了實體書閱讀市場等，都是泛泛而論。我的感受是，任何時候，有好選題，就會有暢銷書。”

楊曉燕認為，“社會學熱”需突破兩個瓶頸：

首先，相比于曆史學、經濟學，社會學隻是一個小分支，不大可能出“爆品”。以何偉的《江城》《尋路中國》為例，媒體輪番點贊，可從銷量看，遠遠算不上真正的暢銷書。

其次，多數讀者不關心社會學書中的數據、分析、模型等，他們更多是看故事，越白描越好。銷量好的社會學書其實都是“跨界”書，寫法更輕盈，近似非虛構。

在岩波新書精選系列中，《過勞時代》《格差社會》這兩本社會學方面的書銷量最佳。楊曉燕表示，這體現出讀者的某種進步。她說：“今天的年輕讀者已不再關注《明朝那些事》等戲谑性曆史書，他們更喜歡看嚴肅的曆史書，但要寫得好看，即從一個小的切入點進入，延伸出嚴肅話題，這倒是目前确實存在的趨勢。”

“做出版就像礦工，不太關注大的風向，隻是埋頭挖掘好的題材、好的作者。”做社會學書，楊曉燕認為是一個意外——恰好遇到一批社會學家；恰好他們過去寫的多是學術作品，希望“出圈”；恰好讀者對這些題材感興趣。

“就算真有‘社會學熱’，也不會像當年‘經濟學熱’‘曆史熱’那麼火，能否大規模出版，要慎重。”楊曉燕表示，“如果我們做的這幾本書銷量都能超過5萬冊，别人因此跟風出版這類書的話，那時再說‘社會學熱’也不晚。現在說，我覺得有點太早了。”

社會學想熱，就去抓年輕讀者

“泛社會學的書貼近社會、貼近問題，易引起讀者共鳴，确實是目前出版界的一個熱點。但隻是非虛構的書熱，真正的學術書并不熱，而且這個熱度持續時間不會太長。”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社科分社編輯室主任劉隆進說。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剛推出黃宗智先生的“實踐社會科學與中國研究”三卷本，即《中國的新型小農經濟》《中國的新型非正規經濟》《中國的新型正義體系》。黃宗智先生是著名的社會學家，堅持“把論文寫在祖國大地上”，有較強的讀者基礎，此次首印為5000冊，在學術書中已屬難得。一般情況下，市場類書首印量為1萬冊起，很快會重印。

劉隆進表示，在學術出版中，目前最受讀者關注的是曆史學，最不受讀者關注的是文藝理論。社會學屬中等偏上，因為80後、90後，乃至00後，他們步入社會後，遇到了一些問題，希望通過閱讀尋找答案，帶動了相關書籍的熱銷。

以《豈不懷歸：三和青年調查》為例，它能熱銷，因為引起了年輕人的共鳴，即書中前言所說，一方面，三和青年群體最大程度地減低資本的擁有，打破了讓資本邏輯建構出來的一切必需品；另一方面，他們主動逃離了進入社會關系所獲得的安全感。契合了年輕人的焦慮，因為他們的生活中也存在類似困惑。

“不過，這種熱點是有限的，即使形成熱點，也難出現爆款書。在整個社會學出版中，這類書相對少，絕大部分還是學院派。不過，‘非虛構熱’也好，‘社會學熱’也好，都推動了社會學走向大衆，這對學科發展有好處。”劉隆進說。

劉隆進認為，想做一本暢銷的社會學書，必須圍繞年輕人的需求。他說：“中國社會正在轉型期，在各方面都存在着一些問題，而年輕人最敏感，他們是最直接的感受者。如果抓住他們關心的話題，書就會賣得特别好。至于學術性的書，隻能不溫不火。”

熱度一直有，可惜隻是話題熱

幾年前，資深出版人、金牌閱讀推廣人劉明清曾想推出一系列社會學圖書。一方面，他曾在中央民族大學工作，那裡是中國社會學研究的重鎮，資源有保障；另一方面，幾位社會學教授給他推薦了一些博士論文、碩士論文，題材好，且有紮實的田野調查，故事性強。

劉明清說：“不少優秀的社會學書就是根據博士論文改寫的，比如《蟻族》。”

遺憾的是，該出版計劃未能實現，否則“社會學熱”可能更早出現。除工作變動的原因外，讀者對社會學了解太少、市場前景不佳，也是放棄的一個原因。

讀者不關注社會學，因社會學科發展一波三折。1953年院系調整時，社會學被整個取消。費孝通先生被分流到中央民族大學，雷潔瓊先生被分流到北京政法學院（今中國政法大學），此外還有一批學者被分流到雲南大學。直到1980年，社會學複建，費孝通先生在南開大學開辦短訓班，請布勞、林南、伯格等著名學者講課，總共隻有43名學生，多是學哲學出身，後來他們成為教學主力。

“我上大學時，社會學還和民族學、人類學等放在一起。”劉明清認為，學科發展遇挫，使社會學的公衆影響力受限，提起社會學，很少有人能說出它是幹什麼的，把社會學議題誤會成熱點話題。比如“三農問題”“女權問題”“留守兒童問題”“職場PUA”等，其實都是社會學家最早提出來的。

劉明清說：“這些年來，一直存在着‘社會學熱’，隻是大家沒意識到，潘綏銘、陸學藝、李銀河、鄭也夫、于建嵘等社會學家的書，隻要出版，都是暢銷書。”

為什麼社會學議題易成熱點話題呢？因為它有兩大特征：

其一，問題導向，與現實的關系緊密。劉明清說：“社會學沒有太複雜的理論，費孝通先生是功能學派，但不論是《江村經濟》，還是‘蘇南模式’，都不是理論推導出來的，而是通過田野調查‘跑出來的’。社會學重點在發現問題、描述問題，如何解決它，則交給經濟學家、政治學家。”

其二，社會學是綜合學科，吸納各家所長。劉明清說：“比如《江村經濟》中，裡面有很多故事，好的社會學書甚至能當小說讀。社會學與經濟學、哲學等，甚至和文學，都有交叉。公衆比較容易接受。”

隻是讀者們接受了社會學話題，沒有接受社會學的方法和思想方式。

我力求客觀，但絕不冷漠

那麼，什麼是社會學的方法和思想方式呢？嚴飛認為，主要體現在兩方面：

其一，社會學具有理論視角，面對具體現象，不隻是白描，還要探索其中的決定性動因，找出其中的時代弊病，即在觀察的基礎上，進行理論反思；

其二，有嚴格的科學方法，一般來說，需寫清怎樣進入田野調查、詳細描述采用的方法、對比同一話題的前人著作等。

社會學天然帶有兩大特征：一是批判的利刃，要為公共政策提出建議；二是有強烈的現實關懷，更關注底層和弱勢群體，能主動沉下去。

所以說，“任何時代都具有這一時代特有的時代病症，而為時代切病問診的，正是不斷思考、不斷提出新的社會理論以穿透日常圖景，深刻理解人類社會發展的社會學家”。社會學既需要價值中立，又要有價值關懷，正如美國社會學家賴特·米爾斯的那句名言：“我力求客觀，但絕不冷漠。”

在接受書面采訪中，《豈不懷歸：三和青年調查》的作者之一、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發展戰略研究院研究員田豐表示：“社會學是一個涉及面非常寬闊的學科，所謂的視野在不同領域也是不一樣的。但總體而言，社會學讓讀者獲得的是針對一個現象的透徹、清晰、準确、中立的解讀，而不是帶有情緒和預設的價值判斷。”

嚴飛以一篇題為《遠程教育改變了這些孩子命運》的報道為例，所有受訪學生都表示受益甚多，成績明顯提升。可沒多久，又出現了另一篇報道，所有受訪學生都表示成績沒有提升，遠程教育并非向上發展的通道。兩篇報道，一個都是正面，一個都是反面，說明調查方法有問題，如能采取科學的随機抽樣方式，就不會出現這種“一邊倒”的情況。

不懂社會學，隻好看成功學

在社會學學生中，流傳着“隻有學習社會學，才可以幫助我們更好地去修補和彌合我們社會的裂痕、道德的滑坡、家庭的衰落、人與人之間信任的丢失，從而迎接一個更加有序美好的社會圖景”等慷慨激昂的話語。但在現實中，我國每年有大量一線調查的社會學著作出版，很少能走進大衆的閱讀視野，一般情況下，僅印刷1000—1500冊，在學術圈流通。

嚴飛說：“《豈不懷歸：三和青年調查》突然火起來，實在是太幸運了，項飚的《把自己作為方法》的市場反響也很好，可他對浙江村的研究，比如《跨越邊界的社區：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卻很少有讀者知道。”

一方面，中國社會已進入新的發展階段，需要社會學工具提供更多幫助；另一方面，公衆又對社會學高度無知。需求與供給之間的落差，隻好由成功學、職場攻略、辦公室兵法、美食之類書籍填補。

對于社會學的尴尬現狀，田豐的理解是：“（當下社會學）能做的東西太多了，主要的瓶頸在于三個方面：第一個是選題的限制，一些選題難以真正傳播開來；第二個是學科教育的僵化，隻會教學生寫論文，不知道引導學生研究真問題；第三個是研究導向的論文化，過度強調發表看似嚴謹卻缺乏現實價值的八股文，而不是生靈活現的研究成果。”

嚴飛則表示：“看《豈不懷歸：三和青年調查》序言時，我特别能理解作者的感受。”在序言中，作者們表示，類似研究缺乏經費支持，即使完成了，也沒有掌聲，隻能憑個人的學術熱情和關懷去做。

為什麼這類研究很難獲得經費呢？嚴飛猜測可能選題不夠“高大上”。如果是“城市治理現代化”“三治融合”等選題，申請研究經費可能更容易。

人人都可以成為社會學家

時代需要社會學，但田野調查、社會學統計等專業名詞，又讓普通人望而生畏。

對此，田豐表示：“田野調查講白了就是多跑多看多想，需要花時間去做知識的儲備和調研的準備。普通的讀者當然可以去做，但能不能發現田野調查裡有趣的故事和新穎的現象則是一個巨大的挑戰。田野調查最大的規範應該是不帶有任何價值預設和道德綁架，還原真實的社會，并且在調研過程中要充分保證被研究群體的利益不受侵害。”

嚴飛也認為，隻要學會方法、掌握思考方式，人人都可以成為社會學者，普通人完全可以通過閱讀或網絡課程去學習。

“從市場趨勢看，越混雜的學科，在出版中越容易取得成功，比如前幾年的‘博物學熱’，‘博物學’就是非常混雜的，包含了植物學、動物學、曆史、美術等。再比如‘文化學熱’，許多作者不好歸類，比如于丹、餘秋雨，就算是文化學者，他們的書也很熱銷。”劉明清認為，社會學的優勢在于它也很混雜，特别是與文學相關聯，不那麼抽象，容易吸引讀者。

劉明清表示，從市場看，現象級的暢銷書多是文學書，特别是兒童文學。與小說家比，兒童文學作家才是“真正的富豪”，隻是他們很少被媒體關注。盤點這些年來的百萬級銷量的長小說，絕大多數是文學書。

劉明清更看好“哲學熱”，一是哲學類書當年曾經熱過，已沉寂多年；二是哲學追問的是終極問題，能開解當下年輕人内心的迷茫。他說：“社會學關注的話題非常有針對性，出版難度小，我覺得‘社會學熱’會出現，但可能隻是小熱潮。”

來源：北京青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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