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寫作的異同?作者：潘凱雄我和永新是大學同窗他是我們班從一畢業就一頭紮在一個位置上不曾挪過窩的那一小拔，我呢？雖挪過幾次地兒，但大抵也都是遊走于文學與文字之間做編輯，與永新算是同行，因此我們有不少共同的作家朋友但這種關系不時令我感到“無顔”：當我在與一些作家朋友的聊天中不經意地說起自己與永新是大學同窗時，他們大都睜大眼睛充滿懷疑地吐出三個字：“真的嗎？”這樣的 “質疑”多了後，我也由此“自覺而自卑”地開始回避這種同窗關系最近，永新的《一個人的文學史》在上海文藝出版社得以修訂後新版，滬上的部分同窗以自己獨特的方式為此搞了個“新書發布”，我當時無法脫身前往，就隻能以這則文字聊作彌補了，我來為大家科普一下關于文學寫作的異同?以下内容希望對你有幫助!

文學寫作的異同

作者：潘凱雄

我和永新是大學同窗。他是我們班從一畢業就一頭紮在一個位置上不曾挪過窩的那一小拔，我呢？雖挪過幾次地兒，但大抵也都是遊走于文學與文字之間做編輯，與永新算是同行，因此我們有不少共同的作家朋友。但這種關系不時令我感到“無顔”：當我在與一些作家朋友的聊天中不經意地說起自己與永新是大學同窗時，他們大都睜大眼睛充滿懷疑地吐出三個字：“真的嗎？”這樣的 “質疑”多了後，我也由此“自覺而自卑”地開始回避這種同窗關系。最近，永新的《一個人的文學史》在上海文藝出版社得以修訂後新版，滬上的部分同窗以自己獨特的方式為此搞了個“新書發布”，我當時無法脫身前往，就隻能以這則文字聊作彌補了。

印象中，永新這部《一個人的文學史》的初版差不多是十來年前了，當時似乎隻是一冊，收錄的都是他與一些作家的通信、短信及他個人的部分微博。當時讀此書，不僅對永新有了一些新的認識，真不曾想到這個看上去大大咧咧的“顔值男”竟然還有這等細心與用心，而且也喚醒了我自己的一些記憶，因而打心眼裡認為這是一部很有意思也很有價值且他人無法複制的獨特之書，但的确完全沒有從“文學史”的角度來打量，并以為所謂“一個人的文學史”之命名不過隻是出版商用以博取讀者眼球的一個噱頭而已。

新版《一個人的文學史》增加了永新的一些評論文字和發言稿，卒讀下來，确有了些新的心得：一是更顯其厚重，當然這肯定不是指形式規模上的“厚”和“重”，而是說内容與内涵上的分量與紮實；二是這書名還真不是一個噱頭，盡管永新對此謙稱為所謂“‘一個人的文學史’的含義就是一個人在文學史裡前行、成長和變化”，此言固然不錯，但其意義還真不止于此，從學理上講，這“一個人的文學史”雖不是那種嚴格的編年史、斷代史或專題史，但的确就是永新“一個人”的“野史”，更有着不同于一般文學史的獨特價值與存在理由。

一般來說，無論是編年、斷代還是專題的文學史，大都是由後人依據留存下來的史料進行歸納取舍和研究判斷的結果，這樣的史著其長處一是因其著述者與被研究的對象之間一般都沒有或甚少直接接觸，因而受個人情感羁絆的因素不多乃至全然沒有；二是所研究的對象經過時光之河的淘洗，可謂已經經過了一次曆史的過濾。但不可否認的是：世間萬物的一個普遍規律往往是其長處的另一面則常常就是它的短闆之所在，文學史的寫作亦不例外：與研究對象的間離意味着其研究所倚仗的材料均為二手，而經過曆史過濾的另一面則必然是那曾經的過濾就一定對嗎？如果對此不持有一定的質疑，就無法理解所謂“遺珠之憾”之說。也正是在這些個意義上，見出了永新《一個人的文學史》不可替代的獨特價值。

《一個人的文學史》最顯著的特點就在于著述者的親曆性與在場感，也正是這個顯著特點保證了史料的真實與鮮活。書中至少收錄了永新與近80位作家和評論家的通信或電郵，其内容大都是圍繞着某一部具體作品或某一位作家而展開，交流的話題也大都是作品的所長所短，用或不用，再具體一點則是長該如何張揚短又當如何彌補，這些作品中的大部分随後都見諸于永新供職的《收獲》雜志；剩下的則或為其他文學期刊所錄用，或就此“壽終正寝”。而在《收獲》上首發的那些部作品中的許多今天都是研究所謂“新時期”文學時所不可或缺的重要文本，構成了“新時期文學”燦爛星空中一顆顆閃爍的明星。這些個通信或電郵單篇看涉及到的是一部作品的誕生記，串起來則是一段文學史的形成及流變。從發生學的意義上看，這樣一種誕生與流變過程的原始記錄往往是一般文學史研究者所無法獲取的。舉個例子吧，無論是讀者還是研究者，大約都很難想象那個在作品中頗有些“痞氣”的王朔居然還會一本正經地和編輯讨論自己作品的修改，比如他為人們熟知的《頑主》交稿時的作品名本為《五花肉》，但永新認為“不好”，王朔想來想去幹脆一下子列出“《毛毛蟲》《頑主》《小人》《三‘T’公司》”四個作品名交永新，并直言“要不這樣吧，你看着給起個名字，托付你了。謝侬謝侬”，由此，在王朔的作品名錄上就多了部《頑主》而少了部《五花肉》。諸如此類的細節顯然會被文學史忽略或省略，殊不知一些經典或傑作的最終呈現恰是在這些個細節中完成的，而有些個細節往往就是常言“一步之遙”中的那個“遙”！

如果将上述親曆性與在場感串連起來，那麼它的意義就絕不止于一部經典或傑作的最終呈現，同時也是一段時代特色與風采的形象寫真。《一個人的文學史》中所收入的通信或電郵其時間大緻起于上世紀80年代上半期，終于本世紀之初的五六年，在這長達20餘年的跨度中，反複呈現的場景就是作家與編輯間頻繁的互動，而互動的主題大都是圍繞着作家作品的如何進一步打磨。坦率地說，1980年代的永新還夠不上“名編”，而當時與之讨論的作家無論老中青，皆沒有因為面對的隻是一個“乳臭未幹”的青年編輯而流露出不屑，而青年編輯也不會因為自己的生澀而顧及成名作家的臉面而縮頭縮腦，雙方都是平等而率真地圍繞着作品進行争論，誰能說服誰就聽誰的。由此再進一步悉心觀察也可以發現，随着時間的往後推移，通信的話題和語感都在發生細微的變化。細微末節中透出的是一個時代的風采以及時代的遷移變化。這些細緻入微的時代脈搏我相信如果不是親曆者或在場者未必能夠敏銳地感受得到，而恰恰又很可能是這些時代脈搏的變化、哪怕是細微的變化在影響着整個文學的走向。

《一個人的文學史》或許更像一個人的“文學檔案”，但這些充滿親曆性與在場感的珍貴檔案串連起來不就構成了一段文學史的基本“食材”嗎？在學院派眼中，這或許僅僅隻是“食材”而已，還缺少配料沒有烹饪，其實并不盡然。在《一個人的文學史》中，不僅隻有通信，還有部分信件後的“評注”、有永新的部分微博、有下冊中集中收錄的永新的短文及發言，這些都完全可以視為串連起那些“文學檔案”的繩索，而且絕對是“一個人”的，恰是這“一個人”其實也是我十分看重的該書獨特價值之所在。現在市面上的多種文學史絕大部分都是集體寫作的結果，而且基本上形成了一種定勢，無非就是重要作家設單章、次重要作家設單節，再次一級作家設合節。這樣的結構更像作家與作品的另一種“辭典”，“史”的要素主要隻是表現為時間的先後，而 “史”的發生發展及演變的成因規律等“史”的隐密既不多見，也欠深入。如果硬要将兩者相比較，我其實更看重這“一個人”的“史”，這或許不無偏激之嫌，也隻是一種個人好惡，但既然是“史”，在“形”之外更重要的還應在其“神”。在這個意義上說，永新的這部《一個人的文學史》自是說不上神形兼備，但至少是 “形”真 “神”特，這就很不容易了。（潘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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