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是東漢獻帝劉協的年号，從國計民生的角度看，那是個不值得慶幸的亂世。而在那個動蕩的年代，文學界則誕生了一個重要的概念，後世一般稱之為“建安風骨”。李白高吟“蓬萊文章建安骨”，陳子昂亦感慨“漢魏風骨，晉宋莫傳”。

建安風骨的魅力經久不衰，直到今天還蕩着繞梁三日而不絕的回響。

在這個世間，有一些無法抵達的地方，無法靠近理解的人，無法完成的事情，無法修複的憾事，

建安時期的作品真實地反映了現實的動亂和人民的苦難，抒發建功立業的理想和積極進取的精神。同時也流露出人生短暫、壯志難酬的悲涼幽怨，意境宏大，筆調朗暢，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征和個性特征，其雄健深沉、慷慨悲涼的藝術風格，文學史上稱之為“建安風骨”或“漢魏風骨”。 漢末建安時期文壇巨匠“三曹”（曹操、曹丕、曹植）、“七子”（孔融、陳琳、王粲、徐幹、阮瑀、應玚、劉桢）和女詩人蔡琰繼承了漢樂府民歌的現實主義傳統，普遍采用五言形式，以風骨遒勁而著稱，并具有慷慨悲涼的陽剛之氣，形成了文學史上“建安風骨”的獨特風格，被後人尊為典範。

• 今天我們就一起走近那個時代

回顧那個遙遠的年代，不是因為那個時代多麼好。而是對那個時代的思索和悲憫感懷

建安風骨也稱漢魏風骨，是漢魏之際的文學風格，具有慷慨悲涼、雄健深沉等特點。

一、建安風骨概況

“風骨”最早見于漢魏時期的人物品評，“風”偏重于評價人的精神面貌，“骨”側重于描述人的儀态形體。“建安風骨”也即在當時的社會背景下，名士集中或直接，或間接通過作品表現出的時代風貌。

建安風骨的典型代表是三曹七子，三曹指曹操、曹丕、曹植父子，他們不僅是當時的政治領袖，在文學方面也頗有建樹，在他們周圍簇擁着邺下文人集團。七子即建安七子，最早見于曹丕《典論·論文》，他們是王粲、陳琳、阮瑀、徐乾、應玚、劉桢、孔融。他們的作品大緻代表了建安時期三曹之外的文學成就。

二、建安風骨的意蘊

1.對政治理想的慷慨悲歌

東漢末期，政治長期處在混亂黑暗當中。東漢皇帝早夭，沒有實權，深宮婦人及其家族的手伸向朝堂，導緻了外戚幹政。比如東漢順帝十一歲就繼位，其皇後梁氏一族聲勢大顯。皇後兄長梁冀專權，勢焰滔天，被稱為“跋扈将軍”。

後來漢桓帝策動五位宦官将梁氏趕盡殺絕，不僅沒能肅清朝政，反而使宦官權傾朝野，進入了宦官專政的時代。漢靈帝時十常侍亂政，何進掌權，你方唱罷我登場，不得不說東漢高層政治就是一場無意義的黑暗循環。他們賣官鬻爵，橫行霸道。

在這樣“世積亂離，風衰俗怨”的時期，百姓苦不堪言，多次爆發起義。壯志滿襟的讀書人與士大夫，陷入了無盡的虛妄。一方面他們從小深受儒家精神熏染，希望能匡扶漢室，維護正統；另一方面他們的抗争觸動了宦官階層的利益，引發“黨锢之禍”，飽嘗辛酸。孔融曾與宦官的對立者李膺、張儉交往，事情敗露後被朝廷抓捕，孔融抵死不從；王粲的曾祖王龔，終其一生與宦官搏鬥。

深厚的儒家入世精神，卻不許他們異化為肮髒的官僚傳聲筒，他們渴望天下有道的政治理想依舊高揚。如曹植“捐軀赴國難，視死忽如歸”，曹操“慨當以慷”，陳琳“立德垂功名”，可謂亂世中一曲慷慨悲歌。

山不厭高，水不厭深。周公吐哺，天下歸心 ——曹操

而高遠的理想屢屢受挫，也讓他們把同情的目光轉向了水深火熱的普通百姓，他們作品中高揚的現實主義精神，成為了政治理想實現的另一途徑。曹操“白骨露於野，千裡無雞鳴”被譽為漢末實錄，王粲也記載過“路有饑婦人，抱子棄草間”的凄慘現實。

2.濃郁的悲劇色彩

除了黑暗政治帶來的精神壓迫，漢末瘟疫肆虐，張仲景記載“其死亡者，三分有二，傷寒十居其七。” 建安二十二年，位于首都邺城的徐幹、應玚、陳琳、劉祯都感染時疫去世。這一年的暮春初夏，随曹操伐吳的王粲返回邺城，途中染上疫疾離世。

士人們崇高的理性難以實現，還要時刻憂慮會不會被誣賴而身陷囹圄，即便不參與政治，其生命安全也難以得到保障。他們的生命安全遭受威脅，精神家園面臨崩塌，悲涼之情油然而生。曹植“君懷良不開，賤妾當何以”以思婦的口吻表現了内心的苦悶，曹操“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歎生命的短促。

孔融受到司徒楊賜的征召，成為司徒掾屬。當時暗暗察訪官僚中的貪污之人，準備予以貶谪罷免，孔融檢舉的多為宦官的親族。朝中尚書害怕得罪宦官，于是召孔融等司徒屬官诘問斥責，孔融陳述宦官子弟的罪惡，毫不隐諱。

極度壓抑的另一面，是及時行樂思想以及縱情放達的個性的發展。占據知識分子精神世界多年的儒家思想，已經無法繼續充當他們的精神寄托，他們投向了道家哲學。既然企盼天下有道已是無望，就不如通向内心世界，活得灑脫些。

一方面，是及時行樂的思想。現實生活中的挫敗，會讓人特别渴望感官刺激，來确定自己的存在。建安文學的創作者，有許多關于宴遊享樂的描繪，劉勰在《文心雕龍》評價為“憐風月，狎池苑”。然而，享樂并非最終目的，隻是一種臨時的逃避，曹植《名都篇》在描寫了京洛少年奢華自在的遊戲放縱後，感歎“白日西南馳，光景不可攀”。隐藏在錦繡堆砌後，對不得不虛度年華的悔恨，才是他們心底更深處的聲音。

秋風蕭瑟天氣涼，草木搖落露為霜，群燕辭歸鹄南翔 ——曹丕《燕歌行二首·其一》

他們用狂傲的行動标榜個性，展示自己的特立獨行，比如王粲生前喜歡聽驢叫，他去世後，曹丕就讓大家學驢叫給他聽。個性也展現在文學創作的自覺中。建安文學，千人千面，比如曹操古直悲涼，曹丕便娟婉約，劉桢奇崛清剛……他們在絕望中左突右沖，終于幻化作一棵棵參天大樹，構築成建安時代的文學之林。

• 建安七子之後的竹林七賢

魏晉時期天下動亂，民不聊生，官場黑暗腐敗，奢侈之風盛行。痛苦的現實世界是一些有識之人看透了官場，他們不願做官，甯願隐居山林，與青山綠水為伴。超脫塵世的羁絆。其中的代表人物就是嵇康，阮籍，向秀，劉伶，阮鹹，山濤，王戎這七個人。他們經常在山陰的一片竹林裡喝酒，彈唱，下棋，聊天，超然物外，風雅之氣很濃。因此被稱作“竹林七賢”竹林七賢是魏晉的精神領袖。

建安七子與竹林七賢文學作品的差異在于目的性截然不同 。 建安七子的作品多以社會和他人為觀照對象, 是為社會的文學 ;竹林七賢的作品則多以個體和自我為觀照對象, 是為個人的文學。

引言：建安七子和竹林七賢同為魏晉文學中的代表作家, 但由于所處的具體政治背景、 作家個人價值取向等等多方面的原因 , 使他們的文學作品在目的性上也表現出很大的差異。 本文通過對作品内容差異的初步探讨, 論證兩個文學集團的作品 , 一為為社會和他人的文學, 一為為個體和自我的文學。

一、建安七子的作品多以社會和他人為觀照對象, 是為社會的文學。（補昂揚。一昂揚，一壓抑，不同的社會背景造成。以及具體體現。）

建安七子分别為：孔融、陳琳、王粲、徐幹、阮瑀、應玚、劉桢，他們生活在漢末亂世, 那是個群雄輩出的時代。每個人都有着奉獻、追求、成功的機會。加之 “七子” 們又基本圍繞在最有實權的曹操周圍, 沒有個人安危的顧忌 , 因此, 他們的社會責任感和使命感就可以充分地體現出來。他們積極主動地為社會的利益奔波勞頓。體現在文學方面 , 便是為社會而創作, 把積極入世、幹預時政、反映民生疾苦等作為創作主題。

例如建安七子中年齡最大、 威望最高的孔融 , 在獻帝都許以後 , 被征為将作大将、 遷少府。 這一時期, 他寫了很多政論文, 對朝政發表看法。此外, 孔融又經常以書信的形式向朝廷薦舉人才 , 以《薦彌衡表》代表。出于對漢室的忠心 , 孔融對曹操的“雄詐漸著” (《後漢書·孔融傳》)便不能容忍 , 唯恐曹操奪了漢室的江山 , 因此在《與曹公書》、《與曹公論禁酒》 等文章中 , 矛頭直指曹操, 引起曹操不滿, 最終被害。 可以說, 孔融是用鮮血和生命寫出了他為社會為他人的千古文章。

“七子” 中的另外 6 位在盡自己的社會責任時,不像孔融那樣以幹預時政為目的, 而是主要反映社會亂離、民生疾苦 , 抒發自己積極入世、渴望建功立業的情懷。

如“七子之冠冕”王粲在建安七子中的文學成就最高。他在17 歲時因董卓之亂離開西京, 遠赴荊州避難。 在路上, 深切地感受了人民的苦難 , 并在《七哀詩》中把這種感受真切地表現出來。“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概括了戰亂後生靈塗炭的慘像；“路有饑婦人”六句，具體地描寫一位饑婦人拋棄親生骨肉的場面，揭露了戰亂給人民帶來的災難。

再如陳琳 《飲馬長城窟行》假托秦代築長城之事，描寫繁重的徭役給廣大人民帶來的痛苦和災難，頗具現實意義。全篇以對話的方式寫成，語言質樸，感情深摯，格調蒼勁而悲涼。

由此可見，反映社會亂離民生疾苦, 是建安文學的主要内容, 同時也是 “七子” 文學創作的普遍主題，體現着 “七子” 對社會的深切關注與對民生的深切同情，是“建安風骨”的具體體現。可以說 , “七子” 的文學是為社會、 為他人而存在的文學。

二、竹林七賢的作品則多以個體和自我為觀照對象, 是為個人的文學。（補：壓抑）

正始時期的詩人，政治理想落潮，普遍出現危機感和幻滅感。詩歌多抒寫個人憂憤,如籍詩“頗多感慨之詞”（鐘嵘《詩品》）和“憂生之嗟”（李善《文選注》），嵇康詩亦“多抒感憤”（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由于正始玄風的影響，詩歌逐漸與玄理結合，由建安時的慷慨悲壯變為詞旨淵永、寄托遙深。

竹林七賢分别為嵇康、阮籍、山濤、向秀、劉伶、王戎及阮鹹，他們的作品是正始之音的集中體現。

較之 “ 七子” , “七賢” 的社會責任感似乎顯得很蒼白, 但并不是他們的初心。如 “七賢” 中最放浪形骸的阮籍 , 便“本有濟世志” (《晉書·阮籍傳》)。 但這種英雄濟世的豪情壯志, 卻很快被殘酷的現實澆滅了。為了保身的本能要求 , 他們将社會理想和社會責任感深深埋藏在心裡。像阮籍這樣追求形全, 借酒偷生, 正是七賢避世的表現。他們出仕做官 , 或是出于一時的雅興, 或是出于逼迫 , 或是出于貧賤無奈 , 即使做官也以明哲保身為主 。

因此, 與 “七子” 的文學創作不同, “七賢”在文學作品中雖基本上繼承了建安文學的精神，但由于當時的血腥統治，作家不能直抒胸臆，所以不得不采用比興、象征、神話等手法，隐晦曲折地表達自己的思想感情。很少明顯涉及現實社會中的風風雨雨或他人的不幸。主要表現自我命運及由此産生的内心感受。

在作品中, 他們不像 “七子” 那樣不必經過憂生這一層面 , 而直接表現壯志難酬的痛苦與憂傷。“七賢”生命随時受到威脅，作品中充滿憂生之嗟。

如阮籍的《詠懷詩》82首，絕大多數都是寫自己在亂世中的命運和感受。詩中遷逝之悲、禍福無常之感觸目皆是，體現了作者孤獨苦悶、憂憤深廣的情懷。詩中多用悲哀、凄怆、涕下、咨嗟、辛酸、蹉跎、憂傷、憤懑、怨尤、悲悼等詞語，詩風隐約曲折，“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厥旨淵放，歸趣難求”（鐘嵘《詩品》）

在七賢中, 最為人推崇的嵇康。對于時人而言, 嵇康是風度氣質的典範而非舍身救世的英雄。在作品中, 嵇康雖然不像阮籍那樣較多地表現“憂生” 情緒 , 卻很在意 “養生” 。詩作以表現其追求自然、高蹈獨立、厭棄功名富貴的人生觀為主要内容，多寫鄙棄世俗、回歸自然、高蹈隐逸之志，風格清峻剛直。而在他的代表作 《與山巨源絕交書》 中 , 他以七不堪、 二甚不可表現自己的個性 , 并将這種個性與社會責任和官階職位對立起來。

王戎、 山濤、 阮鹹的作品雖不見記載 , 但是他們的為人處事卻都是不求社會功業 , 隻重個人利益。在魏晉那樣的亂朝, 很多政治家、 文學家被害 , 王戎卻活到了 72 歲、 山濤活到了 79 歲 , 都以壽終。可謂深谙養生之道。

綜之 , “七子” 與 “七賢” 雖然對魏晉文學都做出了巨大貢獻, 但二者在文學作品方面的差異卻不容忽視。 對此加以研究 , 更加深刻地理解這兩個文學集團在作品的思想内容和藝術特色方面的差異 , 從而對那個時代的文學有一個較為全面的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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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一曲高天上流雲

高天上流雲，有晴也有陰

地面上人群，有合也有分

南來北往，論什麼遠和近《高天上流雲》簡譜

一條道兒你和我，都是同路人

莫道風塵苦，獨木難成林

一人栽下一棵苗，沙漠也能披綠蔭

莫怨人情冷，将心來比心

一人添上一根柴，頑石也能煉成金

高天上流雲，落地化甘霖

催開花兒千萬朵，人間處處春

千家萬戶敬老又扶幼，

講的是一片愛，家家享天倫

莫道風塵苦，獨木難成林

一人栽下一棵苗，沙漠也能披綠蔭

莫怨人情冷，将心來比心

一人添上一根柴，頑石也能煉成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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