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開文學史,你會發現在俄羅斯這個天寒地凍的國家上空群星閃耀:列夫·托爾斯泰、高爾基、陀思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契科夫、果戈裡、萊蒙托夫、肖洛霍夫……這個名單還可以很長很長。我們随口就會吟誦出“人最寶貴的是生命,生命對每個人隻有一次”,或是“讓暴風雨來得更猛烈些吧”;提到偉大的文學作品,《戰争與和平》、《安娜·卡列尼娜》等必定上榜;電影中的主人公為了顯示思想度,常常誦讀《白癡》或是《罪與罰》。
我們不僅要問,這個戰鬥民族何以在文學上如此燦若星河?在冰天雪地中怎麼會盛産如此之多情感豐富的作品?
通俗俄語的創建俄羅斯文化的起點要追溯到1812年的衛國戰争。在俄國,貴族與農奴中間有着巨大的階級鴻溝,一場戰争使得貴族與農奴站在一條線上,大家同仇敵忾,并肩作戰。很多貴族改變了自己原有的想法,自然萌發了自由平等的思想。戰争之後,很多青年軍官主張進行政治改革,推翻農奴制,并為此進行了不懈的鬥争,雖然并沒有取得完全勝利,但在一定程度上推進了俄國的政治改革。
更重要的是1812年的衛國戰争,成為了俄羅斯貴族文化的一道分水嶺,使其擺脫了法國的文化殖民。在此之前,俄羅斯上流社會說法語,和法國開戰之後,貴族們開始忌諱法語,在孩子們的教育中适當加入俄語。當時的俄語口語與書面語差距很大,也缺乏固定的語法和拼寫方式,民族語言的創建成為了一件緊要的事情。
其中做出重大貢獻的就是詩人普希金,他把收集到的民間故事和民間詞彙運用到詩歌中,從而創造了一種民族語言。這種用通俗俄語創作的詩歌,不但貴族能看懂,農民也能看懂,這種語言将俄國社會各階層的人聯系了起來,就如同五四時期中國的白話文。
知識分子走向農民1861年,俄國終于廢除了農奴制。社會主流看法認為,俄國的未來發展要向歐洲學習,走自由化改革的路線,而農民是重點;俄羅斯的世界崛起仰仗于農民能否提升到公民的地位。農民問題成為各階層都在關注的問題,知識分子們想向農民靠攏,教育他們成為公民,把他們的文明程度提升到和自己一樣的水平。一方面,當時的知識分子對農民抱有很大的期待,他們相信自己可以改變農民,提升他們的地位,從而改變整個國家。另一方面,一些知識分子認為西方人為了追求物質,已經把靈魂賣給了魔鬼,而純樸的本國農民有更純潔的信仰,保留着本國的靈魂以及原生态鄉村中的美德。
因此,在這種思想的感召下,大批青年學生和知識分子都到農村去,到人民中去,他們宣揚要和農民一起生活,建設一個新的俄國,讓民族精神重生。比如說列夫·托爾斯泰出身貴族,年輕的時候吃喝嫖賭,輸掉過祖産,但他在道德追求上一直想做一個優秀的農場主,創辦農民子弟學校,無償把土地分給農民,解雇傭人,自己勞作,在農村尋找自己的幸福。雖然他的某些嘗試是失敗的,但這不妨礙他接近農民,理解他們的生活。
這種走到農民中的行為,使得知識分子有了更廣闊的寫作基礎,從而有機會創造出優秀作品。
對外來文化的吸收俄羅斯國土廣闊,民族衆多,具有多種文化。俄羅斯的很多作家們喜歡長途旅行,不用出國,在本國從東走到西都是一場漫長而豐富的經曆。一望無際的田地、廣袤的草原、寒冷的冰雪森林等等,給人以不同的體驗與感受。契科夫為了寫作,花費了将近三個月的時間達到薩哈林島,又在島上呆了三個多月,走遍了每個角落,研究當地苦役犯和移民的生存狀态,挨家挨戶進行調查。托爾斯泰曾在高加索軍隊中服役,陀思妥耶夫斯基也在中亞地區當過兵……這些經曆都化為他們寫作上的财富。
19世紀,随着對外擴張,俄羅斯的版圖擴張到亞洲草原,俄羅斯人開始把亞洲文化看成他們文化的一部分。一方面,俄國人認為西方人排斥他們,因此對西方價值觀的表達中帶着某種蔑視,強調自己野蠻的一面;在面對亞洲時,俄國人又自帶優越性,強調自己文明的一面。雖然在東西文明中,俄國人的心态不一樣,但不管藐視還是自負,他們都遊走在兩者之間,吸收了某些成分,而這成為他們文化的源泉。
正是因為這三個因素的存在,才能使俄國文學從19世紀開始熠熠發光,群星燦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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