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易斯拐點前後變化?來源:證券時報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中國經濟50人論壇學術委員會成員 蔡昉，現在小編就來說說關于劉易斯拐點前後變化?下面内容希望能幫助到你，我們來一起看看吧!

劉易斯拐點前後變化

來源:證券時報

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中國經濟50人論壇學術委員會成員 蔡昉

自從中國社會科學院調我到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工作，我就開始嘗試把人口轉變因素納入經濟增長的框架中，希冀由此能夠更全面地認識中國經濟。事實證明，這個視角使我獲益良多：面對2004年開始愈演愈烈的勞動力短缺，由于能夠結合人口結構變化趨勢，我得出中國經濟迎來劉易斯轉折點，因而人口紅利即将消失的判斷。在守護自己得出這個判斷的研究中，中國經濟五十人論壇提供了一個有益的平台，依托這個平台我能夠面對面向嚴肅的經濟學家同行表述自己的觀點和論據，并且在争論過程中，得以對這個判斷的認識不斷深化，進而得出一系列關于中國經濟可持續增長的觀點。

在我從事經濟研究的職業圈内，通常要與三類對象進行交流：一是經院派經濟學家的研讨，要大講假設、模型和數據，對此強調至極，有時會導緻對研究的真正問題和初始目标的偏離；二是接受财經記者的采訪，對方隻需要你的最與衆不同的觀點，注定要把前因後果、傳承取舍和推論過程統統省略掉；三是具有問題意識的經濟學家，注重分析過程，懂得來龍去脈，關注政策建議。中國經濟五十人論壇成員就是後一類經濟學家的代表性群體。

“需要走過多少路？”

後來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美國搖滾歌手鮑勃·迪倫，在其名為《答案在風中飄蕩》的歌中問道：需要走過多少路，一個人終能長大成熟？國家的發展也是一樣，總是要翻山越嶺、爬溝過坎，柳暗花明又一村。根據相關的曆史經驗，揭示出經濟社會發展有哪些關口是不能退避的，哪些轉折點必須跨越，以期引起社會的關注，對政策制訂也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通過諸如此類的研究，經濟學家常常會概括出一些關于發展階段的特定說法。在嘗試刻畫這些特征化事實的時候，也需要着眼于準确性和出于醒目的目的，抓住事物最關鍵的特征為其命名，如果能夠朗朗上口、便于記憶，則更佳。

也有一些人對這類概括不以為然，認為是一些研究者在造概念，甚至懷疑這類研究的動機，責備其嘩衆取寵。批評者中最極端的辯論方式，是不分青紅皂白把諸如此類的概念一概定性為“僞命題”。由于科學上講的僞命題或不真實的命題，是指一種判斷既不符合客觀事實，也不符合理論預期，因此，回應這些不同意見的方式，無疑是繼續進行經驗研究，以提供更多的證據。

此外，還有必要從更基礎的問題上進行一些讨論，即回答我們為什麼需要概念從而理論。概念作為思維體系中一個最基本的構築單位，是理論家把所觀察到的事物進行概括，最終抽象為理論的一個工具。因此，制造概念也是進行研究的一個必不可少的中間過程。經濟學家在形成相對成熟或成體系的理論之前，常常把現實中的觀察結果提煉為一些特征化事實（stylized facts），就是依據的這個道理。我們熟知的如羅斯托劃分經濟發展階段的傳統，其實并非在後來的文獻中消失，而是被一系列冠以特征化事實名稱的說法所替代。例如，庫茲涅茨“現代經濟增長特征”、“帕蘭特—普雷斯科特發展事實”、“卡爾多事實”、瓊斯和羅默“新卡爾多事實”，等等。

這裡舉的經濟學說史中的例子都顯示，如果提出的問題的确有意義，作為抛磚引玉以啟發更多同行參與讨論，概括這樣的特征化事實對學術的發展當然是有益無害的。至于嘩衆取寵之說，更是責之過甚了。我之所以要為研究中的這種現象辯護，還有如下兩個與個人有關的原因。

其一，中國經濟能夠在一個人的一生中，就經曆了完整的發展過程，即從低收入階段邁入中等收入階段，進而進入高收入階段，實乃經濟學家的幸運。再把眼光放遠放長的話，我們能夠借助經濟史文獻，加上個人的直接觀察，看到中華民族由盛至衰、再至盛的偉大複興。記錄和解說這樣的恢弘經濟發展曆史，揭示其一般規律，當然要盡可能使用抽象的方法和規範的語言。

另一個原因是因為我本人與相關的概念制造與流傳有關。例如，堪稱原創、争議最大、流傳最廣的概念是劉易斯轉折點；對區域協調發展有借鑒意義的原創概念梅佐喬諾陷阱；并非作為學術概念提出，卻有一定參考意義并為人們所記住的雷尼爾效應。此外，對于有助于在認識上鞭辟入裡、政策上未雨綢缪和宣傳上不胫而走的其他概念，我雖不是原創者，卻也撰文參加了相關的讨論。

不過，對理論價值和政策含義最有信心的，還是自己作為始作俑者并因之長期處于争論漩渦中心的兩個重要概念——劉易斯轉折點和人口紅利。中國經濟五十人論壇這個平台本身及其成員，無論贊成與否，始終以嚴肅的态度對待，并提供了發表的講壇和有益的評論。

田橫島縱論人口紅利

除了在體育鍛煉的時候，我通常是個喜靜不喜動的人，對離京出差總有不情願。不過，對于中國經濟五十人論壇拟于2007年7月份在青島舉行的田橫島論壇，我卻充滿了期待。原因卻和出差無關，也并非完全是由于論壇本身，而是我急切想親睹這個很早以來就耳熟能詳的田橫島。

上高中時，我自學繪畫卻沒有很多畫展可看，故位于北京新街口的徐悲鴻紀念館，便成為一個我觀摩學習的聖地。從那時直至近些年仍時有造訪。真要感謝什麼人，在那個時候竟然保持該紀念館的開放。而且，不記得是從什麼時候開始，該館便陳列着大型曆史油畫《田橫五百士》。

這幅畫描繪的是“亡國”貴族田橫與其僅餘五百人的部衆告别場景，随後他本人在被招降途中自刎，保全了不向劉邦稱臣的聲名，而他的五百士聽到消息後則集體自盡，算是給他盡忠陪了葬。無論把這幅作品理解成對威武不能屈的禮贊，還是對愚忠的宣揚，終究會觸動青少年的英雄情結。特别是成年後，我對于以藝術形象凝結曆史瞬間的體裁情有獨鐘，且對徐悲鴻以《田橫五百士》為代表的油畫作品，以及像《愚公移山》這樣體現素描功力的中國畫，較之以奔馬為代表的寫意水墨更為偏愛。愛屋及烏，雖然此前我并不知道真有一個田橫島所在，也可以說早就心向往之。

2007年7月28日舉辦的田橫島論壇，可以說是我的第一個機會，能夠向經濟學家同行系統講解自己關于劉易斯轉折點和人口紅利消失的觀點。那一年早些時候，作為中國社會科學院建院30周年的紀念活動，我就該題目做了一個講座，講完後便匆忙回到當時的挂職單位——南水北調中線幹線建設管理局，暫時把這事抛諸腦後。

孰知這次講座的内容被記者大肆炒作，一時造成“滿街盡說蔡中郎”的局面。當我注意到的時候，發現這輪炒作不僅依據的都是被記者簡化甚至斷章取義的觀點，而且許多報導和評論都以自己的好惡判斷來曲解我的本意，結果造成一種錢玄同與劉半農式的雙簧效果。當年這兩位新文化運動的提倡者，苦于找不到論戰對手，遂自導自演了雙簧戲，把反方扮演得邏輯混亂、洋相百出。我當時幾乎就是被記者塑造成這樣的角色。

恰是因為處在這樣一個尴尬的境地，我十分珍惜在田橫島與自己的經濟學同行面對面交流的機會。記得在田橫島的讨論中，每個主旨發言人都獲得了足夠充分展示經驗證據的時間，讨論者提出的問題也全然不是那種不可證僞式的，避免了小兒辯日般的無奈。或者在現場可以即時回應，或者把問題如數照收，自認為最終都得到了經驗的檢驗和合理的回答。

判斷劉易斯轉折點

早在20世紀80年代，在我尚不能熟練閱讀英文文獻的時候，就開始借助介紹性文章和翻譯文獻，密切關注劉易斯的二元經濟發展理論。而且，随着對中國農業勞動力轉移過程的研究愈益深入，發現這個被西方主流經濟學所忽略的理論，對于理解中國的經濟發展頗有助益。反過來，中國經濟發展的實踐填補了該理論在經驗上的不足之處，實際上幫助了這一理論流派的重生。例如，劉易斯本人自始至終沒有說清楚，為什麼剩餘勞動力不能像新古典理論所預期的那樣在勞動力市場上出清。而實際上，中國特有的戶籍制度，恰恰起到這種阻礙市場出清的作用。

在2003年之前，對于中國的民工潮現象，我與經濟學家同行們在認識上就有分歧。那個時候，人們已經不再把農民工看作是盲流，相反，有一些經濟學家認為沿海地區外向型企業和勞動密集性産業的發展，壓低了農民工的工資，因而把利潤拱手讓給了跨國公司。而我堅持認為這是消化剩餘勞動力的過程，同時發揮了比較優勢，是值得拍手稱贊的發展模式。而2004年突然發生的民工荒現象，一下子把争論的問題轉了個方向，同時讓我自己的認識有了進一步的深化。

對于媒體大肆渲染的珠江三角洲地區民工荒，我做出的第一反應是攜團隊進行實地調查，确認了這個現象是實際發生的。接下來，我把勞動力市場的這個真實的變化，與宏觀數據顯示的勞動年齡人口增速放慢的趨勢進行比照，發現民工荒現象不是周期性的，不是結構性的，也不是暫時性的，而是經濟發展階段和人口轉變階段相交織的必然結果。接下來，我便得出了這個此後多年争論不休的結論：中國經濟已經迎來了劉易斯轉折點。

1979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阿瑟·劉易斯把發展中國家經濟劃分為兩個性質不同的部門，其中農業的特點是積澱了大量過剩勞動力，因此該部門的勞動邊際生産力極其低下，從相對意義上說，遠遠低于非農産業，而從絕對意義上說，則為零或負數。這樣，伴随着資本的積累，工業部門在擴張的過程中，便能夠以不變的工資獲得源源不斷的勞動力供給，一直到勞動力被吸納殆盡。這整個過程就是所謂的二元經濟發展。

這個簡單的模型很好地解釋了中國改革開放期間經濟發展的特有現象，如轉移勞動力工資的低廉和長期不變、勞動密集型産品的比較優勢和國際競争力，以及超高速經濟增長等。我也是一直循着這個思路去觀察中國經濟發展的。熟悉這一理論的國内外經濟學家，認為我的研究貢獻是把人口轉變過程與二元經濟發展結合在一起進行分析。

盡管長期以來，我像大多數同行一樣，并沒有想到有一天，勞動力真的會出現短缺，由于我的研究具有人口視角，觀察到了勞動年齡人口從高速增長到減速，再到負增長，以及人口撫養比從顯著下降、到達谷底及至迅速提高的變化趨勢，因而可以一下子抓住問題的實質，及時指出勞動力無限供給特征變化的轉折點。

劉易斯轉折點這個概念，并非我的獨創，而是劉易斯二元經濟理論邏輯中内含的。準确地說，在劉易斯那裡，二元經濟發展先後要經曆兩個轉折點，第一個轉折點以農業的勞動邊際生産力超過零點為标志，現實表現卻不是勞動力的絕對不足，而是需要提高工資才能保持勞動力的供給；第二個轉折點以農業與非農産業的勞動邊際生産力均等化為标志，二元經濟結構從而勞動力無限供給特征就此消失。

不過，隻有對中國的二元經濟發展曆程有着全方位把握，同時對相關文獻有足夠深刻的理解，才能最終超越從文本到文本讨論問題的藩籬。我發現，對于中國經濟真正具有政策含義的是第一個轉折點；而死摳勞動邊際生産力趨于相等這樣的教條，并不能清晰地抓住并揭示政策含義所在，從經驗的角度也很難進行實證檢驗。

總體而言，國内許多經濟學家對二元經濟理論的了解是粗淺的，此前也從未有人關注過劉易斯提出的轉折點。在國際上，長期以來經濟學界也已經把劉易斯的理論置于相當邊緣的地位，而劉易斯轉折點這個概念，僅在不那麼主流的讨論中偶爾出現過。而且，國外熟悉二元經濟理論的學者，過于關注第二個轉折點，并且對中國統計中的農業勞動力數據特點缺乏了解，因此，一些參與讨論的學者，不可避免地走進通過估算勞動邊際生産力回答轉折點是否到來的死胡同。

聊以敝帚自珍的是，我确實獨自做出了中國經濟到達這個轉折點的判斷，并且在一片反駁和批評之中堅持己見，做了大量的研究檢驗并捍衛自己的觀點。不過，除了在面對面的讨論中常常不得不回應别人的質疑之外，在這場長達數年的筆墨官司中，我沒有采取針鋒相對的方式直接辯論，而是自始至終自說自話般地進行闡述。原因主要有兩點。

首先，絕大多數批評者依據的隻是媒體的報道，幾乎沒有人讀過我在學術刊物發表的論文，且批判性的意見通常也隻是一般媒體上的非學術議論，因而無從進行正面交鋒。而且我發現，中國的人口學家整體而言完全不關心經濟發展，也缺乏必要的經濟學訓練，而經濟學家長久以來并不關心人口問題，如今雖然不乏獵奇之心，通常也不得要領，因此，辯論并不能建立在相互認同的學理和經驗基礎上進行。

其次，我的觀點被政府主管部門視為對政策認同有不利影響，甚至有一段時間，每逢媒體報道我的一個觀點，某些部門的領導或者發言人就要出來澄清一番。在極端的情況下，我的這些純粹學術性和政策性的觀點，也被人引申出無中生有的含義，因此保持一定程度的低姿态，也算是對自己的一種必要保護。

通過閱讀相關領域的文獻，以及與合作者一起做大量的經驗檢驗，參與這個學術和政策争論，我一方面深感加爾布雷思所說的“傳統觀念”惰性之強大，另一方面也越來越确信自己做出的這一判斷的正确性，愈加感到讓人們關注此事的必要性，以及推動政府做出政策反應的緊迫性。

有趣的是，如同前些年人們因諸多的誤解而批評我的觀點一樣，近年來許多人聲稱贊成我的觀點，同樣伴随着不少的過度解讀。其實，在這個問題上我所做出的努力和想要說明的事情，從邏輯主線上說，既無關人口生育政策的讨論，也不是為重視或不重視就業的政策提供證明，主要在于論證經濟發展階段必然發生的變化，可以說為新常态的判斷鋪設了經驗背景，從而有助于人們從供給側認識經濟增長減速的原因。

高山流水有知音

在作為少數派的時候，也有經濟學家以自己的敏感性、判斷力、紮實研究和傳播力，給我以聲援，如北京大學的黃益平和斯坦福大學的羅斯高兩位教授。哥倫比亞大學教授芬德利（Ronaldo Findlay）也主動寫信，認為我觀察到的中國人口變化趨勢，對世界經濟格局将産生極大的颠覆性影響。最值得說一說的是幾位德高望重的經濟學家，最早給予劉易斯轉折點到來這個判斷以高度重視，盡管并非全都贊同這個判斷。

吳敬琏教授較早注意到這一研究，并于2007年邀我到其主持的國際經濟學會（IEA）圓桌會議上講一講。或許是我未能完全清晰地表達自己的重點和政策含義，也或許是評論人受主流經濟學固有模式束縛，而抓不住中國問題的針對性，康乃爾大學教授考希克·巴蘇（其實他的經濟學思想是相當反主流的），竟以為我警示勞動力短缺和工資上漲是渲染政策的成就，故而十分客氣地大講他之所以更喜歡對政策持批評态度的研究，是因為由此得出的結論更有助于政策的改進。

這個理解與我的原意真是大相徑庭，這個善意的批評更是南其轅而北其轍。不過，吳敬琏老師卻是以其一貫的敏感性，抓住了諸如劉易斯轉折點等判斷的要義，不僅在許多場合推薦這個觀點，更是明确地以此作為論據，強調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和提高全要素生産率的緊迫性。

曾任職日本一橋經濟研究所的南亮進教授，20世紀60年代以研究日本經濟轉折點著稱，其所讨論的問題就是現在所稱的劉易斯轉折點。他在80年代初也開始關注中國經濟，90年代曾在中國留日學者的介紹下與我見過面。當他注意到我關于劉易斯轉折點的研究後，再次主動聯系見面交流。

為了促成我赴日為他所擔任會長的中國經濟研究會年會作報告，他特意讓位于東京的亞洲開發銀行研究院（ADBI）出面，邀請我到該院訪問。後來我才知道，他讓ADBI出面是為了對方可以付我一筆演講費，并安排舒适一點的酒店。ADBI不負重托，邀請了各國多位參會人與我讨論，以緻在研讨會上形成我孤軍奮戰、舌戰群儒的熱烈氣氛。

随後的幾年裡，我們一起在中國和日本成功組織了多次研讨會，安排了相關的成果出版。有意思的是，南亮進教授始終沒有同意我的觀點。在我看來，他過于堅守農業和非農産業的勞動邊際生産力趨于相等這個教條，加上對中國統計數據把握不夠準确，與馬欣欣一起做了一個計量分析，認為中國遠未達到轉折點。

針對這個對立面，我援引關于兩個劉易斯轉折點的說法，認為第一個轉折點的到來，即農業勞動的邊際生産力不再為零時，對于經濟發展更具有階段性轉變的意義。在東京的一場讨論中，在會議間歇他的一個學生悄悄對我說，我們幾個人一起讨論過，覺得蔡教授您說的是對的。

道理越辯越明。南亮進教授的熱心讨論幫助我進一步澄清了一些認識，而由我的研究引起的這場争論，也激勵南亮進教授把自己的實際退休年齡延遲了若幹年。當我們争論告一段落，專著也出版之後，他便徹底離開了學術研究，以八十多歲的高齡遍遊世界，一心一意去爬山了。

已故斯坦福大學教授青木昌彥也曾非常關注我的研究。在我參加一個在日本京都舉行的研讨會之後，他安排我到東京的若幹場合演講，包括又一場在ADBI的講座。此後，我們分别在斯坦福大學校園裡、我在研究所和院裡的辦公室，以及一些會議的場合繼續争論，并且通過大量的郵件交流。

在交流中，我深感青木教授的嚴謹和執着。他去世之前在郵件中和見面時，反複追問我：中國農業勞動力比重是否降到了20%，認為從國際比較的角度（他的參照系是日本和韓國），這個轉折點十分有意義。我告訴他，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的農業勞動力比重仍然高達30%左右，可我自己的估計顯示，這個指标實際上已經降到了20%。

青木教授去世後，許多中國經濟學家撰文回顧他對經濟學的貢獻，以及對中國經濟的關注。雖然我并沒有寫這樣的文章，卻真心認為他給我留下了有益的課題。這話要從2010年在北京召開的第十六屆世界經濟學家大會說起。當時，青木教授作為世界經濟學家協會的卸任主席，做了一個著名的主席演講。由于演講主題恰是我一直思考的問題，可以說，很少有人比我更關注這篇演講，更懂得其深邃的内涵。

在這個演講中，青木教授根據東亞的經驗把經濟發展區分為五個階段：M階段即馬爾薩斯貧困陷阱、G階段即政府主導發展的階段、K階段即庫茲涅茨過程、H階段即基于人力資本的發展階段，以及PD階段即後人口轉變階段。我曾向他建議把K階段稱作L階段即劉易斯二元經濟發展階段，他起初同意了，并且在一些場合真地這樣說過。可後來或許是經過深入思考，他再次回到K階段的說法，不再提L階段。

根據自己所關注和研究問題的邏輯，我越來越理解為什麼青木強調庫茲涅茨而“忽略”劉易斯，因為他所強調的是經濟發展中的庫茲涅茨過程，即遵循生産率提高的方向實現産業結構變化。當我告訴他中國的農業勞動力轉移已經趨于減速，返鄉人數有可能超過進城人數時，他不無擔憂地說：那豈不會出現逆庫茲涅茨過程？後來，我果然發現這一擔憂大有成為事實的趨勢。揭示與之相關的道理，提醒決策部門用改革的辦法避免這一不利後果，算是對青木昌彥教授的最好紀念。

我進行了一項估算，在改革開放時期，勞動力從低生産率部門向高生産率部門轉移創造了資源重新配置效率，并對1978-2015年期間勞動生産率的提高，做出了高達44%的貢獻。在超大型城市對外來人口實施大規模清退之際，我警示這種政策造成逆庫茲涅茨過程的極大危險性，即生産率提高過程的逆向變化。那樣的話，則會使經濟增長動力向生産率驅動的轉變受阻。

誘緻性研究興趣

日本經濟學家關志雄曾經對我說：劉易斯轉折點（人口紅利）這個說法夠你“吃”十年。十來年過去了，我的确不再願意總是把這些概念挂在嘴邊。然而，由這場争論誘緻的深入研究，除了在關于中國如何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等方面得以繼續，還促使我對流行的新古典增長理論進行反思。雖說不奢望找到一個如霍金所說的“萬物理論”（the theory of everything），但我一直期冀能夠有一個分析框架，把相互聯系着的經濟發展過程之間的認識樊籬拆除，把理論與曆史及現實之間的鴻溝填平。

我在普雷斯科特和青木昌彥工作的基礎上，嘗試将時間上繼起和空間上并存的經濟增長，劃分為四個類型或階段，分别為馬爾薩斯貧困陷阱（M類型增長）、劉易斯二元經濟發展（L類型增長）、劉易斯轉折點（T類型增長）和索洛新古典增長（S類型增長）。其中，L類型增長是從中國經濟自2004年開始所經曆的發展階段概括而來，恰是我一直以來所研究的對象。如果為其确定一個時間區段的話，應該起始于劉易斯第一個轉折點，結束于劉易斯第二個轉折點。

研究經濟史和思考發展經濟學文獻，讓我始終覺得，在對經濟發展階段或形态做出上述劃分之後，仍然存在一個缺失的環節，導緻分析中可能出現邏輯鍊條的斷裂。通過梳理經濟增長理論和經濟史文獻，拼接一些經濟史研究的經驗發現，我論證道，各國經濟史上都經曆過積累大規模農業剩餘勞動力，從而形成二元經濟結構的過程。

事實上，以往不少研究者（雖然并非全是經濟學家）或明或隐地對此進行過描述。由于是格爾茨（Clifford Geertz）在分析印度尼西亞農業時，最先用内卷化概括這個現象，我遂稱之為“格爾茨内卷化”經濟發展階段（G類型增長）。至此，從人類經濟史這五個發展階段或形态出發，可以把東西方各國的長期經濟發展做出統一和典型的概括，因而在邏輯上更為完整無缺，在經驗上更加豐富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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